——兼谈“有教无类”的哲学思想
本文不受繁文缛节所限，以思想对话、文化思辨为基础，直击人类最为关注的各类基本问题、生存样貌、发展取向、逻辑路径。
许凌：
客观是接受真实，真善美的第1位是真，求真才能客观。全面是避免偏狭浅显。发展是避免形而上学。
知识只体现于真实，仅仅是客观，有知识并不一定达到全面、发展。
在知识体系之上，认知体系体现着全面，不同的内心世界构造起不同的认知体系，在客观基础上的全面的认知体系，能从更高层面上更真实的体现现实世界。认知体系的缺陷，靠知识体系无法弥补。
文化程度不行，好像还是没有说清楚。总之一句话，知识体系与认识体系不是一回事儿，国内许多“公知”们毛病出在认知体系上。
语境之外：
你在最后一段谈到“文化程度”。这个词语太重要了！文化程度，是一个人同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文化热土相融为一的程度，以及这个文化同世界各国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程度。
在我看来，你所说的客观、求真、发展等问题，以及知识体系、认知体系通过社会实践交错、演进——构造于人们内心世界的问题，都要看这个人的内心——同文化母国相融为一的程度，以及文化母国同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程度。
相融为一是说，人可以通过无数种工作、事物、科学实践、市场运作、生产生活，把他的身心、人格（价值精神）、行为能力、后天禀赋与文化知性，同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联系一起，同自己国家的制度文化、社会体制耦合一起。
和谐共处是说，一国的传统文化，和他们/它们（个人、企业、社团、国家的统称）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通过资源配置而同世界各国互通往来、互利互惠、相互类属，结构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状况。
质言之：一个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为真，一个与其文化母国相融为一的人为善，一个凭借其文化母国提供的社会支撑，在文化精神上而同世界各国互通往来、互利互惠、相互类属的人为美。
倘若上述问题解决不好，人者不真，真者不善，善者不美。同样，脱离了真善美上述文化内涵的人（尤指国内意识形态的炒作者），其口中的“全面”就成为避免偏狭的逻辑借口，口中的“发展”就成为声讨教条的政治理由。其结果，下至君子/小人/无赖/智者，上至精英/大咖，统统流于个人机巧和表面文章，说一套、做一套。暗流中夹杂着官本位、厚黑学、权利意识、金钱文化。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变革实践，成为带有市场引导性、政策规范性、制度安排性、法律强制性、金融疏导性、资源储备性、社会监督性、社会征信性的社会性事物。唯其如此，自我才能从这个利益输送渠道中逐渐觉醒；个人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儿做；社会自组织才会围绕这个利益输送链，针对不同的事物、问题与需要逐步地壮大起来；国家/政府/研究机构/民间团体才能在维护这个利益输送链、保障人民福祉和安全的各种需要，建构相应组织，赋予相应机能，拓展必要领域，投入必要资本；处在这一生命类群中的类群个体（此时不再是孤立无助的意识个体），才能通过维护其类群整体有效运转的社会架构、信息网络、物流系统、操作平台、金融体系、危机预判、风险评估和全球产业链，变得愈发成熟、愈发自觉；他们/它们作为市场载体的资源配置及社会整合功能，才能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变得愈发灵动、愈发完整，他们/它们作为文化主体发展壮大的需要，才能在谋取市场结构地位的实践文化中变得愈发智慧、愈发前瞻。
好在，我们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乏有大批的管理者、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系统架构师、知识工作者和各类能工巧匠，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担当者。他们才是百年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复兴重寻出场路径的文化脊梁！
没有他们，知识体系就不能通过技术应用、产品开发、社会消费激活市场；就无法把其间蕴涵的物质信息和能转化到各向同性的生产生活及相关领域；传统文化就不能在这个市场流转和社会整合中升华凝聚；他们/它们民族国家/生命类群——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就无法拥有捍卫国家利益、谋取自身稳固市场结构地位、释放人类生命伟力的社会能量 。
同理，一个人倘若不是以这些方面做支撑、为后盾，他所掌握的知识技术、他所架构的认知体系、他所具有的社会能力、他所凸显的人格魅力、他所绽放都个人才华，统统成为无处所用、无人可识、无域可展、无类可归、无心所养的异类。
这个时候，现实和未来对他已成虚无。强者空有一身能力，思者空有一番抱负、智者空有一腔理想。主观和客观不能社会对位，主体同客体不能生命耦合，思维和存在无法社会接轨，历史和逻辑仅仅流于语言。
这时人们关注的事物，探求的真相，追逐的目的，早已被侠义的心性、权利的熏陶、金钱的诱惑所累。一旦这些元素让人性变得扭曲、放纵、乖张，他所掌握的知识，他所拥有的社会能量，他所启动的自然机理，他所把控的权利意识，就会成为蹂躏他者、侵害同类的帮凶。
靳春宁：
大疫当前，各国应对五花八门，科学家没有共识吗？不是这样的，在科学上，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科学家能做的，就是针对问题，用客观、理性给出最优方案。如何在不伤害金融资本的情况下，控制疫情？一种答案。如何在不损害选举利益的情况下，控制疫情？又一种答案。如何在避免股崩的情况下，控制疫情？又一种答案。如何在XXXX条件下，控制疫情？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群体免疫，就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理性结果。脱离了意识形态，理性、客观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把钟南山与英国瓦朗斯对调，我相信，终南山也会冒天下大不违，提出群体免疫，并且强烈建议放弃没有生存价值的老年人。因为他的元首或者雇主，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不伤害金融资本的情况下，尽快结束疫情？他用理性只能推演出这个方案。而瓦朗斯也会坚决建议党中央，立即封锁武汉，八方支援，合力围歼。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和在英国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科学家只是为出题者解决问题的人。
语境之外：
瞧，你给科学家（知识的运用者）附加了这么多条件，提出这么多必须针对的问题，它说明什么？
它说明科学家对知识的运用，受制于他对科学知识的生命领悟，同时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社会制约。但，最终把所有不确定因素整合起来的，是价值的对等，良心的安宁，持续的发展，与生命的和谐。从这个意义讲，可以解读为“科学无国界”。
说到金融、股市、权力、意识形态等，就更须慎之又慎。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社会的制度文化及运行体制，关乎他们社会对各类物质信息和能吸收/整合的能力，属于凸显其文化类群内在生命张力的方面。从这个意义看，科学家和他们对知识的开发与运用，在功能构造上又是“社会有归属”的。
科学无国界，说的是科学发展具有瞄准现实、预设未来的指向性与前瞻性。社会有归属，说的是科学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母国，以及它同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相融的状况。
具体说，科学无国界即是科学家（在这种相融状况中）对科学知识有教无类地传播、培训，也是在具体的实践文化中对他们生命维度的全面拓展、价值伸张。一旦某国与世界各国的相融状况出了问题，他们有教无类地知识传导、（核心）技术转让就会相应终止，它的市场结构地位便会相对降低；把个人生命寄宿其中的类群个体——他们/它们的生存空间就受挤压，文化心性就被扭曲；他们/它们生命类群的生产生活就会运行不畅。因为，从本体上说，它妨碍了人们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
故此，今天看待“有教无类”，它所包含的文化深意，是要求人们在参与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人类一旦违背这个类属原则，就会遭受命运的蹂躏、灾难的天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