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机器的合体之路,可以走多久?

段伟文 原创 | 2021-05-11 18:1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焦点关注
关键字:人机合体 

 

 

1968年,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写道:我们的技术文明,是一个既系统化又脆弱的世界。但不无吊诡的是,这种脆弱的文明一直呈现出某种指数增长趋势,人们甚至开始相信,借助科技的力量可以成为某种超人类或者后人类物种。进入21世纪以来,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等会聚技术日新月异,加之大数据、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热潮,让人觉得奇点真的就要临近。据说,奇点临近的鼓吹者库兹韦尔每天都要吃一大把多种维生素,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赶上人类永生的头班车。


不论人类是否真的会从现在的肉身存在阶段过渡到下一个更强大的生命体阶段,所有相关的构想与争议的前提是,科技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嵌入到人体之中。换言之,人与科技的合体正在使我们所处的科技时代呈现出人类深度科技化的态势,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技术使人类肢体与感官能力实现人工增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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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转眼镜到“第三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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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类增强,很容易想起二郎神和孙悟空,他们一个长出了第三只眼,另一个火眼金睛。在神话故事和影视作品里,从哪吒、金刚葫芦娃到超人、蝙蝠侠和机械战警,人们一再表达了超越人类的愿望。那怎么获得这种超能力呢?对于那些既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不是用莲藕和莲花摆出来的凡夫俗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下手。当然,在对自己的身体直接下手之前,人们早就开始通过服用各种天然或炼制的药物提升自己的能力,从各种致幻剂到确保有毒的丹药,无数浪子权贵前赴后继,心甘情愿地做了医药和化学的活体实验品。

 

对自己的身体下手,首先要敢于拿自己来做实验。1897年,美国心理学家斯特拉顿曾经做过一个视觉空间定向实验,后来被称作斯特拉顿实验(Stratton’s experiment)。在实验中,斯特拉顿将自己当作试验对象,就是所谓的被试。他用东西蒙住自己的左眼,右眼则戴上倒视逆转眼镜。在这种安装了棱镜的特殊的眼镜中,物体原来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倒立和左右反转的像再次发生了反转,变成与原物一样的正立的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上下颠倒、左右反转的,不仅与原来的视觉经验产生严重冲突,而且通过听觉判断的声源方向也总是与视觉看到的声源方向正好相反。经过了8天练习之后,他的视觉才逐渐跟听觉、触觉和运动感知相协调。到21天的时候,基本适应了这种反转的空间关系,也行动自如了。而他取掉反转眼镜后,又花了一段时间才重新适应正常的视觉空间环境。

 

通过拿自己做实验,人们就可以探索身体的机理和功能,而迈出这一步之后,用技术改造人的身体、增强人的能力,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多年来,出生于塞浦路斯的澳大利亚表演艺术家史特拉克(Stelarc),一直通过改造身体的表演展示用技术实现人类增强的无限可能。早在1980年代,他就以早稻田大学研制的机械臂为原型,请人在他的右臂上半永久性地安装了第三只手,公开展示了三只手一起写字之类的人机协同表演。面对网络时代的来临,这位以极端表演著称的艺术家忽发奇想,希望在手臂上植入第三只耳朵,将他的感官连接到互联网。为此,他花了10年时间,才找到同意这个超人类身体改造方案的外科医生。不论这类尝试是否成功,在这些前卫的思想和行动背后的主题曲非常清楚,那就是:人类可以将自身作为技术试验的对象,不断突破技术与人类的界限,使技术从人所使用的外在工具,转变成嵌入身体之中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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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向披靡的解放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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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哈贝马斯和福山等人文学者为代表的生物保守派主张,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本性,应对人类增强技术有所限制。但他们所面对的深度科技化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生物技术还是神经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数字与信息技术,它们不断地揭示生命奥秘的目标绝不是编纂一部亚里士多德式的人体百科全书。当所有关于生命过程的数据通过技术呈现出来的时候,有关生物技术和神经科学是应该仅仅用于治疗还是也可以用于增强的争议,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兵棋推演。如果说传统技术主要是向大自然学习和模仿大自然的话,科技时代的技术则日益与科学互为前提与条件,两者相互融合并在整个社会拓展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而这种技术化科学正在成为联结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桥梁,呈现出用技术再造生命的蓝图。

 

于史特拉克等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者来说,不论是人的身体还是人类物种并不具有某种绝对的本性。从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可以看到,人们一直在通过技术的运用重新定义自己。就像我们的拇指,苏东坡在西湖边欣赏王弗奏琴之时,大概不会想到今人刷微信的场景。在库兹韦尔之类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看来,人的身体在生物学上是不足的。因此,不论是将身体当作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实验的对象,不再仅仅意味着探究正常的生物机制和功能,而是发现身体的局限性和探寻用技术重新定义人类的可行性。直白的讲,人类增强首先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人的身体也好,自然本性也罢,从原初开始就是过时的。实际上,与其说是技术导致了人一生下来就是“过时的人”和拥有“过时的身体”的命运,不如说人的自然本性的不断变化与生成,恰恰是由人类的意识所不断强化的宿命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的意义在于不断被重新定义。

 

同时,技术自由主义者也从人是“他自己、他的身体和精神的唯一支配者”的密尔式的顽固立场出发,主张人的自主权利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增强技术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既可以是否定性的,也可以将其作为拓展个人发展潜力的可能性,而这可视为自由社会应该赋予给每个人的权利和能力。由此,在了解某种增强技术带来的益处和与之相伴的风险或副作用的情况下,个人可以自愿选择用技术增强身体和能力,并接受相应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技术自由主义者在原则上也会指出,如果这一选择涉及影响第三方利益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应对其加以必要的规制。

 

但对于那些新技术的狂热追逐者而言,科技附体不仅是本世纪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而且反对者对技术的副作用与伦理问题的顾虑似乎都是小题大做。本世纪之初,扫地机器人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罗德尼.布鲁克斯曾经预言:尽管我们在过去50年中一直都要依靠机器,但我们要在新千年的第一个阶段,让机器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科学作家、技术自由主义者罗纳德.贝利(Ronald Bailey)则直言不讳地讲,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努力摆脱生物的束缚更加自然的了。

 

在《解放生物学》一书中,贝利颇为笃定的指出:毋庸置疑,21世纪将在理解人体机制和发展生物技术方面取得空前的进步,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可以期待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各种科幻小说中的场景会在不遥远的将来实现: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跃增20到40年,各种药物和疗法将用于增强身体和记忆,人们会思考得越来越快,孩子将拥有更强的免疫系统、聪明得无以复加,人类的永生也会向我们招手。让他颇不以为然的是,那些生物技术的反对者却在组织各种政治运动,旨在限制科学研究,禁止各种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让公民无法获得生物技术革命的成果,尤其是生物伦理学家们所主张的家长式的监管武断地剥夺了新技术赋予公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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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机器将如何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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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命运的主宰,人类一直在寻求与各种强大的“他者”融为一体,从萨满崇拜到人工智能,而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谋求与之融为一体的“他者”。自科技将其探究的的目光投向人自身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生命的过程被视为某种机制,人类自我也随之成为人肉机器。在完成了这个存在论的格式塔转换之后,“自我”与“机器”彼此界限消弭和难分彼此,而人通过自我定义演化为非人,似乎就成为某种命定的趋势了。

 

面对人类与科技合体的趋势,当然应该展开相应的价值反思和伦理的审度。但在此之前,不妨了解一下技术自由主义、后人类主义以及超人类主义等支持这一趋势的理由。以贝利为例,他之所以赞赏技术自由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的自然状态本身对人类的生存所持的其实是一种冷漠的态度,从自然灾害到人的衰老,天地万物对人类的生存与幸福其实毫不关心。面对这种冷漠,个人应该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自由地最大化自己的选择,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依赖。同时,有些人可能不想参与增强性的改善和对永生的追求,另一些人则会担心人人长寿的未来可能出现糟糕的社会后果,无论如何,他们也可以主动做出自己的选择。

 

不难看到,人类增强的支持者的基本出发点要么是总体性的人类进化选择,要么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自主选择。由于其前提是将人与机器、人与人分离开来思考,而且相关的讨论也多为概观性的而很少涉及具体的场景。因此,面对人肉机器应该如何生长这一问题,可以更多地从其所在的社会情境和具体应用场景切入。

 

首先,鉴于人类增强技术的开放性与多义性,而且很多技术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相关的伦理讨论应该以营造伦理商谈的基础为前提,才能使之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据此,可以将神创论与进化论、治疗与增强等基于立场的议题放在一边,转而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寻求展开价值对话与达成伦理共识的可能。一方面,应该坚持所有人都会支持的不伤害原则,即人类增强技术不应该伤害到其所介入的人。另一方面,应从权利与责任的反思平衡出发,寻求人类增强技术应用的公正之道,在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同时使其与他人的可比权益形成必要的均衡。

 

其次,应该走出抽象的伦理争论,进入到具体场景中寻求技术应用的实践智慧。例如,将来可以通过大脑植入物帮助人不用上任何外语课就能学会非母语语言。也许,你对于不需要学习过程而学会某种技能这种好事儿倍感兴奋,但你是否想过,通过信息存储让人拥有记忆这一过程本身,会不会在增强记忆力的同时,损害到你的学习能力。又如,有些神经增强技术可以帮助人们主动遗忘某些不愿意记住的经历。但当某人不再能够回忆起他或她所经历的事情时,是不是也削弱了从记忆中获得道德教训的能力。例如,对受到伤害的人而言,抹去某些痛苦的经历,会不会使其失去了学会宽容与谅解的机会。而对那些伤害到他人的人来讲,特定记忆的擦除无疑也不利于其从自身的恶行中产生悔过自新的体验。还有,如果将来人类的记忆主要依赖植入大脑中的数字记忆体,是不是意味着对精神隐私的削弱。比方说,因为偶然的原因你成为某个暴力犯罪场景的唯一见证者,尽管增强技术可以删除这些记忆,但在这个案件得到侦破和审判之前,你是否有义务保留这些让你心惊肉跳的恐怖记忆?

 

最后,其实我们也用不着急着寻求答案,很多问题的解决可以留待未来。正如超人类主义哲学家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所言,我们作为人而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是什么而未感到幸福,而是因为我们想变得更好。展望人肉机器的未来之路,将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正如人类过往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在不断地用技术重新定义自身的同时,也在更新他们的价值观和智慧。

个人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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