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他应邀参加习近平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
在一群苍颜白发的“老同志”中间，当时不到40岁的他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位。
“总书记讲得非常好，问题看得很透。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解决现实问题。我记了满满一大本。”当日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研究者，他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也不无担忧。他希望有一轮新的思想解放，为行动者们松绑，让他们不再畏首畏尾，而能从实际出发，大胆革新，锐意进取。
他也对社会各个族群之间的激烈冲撞颇为不安，他希望各界能有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凝聚共识，让社会走向和解与和谐。
当很多人在向往金融机构千万年薪的时候，管清友却毅然放弃国内知名券商的高管职位，同时拒绝了众多实业机构的高价邀请，成为一名创业者。跟之前的研究生涯相比，如今的他既要当设计师，又要当工程师，既要当研究者，又要当领导者，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但是，虽有波折起伏，他仍享受创业带来的痛快与自由。
他没有为新生的创业公司确立紧迫的商业目标，因为他的真正理想是创办一所大学。他甚至在朋友圈里描述了这所大学理想的样子：“春暖花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独立自由，无问西东。”
6月6日下午，正和岛《新政商》对管清友进行了专访。他纵论天下的热忱背后是务实分析的冷静。对于中美关系，在很多人依然怀抱过于乐观的幻想之时，他却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都在甩开WTO打贸易战，这是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结构的重大调整，是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的调整，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6月15日，白宫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迅速启动反制措施。管再度提醒，“（中国）国内政策需要因这种变化迅速做出调整，出台一揽子应对和改革举措，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调整心态、苦练内功”。
访谈：陈为叶正新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强人时代来临，“新对抗”不可避免
问：最近“特金会”受到全世界关注，朝鲜会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开放吗？对中国经济来说，机会在哪里？
管清友：从中美朝三方的角度讲，朝鲜确实有可能走向改革开放，对朝鲜来说，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也挺好，接下来无非是满足两个条件：跟美国要一个安全承诺，跟中国、韩国要一点经济支持。
朝鲜一旦改革开放，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的理由就不充分，至于是否不可逆转地走向开放，目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朝鲜开放对东北亚局势的改变，将是巨大的。
其实这给中国也提供一个契机，你不用再把朝鲜当成负资产，因为这些年很多人觉得，朝鲜是我们的“战略屏障”、“缓冲带”，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什么缓冲不缓冲这个东西。一旦朝鲜和中国大陆有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我们其实对他的影响会更大。当一个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你和他有经济往来的话，你对他的影响肯定越来越大。我们和朝鲜，之前主要是因为有援助，这种关系其实很脆弱，他可能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现在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攀升侵蚀了很多产业的生存空间，相当一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朝鲜去，朝鲜有2000多万人口，帮助他们发展，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朝鲜内部讲，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应该支持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金正恩和前两代领导人不一样，留过洋，没有那么多包袱。
问：中美贸易战似乎余波未平，未来“新冷战”发生的概率有多高？如果真的进入新冷战时代，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管清友： “新冷战”已经开始了。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就在发生深刻变化。
实际上，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误判了特朗普，觉得这人不着调，房地产商出身，还有绯闻。美国金融界也不喜欢他，结果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得到了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实践证明，特朗普几乎让美国重新从全球主义开始走向孤立主义。
回顾历史，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非常有生命力。“二战”以前，美国也是孤立主义，只不过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才慢慢进入全球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美国最后发现，自己付出的成本太高，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巴以冲突问题，还要维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而且国际上还天天骂它，本国大量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空心化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搞金融、科技，我们应该搞生产，但美国后来发现，现在中国这些国家除了能干中低端产业，也开始搞高科技，做高端装备。美国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中国占了便宜。所以，中美现在的局势变了。
过去四十年，中国抓住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
1．中美联合抗苏时期
1977年文革结束，中美联合对抗苏联是中国第一个重大的战略缝隙期。我们国内经过痛苦反思，开始走改革开放的路子，美国当时看中国终于变成“正常国家”，觉得中国经济市场化挺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
2．90年代全球化
转折点在于什么呢？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人欢呼“民主的胜利”。对中国来讲压力也大，因为美国不再需要你了。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继续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进，其实是让美国放心了。所以今天看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美国其实没有改变对华策略，整体上中美关系还不错。
3．加入WTO之后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一上任，就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开始出问题。小布什真的想遏制中国，因为他的父亲老布什当过美国驻华代表处的主任，非常了解中国。
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反恐，中国也支持它反恐，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喘息机会。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这个场景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奥巴马总统刚接任，先应对金融危机，没有精力顾中国的事，后来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开始搞TPP政策，这个政策也被称为“ABC”——Anyone-But-China ，踢开中国搞国际贸易，它觉得中国占了便宜，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好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风格不一样，奥巴马是律师出身，习惯按规则办事，中国人最喜欢这种人。我们跟他讲“和平崛起”，讲“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忽悠”了美国十几年。
但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总之，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不可调和，就看我们如何避开美国的锋芒，艺术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冲突。
中美之间不能随便打打杀杀，如果两个大国真打起来，后果很可怕。现在贸易摩擦是其中一个表现，未来可能会蔓延到汇率以及非经济领域，都比较棘手。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这其实是一种“新冷战”的开始。
活跃的经济需要更活跃的“社会空气”
问：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遏制，还是中国内部的因素？
管清友：内外因素都有，而且都很重要。外部的冲击很多时候不可控，内部看我们如何推进新一轮改革，去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过去40年，我们一直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在外需这块停滞不前，甚至下滑，那就逼着你必须启动内需。目前整体上，内需还没完全启动起来，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僵化管制依然太多，而且管制的规则不明确。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媒体等“软产业”领域。我们在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但目前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企业成本仍然很高。我们2015年提出降成本，但目前看几块主要成本都在上行，尤其是原材料成本、交通成本和融资成本。
第三，居民保障还是不够。社保体系亟待完善，现在老百姓不敢花钱，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第四，规范监管不够完善。想真正启动内需，监管必须阳光化、规范化。最基本的，老百姓在这儿喝茶、在这儿吃饭，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对中国来讲，从注重外需的重商主义转向注重内需的改革主义，未来必须经历一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脱胎换骨。像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未来几十年不能继续对外高度依存，必须学会依靠内部的力量，依靠所谓的自我循环。那样，即使外国对我们关上国门，我们也不怕了。
问：新一轮的改革成效，你觉得达到预期了吗？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领域。
管清友：还没有完全达到。
总体上，改革还是要学习当年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人们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空间。意识形态的管理要注意方式，否则会影响到改革的效率。
现在社会情况确实越来越复杂了，声音越来越多。管理部门要注意合理的应对，不要一味的封杀和打击，也要宣扬正能量，否则会影响到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信心。我们讲政治正确，不能光讲约束，不讲激发和释放潜能。
问：你跟地方政府接触比较多，从实际观察的角度看，这些政府对企业家的服务比之以前有改善吗？
管清友：文件是一方面，实际执行是另一方面。过去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很多地方是“门好进、脸好看，不办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相对活跃的社会空气，这个解决之后下面就好办了。
90年代那个环境，为什么大家都很有干劲？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容错机制，官员相对比较宽容。现在过分强调行为约束，其实会对经济建设有影响，我和一些学者也聊过这个问题。新的时代，新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改革是大家一起探索、尝试出来的，需要顶层设计和底层实验结合起来。
问：后续中央可能还会推出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你最期待哪个方面的突破？
管清友：我个人比较关注两块。
第一，行业管制要进一步放松，甚至取消。比如医疗、教育资源需求无限大，供给却如此短缺，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中国这么多人看病，这么多人需求优质教育资源，怎么就提供不了？肯定是现有的行业管理模式不合理，需要换一套体系，换一套思路来管。
第二，资本市场改革要进一步加速。现在我们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大量的企业都去香港上市，不在大陆上市？因为港交所比我们改革先行一步。未来的改革两个方面，一是吐故，该退市的就退市，只进不出市场不可能健康。二是纳新，我们的注册制一推再推，必须提高效率。
雄安应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
问：之前你在文章里曾写过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目前还有一些老板把企业卖了去炒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管清友：宏观政策相对宽松，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会追逐收益更高的产业。辛辛苦苦做一年制造业，还不如买两套房子，我为什么做制造业？光有情怀不现实，本质上还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所以这才要降杠杆、去泡沫。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房子的需求一直很大，但你不能让大家都去炒房子，不搞科研，不搞制造业了。政府真正应该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实现“居者有其所”，政府解决不了“居住有其屋”。从世界范围看，高房价问题从来没有理想状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子。
问：像海南这些炒房的热土，未来会怎么发展？当年海南搞特区，最后经济也没有搞起来。
管清友：从区域的角度来讲，确实要避免区域发展房地产化。关于海南未来，中央给它的定位是自由贸易港，你不能全盖成房子，结果大家都去买房，整个岛变成一片候鸟型的地区，冬天人多，夏天没人，这不行，还得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
问：现在几个重点规划的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从发展潜力来讲，你最看好哪一块？
管清友：粤港澳、长三角，我都挺看好。京津冀区域，我比较看好雄安新区，雄安如果先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些问题解决，把它打造成一个研发中心，我觉得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很多人觉得雄安需要产业链布局，需要像深圳、浦东那样有经济腹地支撑，其实错了。如果雄安成为一个研发中心，类似于日本筑波那样的科学城，你想白洋淀旁边，这么美丽的地方，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交通设施，我都愿意去。
研发中心不需要经济腹地，这个地方就做上游的技术开发，完全可行。这就规避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经济腹地不深的瓶颈。
另外我一直主张，新三板从北京迁到雄安，在雄安新区设立中国大陆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按照全球最高、最新的标准建立，用增量的形式，规避我们现在注册制推不动、改革很复杂的问题。
问：这两年很多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你很早研究“经济新常态”，预计6%左右的增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管清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现在面临一定的调整，既有短期的周期性问题，也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人畏首畏尾，心理预期已经不稳了。其实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的地区差距这么大，差距就是潜力。
你看高铁一通，中部城市崛起。大规模的高铁投入，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城市格局，内陆城市一定会崛起。但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高铁既是聚集器，也是抽水机。比如原来大家觉得，京津两地通了高铁，天津会更厉害，结果没想到，北京把天津的资源都吸过来了。
实际上，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比如河南搞“郑汴一体化”，即郑州、开封一体化，结果一体化没搞起来，资源都跑郑州去了。未来天津会更麻烦，资源全部在北京。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现在抢人？那些比你强的城市都在抢人，你再不抢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地区差距，2017年人均GDP只有8836美元，还有那么多管制领域，其实潜力还很大。我对中国长期发展是很有信心的。
市场化程度高了就要弱化产业政策
问：前几天，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产业政策无效性”的观点，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管清友：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同。当一个国家市场主体越来越成熟，产业政策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主体发育很不完善，政府就是比市场聪明，产业政策当然管用。现在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很多领域，企业要比政府聪明，这时候就应该弱化产业政策。
现在做新能源汽车，政府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大把的钱砸给企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算补贴，也应该补贴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买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要补贴企业？因为补贴企业最方便，补贴企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我们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做低效的补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大量的新兴公司、投资机构投入，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发育非常成熟了，政府不需要过多的去规划和补贴，市场已经很聪明，政府需要的是做好监管，避免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政府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你是去服务，而不是去规划、去指导。政府真正应该鼓励什么？基础研发，让更多人去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政府做产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多多向市场学习，向市场请教，因为市场已经跑在了前面。
问：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管清友：中等收入的陷阱不在于经济，关键是社会各阶层能否达成和解。
拉美就是前车之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冲突，政治民粹化，选上去的政治家开始承诺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就是典型。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十大国家之一，现在呢？动不动就金融危机。
美国现在社会撕裂也越来越厉害，为什么特朗普被选上去？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分配出了问题，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上层富人和底层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货币扩张、资产泡沫的必然结果。
我们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也不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社会分化问题。
范冰冰事件是一面镜子，里面已经折射出很多我担心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我们必须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提高警惕，不内耗，不折腾，逐步地实现社会和解、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