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如此这般，国事如此艰难，我真的很焦虑。这不是开玩笑。
以我的阅历来讲，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四十年来的重要关口，可能还是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
不是悲观，不是乐观，而是忧虑。今天早上我还是睡不好觉，思考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节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
这个关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看，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面对的形势很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走对，也许又是轰轰烈烈的四十年。这是我切身的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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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一次次事件，让我联想起中华民族坎坷的民族复兴进程。我不是引导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类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华。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次关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则终结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改革，我们也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短期来看，最近三五年，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国两三亿新中产总体上是受益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当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政策议题和国际议题的时候，这点不容忽视。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者说“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争论。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
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吗？”
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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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
我们经历了严厉的金融整顿，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讨论。最近几年，国内经历了明显的资产泡沫流动，官方学者的说法是“金融过度繁荣”。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8.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先成为了金融大国。
脱实向虚、金融和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了：上市公司从市场上融来钱，发现实体领域没啥可投资的，就拿钱买银行理财；这些钱规模太大了，银行投不过来，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钱后发现也没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钱用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同业票据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
一方面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实体企业却越来越渴。
这就是金融整顿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监管没有跟上，二是货币的闸门太松了。最近几年（除了去年），中国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额是47万亿元，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元。
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管住货币闸门？里面有很多原因，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如果靠印钱能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朋友曾经送过我一沓“巨额”的津巴布韦钞票，我见过面值最大的是一张100万亿。
昨天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第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石油，2007年11月上市当天，48元一股，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当时是1.04万亿美元。因此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这是一段小插曲。
在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一下成了“坏人”，被视为土豪、哄抬房价的推手，遭遇管理层的“一刀切”，这两年灰头土脸。
可以说，如果没有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金融整顿，今天我们面临的境况会更差。
过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则出现了微调，开始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舆论，说是“放水”，其实降准是一个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宽松，不是一降准就放水，降准和放水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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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微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台，觉得他不着调、好对付，结果我们想错了。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贸易战以来，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对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特朗普当演员也不差，他是被地产行业耽误的好演员。里根做了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供给侧改革”，包括紧缩货币，对国企进行改革，解决高福利问题等等，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美国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
第二件大事，跟苏联搞军备竞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这样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会对中国做什么。
这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吗？不是。
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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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种内外压力下，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微调。
有人说降准之后，会回到2012、2014年（全面宽松）吗？
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宽松。既不会，也不可以！
主观上是“不会”，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有过3次宽松，风险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大。
最近我们看到，企业债券发行难，企业还不了贷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业银行坏账率急速上升，个别坏账率高达20%以上，而行业平均坏账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债务转移不了，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只是拉长、平摊，债务没有消失。所以主观上不会。
客观上也“不可以”。宽松政策有效作用越来越弱了。
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
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在座创业的，你们还敢加杠杆吗？14年宽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过亏的。传统企业如此，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即便出现2014年的全面宽松，也一定要把杠杆降低。
同时我们看到宽松政策带来了社会内生性冲突、各阶层（财富）分化急剧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十年之后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小。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和仇富心理……为什么当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的过度繁荣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宽松）。
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之下，应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深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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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日本的教训。
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曾经持续了几十年，涉及诸多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为了应对汇率变化，国内开始大规模刺激，引发剧烈的资产泡沫，随后开始紧缩，泡沫破裂，出现“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对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调，今天我们“收敛”了很多。最高调的时候，日本人说“要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1个县”。日本人还写过一本书《日本人可以说不》，后来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多亏那时候我们没有说不，我们讲“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过去中国的GDP陆续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人以前说“加快步伐，中国快赶上我们了！”现在印度人说“加快步伐，我们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还在每天学习、工作，还不休假。就像吴晓波老师，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时代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往前跑，因为晓波很优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我们有个企业家学员，到国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蓝天阳光沙滩，结果整个人却不好了，他呆不住。国内如火如荼的建设，他不甘寂寞。
贸易战不说，先做好我们自己。中国人向来“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所以这一次的宏观政策至关重要，一定要稳住。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连用了六个“稳”字，定调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注：“六稳”包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不是轻轻的一个“稳”，而是好多个“稳”。
关于长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们的改革确实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对企业家来说，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再坏的情况都得接着干。
在内外压力下，中华文明需要经历一个蜕变，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文根据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博士在清友会内部分享及企投会年中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