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书写的历史 ——明治维新150周年启思录

王延吉 原创 | 2019-01-19 16:18 | 收藏 | 投票

一本漫画引发的“失败者”思考

当笔者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因为极偶然的因缘读到了日本漫画大师车田正美画的一套名作,那就是至今仍脍炙人口、曾数度被搬上银幕的《圣斗士星矢》。说是偶然,因为这类书籍在学校是在“差生”群体中私相传阅的,而笔者当时属“学霸”一流,因此在潜意识里对它是有所抗拒的。而此书刚上手的时候也确实“难读”,倒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有多么无稽(有些情节的确很扯),而是这部作品中宣扬的一些理念与我们在平素的教育与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因而总让我产生一种与之格格不入的疏离感。

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英雄人物的“易碎性”(Fragility)。整本漫画中的英雄们,从女神雅典娜到作为主角的青铜圣斗士,从头到尾都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人物形象是衣衫褴褛(“圣衣”几乎没有完好过)、伤痕累累(甚至公开标榜“伤痕是男子汉的勋章”),这对于我们心目中所固有的英雄形象而言是一个彻底的颠覆。因为在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教育里,英雄人物是高大全的,他们不允许有失败,必须百战百胜、天下无敌;即便是偶尔马失前蹄,也一定是由于他们不屑像敌人那样采取卑鄙无耻的手段,输在光明磊落上,套用一句那个时候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了!”总而言之,失败是不属于英雄的。这个原理反推的结论则是,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失败,那么他一定是坏人!这种看似天真之极的观念,实际上正是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的“成王败寇”的思想。而《圣斗士星矢》里面的描述则恰恰相反,不但英雄是屡屡受挫的,而且压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主角所面对的敌人都是强大而可怕的,但没有一个是脸谱化的恶魔,往往都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甚至有相当可敬或可爱的一面。这对于当时作为读者的我而言无疑是非常震撼的,也造成了前文所说的适应不良,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认识到这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之间深刻的内在差异。

第二是书中对战斗胜负结果的描述也不同寻常,以中国人对斗争的认识,所谓的打倒不一定是肉体上的消灭,而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在精神上予以摧毁。丰富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打倒敌人不一定要置其于死地,可以让失败者活下来,但必须把他们“搞臭”,再在他的精神上“踏上一万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样的失败者活着比死了更加对胜利者有益:一方面,饶人不死可以显示胜利者的宽容;另一方面“名誉死亡”的失败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死了更悲惨:失败者不但要承认自己理想与价值观的错误与反动,更要承担斗争的全部责任,甚至要背负奸臣贼子的千古骂名,他们的苟延残喘反而成为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更高级的“杀鸡儆猴”的“活教材”。而《圣斗士星矢》中的处理又是与之截然相反:圣斗士之间的每次战斗往往都是以一方死亡为终点,除了极个别的主角可以幸免于难之外,每场胜负的分出就是一个角色生命的结束,这让我觉得十分残忍;让我有类似感受的作品还有《姿三四郎》,这是一部以柔道这种我们印象中比较温和的武术为主题的电视剧,然而其中的战斗也同样以胜负判生死。这似乎与上文所说的“敌我观”之间存在矛盾:既然敌人并不是不可救药的恶人,为什么一定要决出生死呢?更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在肉体上消灭了敌人(这在中国可以称为最彻底的胜利了),但胜利者却丝毫不引以为傲,甚至连高兴的情绪都很短暂;相反,失败者死的时候却往往是躺在胜利者的怀里,异常安详不说,还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胜利者,向他们兜售自己的理想与价值观;而胜利者从来不会践踏失败者的理想与尊严,非但如此,胜利者从战胜那一刻,就必须担负起对手的使命和遗志,就好像被他打败的人把生命托付给他一样(实际上这正是惯用的台词之一)。“胜不骄、败不馁”在日本人这里得到了最极端化的诠释。

正是《圣斗士星矢》的这种独特的“胜负观”造成了超出中国人理解范围的“成长观”:在我所受的典型中国式教育中,虽然也强调“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我敢担保从来没有人真的信奉这一条定律的;人们并不相信失败对人的成长有正面的好处,更多的还是引以为戒,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后“卧薪尝胆”、暗下苦功,最终厚积薄发,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再一次的失败。换句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与“要想人前显贵、必先人后遭罪”才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绝不可能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会失败还要“自不量力”往上冲,期待直接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一边受打击一边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小宇宙”。而《圣斗士星矢》中的主人公对失败与挫折的淡然在那时的我看来简直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正所谓“挨打是家常便饭,重伤是必经考验”,就像电影《水浒传之英雄本色》中鲁智深的一句台词说的那样:“半死就是我的师傅!”但是这条成功之路并非天方夜谭,我们儿时也听过无数类似的故事,比如诺贝尔、“六六六”等案例,为什么我们并不对这些“传说”信以为真,而只是把它们当作美丽的神话呢?现在想来,其实还是受到中国文化里对失败的看法的影响,“失败了从头再来”在中国是一句空话,因为一旦尝试不成功,等待失败者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一棍子打死,各种负面的压力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国是个成功者的乐园,人们鄙视失败者,因此每个人都害怕遭受失败,尽可能远离失败,绝不允许自己陷入失败的危险境地之中,甚至为此不惜践踏别人、甚至自己的自由与尊严。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中国不可能有创新人才的出现,因为创新就有可能失败,而在中国一旦失败就会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成为人们的笑柄;于是那些新生力量和想要创新的人便会裹足不前,尽量规避失败的风险。而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保守势力也害怕被创新者打败,因此即便有人愿意冒险创新,也会被无情地打压下去。这恐怕才是“钱学森之问”真正的答案所在吧!

“失败者”造就的明治维新

回到本文的探讨明治维新的启示上面,说到这一段发生在日本一隅、按理说本应微不足道的历史,之所以能为整个世界关注与铭记,原因正是由于在其发生之后的短短20多年里,日本便完成了“脱亚入欧”之路,并于1894年的“甲午之战”中,打败了先己一步进行“西化”的清朝,跻身于列强的行列之中;接着又在10年之后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感受到了“黄祸”的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上看,中国与日本的“维新”之路几乎是同步的,两国同样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历经了“开国”、“攘夷”等思潮的洗礼;而甲午之后,中国更是先学 “大政奉还”(戊戌变法)、“君主立宪”(清廷立宪),后学“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军国政治”(国民党训政),对日本的道路真可谓亦步亦趋。因此可以肯定的讲,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背景是非常相似的,但结果偏偏是日本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则学什么都走样,最终导致近代化的完全失败。这令人不禁要问,同样是“一穷二白”的基础,同样要“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日本总是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中国却总是举步维艰、屡受坎坷呢?

按照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的理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心”的层面,最次要的才是“器物”层面的变化;然而,甲午之前,中国近代化改革所追求的恰恰只是停留在“器物”方面的改进上。因此,当时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便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舰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论”,而形成了日本之迅速崛起皆因宪政改革的基本看法,因而掀起了以康梁变法为代表的宪政主义思潮,宪政思想也成为有识之士所认同的政治改良方向。因此,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仍然沿着日本的成功路径在摸索,于是清政府1901年的改革在效仿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而辛亥革命则是学习日本倒幕运动的推翻旧制度。而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也是始终持同情的态度,并积极予以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便接受了日本的庇护;伊藤博文曾受清政府的延请,作为新政改革的顾问,为中国提出了很多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民国创始人,也无不是在日本的支持与帮助下,由学习政治与军事思想,逐渐演变成开展政治活动,最终组成政党、发动革命的。因此可以说,在“二十一条”与强占胶东湾之前的一个时期内,日本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合格的“辅导员”。

而作为日本崛起的最大受害者,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如今这样把日本当作死敌的心态,而是以一种“知耻近乎勇”的气魄,立即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日本学习的风潮,同时甲午战败也导致了中国的整个近代化方向发生了地动山摇与彻底转变。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内在的种种原因,当然主要是日本文化中的破坏性因素,导致两国最终反目成仇,昔日的导师竟成为刻骨的仇雠。抗日战争的恶劣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今天还沉浸在极端的仇日情绪中,我们对日本连基本的信任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向日本学习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需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我们了吗?我们真的可以算“出师”了吗?笔者认为,这样说还为时太早,我们还远远没有学到日本进步的精髓。

正是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重新对明治维新进行了全新视角的研究,得出我们的不足之处,还是在于没有在福泽谕吉所说的“人心”层面实现转变;换句话说,明治维新的成功是由于日本在“人心”方面有特殊之处。这似乎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论点,对于日本人特殊性格的关注,早在1928年戴季陶的《日本论》与1946年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便有前例,而且这两种著作看似已包括了日本“人心”层面的全部,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可以入手的余地。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福泽谕吉所说的“人心”层面的改变,所指的恰是日本人能够适于应对外界环境巨变的“人心”特点,这才是日本多次迅速崛起的秘密,而探索这一秘密便是上述仅从日本人文化与性格的单一维度上开展的研究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了。从应变的视角看,联系上文由《圣斗士星矢》引发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日本在“人心”层面上最适应转变的特征恰恰是笔者所讲的“败哲学”,即那种深植于人心与文化底层的,对失败者的思想或理念的尊重与承继。这种现象,在明治维新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笔者坚信,“败哲学”在明治维新中所产生的不止是在潜意识方面的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有识之士甚至是有意识地去激发国民在这方面的素质。其中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明治、大正两代的“追赠”之风,即对历史上受到“错误对待”的人物进行重新评价,有点像“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而所涉及的对象则完全不同,大多是所谓“盖棺定论”的失败者或“历史罪人”。追赠的规模又是巨大的,仅明治时代的短短43年之中,便追赠了大约970个官位,再加上大正的追赠,总共有上千位失败者得到了迟到的“平反”。

我们或许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看似无聊的做法背后的意义,甚至有人会怀疑笔者对所谓“败哲学”的强调根本是哗众取宠。但如果我们翻过头来审视中国的近代史上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所欠缺的恰恰是这样一层“保护膜”。中国文化中“成王败寇”的顽固成见,使得真正有机会改变历史的任务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表现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最终往往还是因怕冒失败的危险而踯躅不前。谭嗣同临死前曾一厢情愿地宣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换句话说,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流血”使国人警醒。然而在害怕失败、憎恶失败的文化氛围下,这注定只是一种天真的想象。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是徒劳的,不会留下任何精神遗产;相反地“流血”越多,国人就越麻木。正像鲁迅在《药》中所描绘的情景:国人只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感兴趣,只崇拜那些脑壳空空、却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刽子手,而对于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欲以颈血拯救民族与唤醒国人的“夏瑜”们嗤之以鼻,那么先烈们便不可能用牺牲换来救国的“药”,他们的满腔热血最终不过是变成无用的“血馒头”罢了。

可见,“败哲学”是中国在“人心”层面的重要缺失,而考察它是否构成日本的核心竞争力,明治维新是一个绝佳的研究范本,本书试图构造的便是由“失败者”编织而成的这一近代化的成功典范,并希望从这种矛盾中得到它对中国未来的启示。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日本的历史却是由无数失败者写成的。

日本面对的局势比清朝复杂的多,物理上的“三体问题”。在日本有句话叫做:“推动时代变革需要三种人:外来人(余所者),年轻人(若者)和蠢人(马鹿者)”。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件莫过于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灭亡的“萨长同盟”的缔结。在当时,萨摩藩和长州藩都是各自拥有强大势力的雄藩,萨摩推行公武合体、勤皇佐幕,长州信奉的则是南朝理论松阴思想,立场上两藩处于对立状态。再加上“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之时,萨摩藩和会津藩在御门前联手逼退长州,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烧掉京都市内2/3的“禁门之变”中,还是萨摩的西乡隆盛与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及诸藩联成一线,将举兵造反的长州反动派一举歼灭。经过这两个大事件后,长州与萨摩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将萨摩和会津并称为“萨贼会奸”,把这四个字写在鞋底上天天踩来踩去。“萨”在前,“会”在后,这说明萨摩比会津更加可恶。“禁门之变”不仅让长州藩势力彻底被赶出京都,更使得使长州大批精英尽失,特别是曾被寄予厚望的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兵败自杀,就在长州藩兵败京都时,加上之前死在池田屋的吉田稔麿和病入膏肓的高杉晋作,长州人才凋零,只剩下一个“逃跑的小五郎”和一批尚未成熟的年轻人,而且“禁门之变”直接导致了幕府对长州的两次追讨,英美法荷四国舰队炮轰了长州藩下关更是让长州雪上加霜,由此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萨摩藩态度的巨变。

这样的两个大仇家,他们之间的矛盾要如何化解?当时连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这样的英杰都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坂本龙马一个脱藩的浪人竟然想出来了。

超越“败哲学”

   本文高度评价了日本的“败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对它“照单全收”。这是因为一方面“败哲学”是一种长期积累的民族情结,并非一味模仿就能学到;另一方面虽然对失败的谅解与对理想的尊重,是日本总是能够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的原因,但这种哲学并不是毫无缺点,相反,其破坏性的一面,特别是为了追求名誉与意义,对分胜负的斗争变态推崇的心理,恰恰也是日本屡次盛极而衰、四处碰壁,甚至每每卷入战争漩涡与覆灭危险的根由。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与刀”的矛盾即是由此而来,我们岂可全盘照收?因此,我们在学习中一定要取其精粹、去其糟粕,有意识地进行扬弃。

那么,“败哲学”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从其目标与结果来看,那就是在游戏时虽然以输赢为段落的结束,但却不把这种结果当作评价游戏的结论。换句话说,虽然玩的是分胜负的游戏,却不以胜负作为游戏的结局与目标。这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因为按照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的分类,游戏一般分为两种:有限与无限游戏。其中“有限游戏”(Finite Games)是以分出胜负为目的与终点的,而“无限游戏”(Infinite Games)则是以使游戏延续下去为玩法的,强调关系的强化,而其规则也指向双赢。

在这两种游戏中,“有限游戏”顾名思义就是在时间和内容上都是有限的游戏,按卡斯的说法就是“在边界内玩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特点是一切指向最后的输赢,而游戏规则的制定就是为了有效地结束游戏,也就是使掌握规则的人赢得游戏并可以继续下一个游戏,而他的对手则必须被逐出游戏。

可见,要想在“有限游戏”的环境中立于不败,就必须不断地打击对手、保存自己。而由于“有限游戏”的最终评价标准只有胜负,而没有其他原则,即使是用明显不正当的手段也是被默许的,即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因此极易导致“成王败寇”的有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败哲学”所指向的“游戏”,却是一种以“无线游戏”的心态来玩的“有限游戏”:它的确以分胜负为结果,也要把对手打败,以便开始新的游戏;但同时又不以旧游戏的结束为目标,老对手的灵魂仍然在新的游戏中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又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无限游戏”。

而上面所说的日本民族的矛盾特征也恰恰是这种复杂游戏的两面性造成的:一方面,思想的继承性与民族的生命力来自于“无限游戏”的优点(本质上是一种另类的“无限游戏”,人肉体的生存是有限的、表面的,精神上的存在是本质的、永恒的,日本的武士道恰恰是在表面上肉体消灭的背后,隐藏着精神上的尊敬和永生化);而另一方面,好斗性与对名誉的追求则是源于“有限游戏”的痼疾。因此,对“败哲学”最好的扬弃,实际上就是将“有限游戏”无限化,这样就自然吸收了它的精华,而不受其糟粕之影响。

而根据安乐哲(Roger TAmes)的理论,中国自古便有“无限游戏”的传统,体现为儒家的“角色伦理”,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在中国古代的几种典型哲学思想范式中,道家讲究“清净无为”,即主张尽量多人进行的“游戏”,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同样排斥,因而它不解决人与人共存的问题,只关注个人的进修,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但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意义不大。而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它看起来是反对“有限游戏”的,但由于对“无限游戏”认识不够,因此他的主张只能建立在道德的空谈与对“有限游戏”后果的预判上。这从《墨子公输》中“止楚攻宋”的故事就能看出,墨子并没有从正面分析“兼爱”与“非攻”道理,而是用模拟攻防的方式来预测楚军的失败,以达成避免战争的目的。这样一来,“有限游戏”虽然没有成为残酷的战争现实,却还是虚拟地进行了,更重要的是,墨子这样做等于从侧面认同了“有限游戏”的规则。也就是说,墨子在游戏中扮演一个“超级玩家”的角色,当他想终止游戏时,便给玩家预示游戏对他们造成的不利结果。因此,墨家所伸张的其实是一种“庄家”操纵的“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形式上“有限游戏”并未展开,但实际上却仍是“有限游戏”不讲规则,只论胜负的那一套,因而墨家的“机关术”、“秘数”等等反而成了蛊惑人心的道具,促使玩家对“有限游戏”的侥幸心理与更大欲望,而它所强调的道德也必然成为一种伪善。正像胡适所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法家同样崇尚“有限游戏”并承认它的“野蛮规则”,只不过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有限游戏”弊端。首先是以大量的经验性数据预测各种“有限游戏”的结果,而后限制规则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在保护赢家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想办法给输家一定的补偿,以保证游戏可以在最低限度下继续。这种方法实际上类似于赌场上的“荷官”的做法:监督“有限游戏”的规则,调解极端表现;但它对“有限游戏”的弊端非但没有矫正,反而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无耻且免”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用法律来强化“游戏规则”,必然导致公民钻法律空子的倾向,而使社会风气越来越败坏。由此可见,中国官场上的“党争”与“心术”之陋习,主要是法家思想的流弊,而非受儒家纲常、礼教思想的影响,这一直以来是大众对儒家的一种误会。

事实上,儒家的礼教思想恰恰是对“无限游戏”的一种肯定。所谓“礼”,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则,更是有教育意义的一种“游戏规则”;它能使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排除苏格拉底所说的“好胜”与“爱利”之心,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耻且格。”这显然与道、墨、法三家的进路全然不同,儒家将社会看成一个“无限游戏”的体系,每个人在“游戏”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保持并强化“游戏者”之间彼此关系,使“游戏”和谐、顺利地进行下去的“法宝”,就是“礼”这一特殊的“游戏规则”。这也是为什么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国家秩序,在正统思想方面选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原因。

统治者的初衷虽然良好,但是由于儒家的“礼教”是一种见效较慢的治术体系,实施起来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很多统治者都等不及,因而往往结合见效较快的法家,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儒内法外”的治理结构。儒家一般充当的是社会道德底蕴与精神支柱的角色,其影响主要在于民间。而官场则是成了“有限游戏”的“重灾区”,勾心斗角、帝王心术,无一不是法家思想的恶果;而法家作怪也是中国政坛结成“利益集团”之风盛行。(详见附录中拙作《“利益集团”与“去斗争化”》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真正使得近代中国陷入“有限游戏”深渊不能自拔的,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狭隘的“斗争思维”的传入,特别是后者,可以说是将西方思想中对“有限游戏”的推崇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思想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之后,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使得原本相对正直不阿的“士人”群体也迅速变质。从前的中国文人一般耻于沾染官场习气,即便为官也与官僚们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讲究风骨与气节,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因而总是在国家兴亡之际扮演救赎的角色。但是当“斗争”成为一种社会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时,原本在“象牙塔”里的文人亦不能免,而且由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一旦他们被“窗外事”所左右,其腐化的速度与无耻的程度都是相当惊人的,郭沫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值得一提的是,“士风日下”比“世风日下”更危险,因为文人的节操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东西,这也是方孝孺宁可“诛十族”也要坚持的原则。

说到这儿,笔者不由得想起另一位高风亮节的忠烈之士——文天祥,他的《正气歌》万古流芳,其中所举的古今英杰,从表面上看其共同品质是“忠义”,但实际上这些人也都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只不过他们的“失败”被历来的宣传所掩盖,历来的统治者故意将他们虚化成圣人,拉开凡人与他们的距离,就是不想让我们意识到,只要我们也能超越胜负的狭隘认识,追求更高的审美目标,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是啊,中国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失败者”书写的历史呢?最后,谨录《正气歌》全诗以飨读者: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寒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全文终。

 

 

参考文献:

 

1)戴季陶:《日本论》、

2)森三树三郎:《“名”和“耻”的文化》、1974,讲谈社现代

3)新书露丝本尼迪克特菊と刀1976年、社会思想社

4)安藤延男:日本人的意识构造、 1982、九州大学出版会

5)西义之:菊与刀的解读法》、1983年、PHP研究所

6)松本和男:《中国人和日本人》、1987サイマル出版会

个人简介
以儒家视角思考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与哲学问题 从知识观入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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