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央行全面降准政策宣布后，第一波降准资金于1月15日来临，25日又将来第二波。
央行降准是否会利好股市与楼市？如何避免催生新一轮的楼市泡沫？如何让投资者恢复对股市的信心？在“2019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陆家嘴》杂志记者独家专访了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就近期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进行研讨。
在采访中陈兴动表示，目前楼市已经涨到这种程度，已经把年轻人购房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浇灭了，这对经济长期来讲是不利的，应该下决心防止再一轮泡沫。同时，对于过去一年资本市场出现的波动，陈兴动指出，只有在管理层、上市公司、投资者、金融中介、新闻媒体这五种力量共同努力下，资本市场才能长期健康发展。
降息难度很大
降准空间还有100BP到200BP
《陆家嘴》：近日，央行全面降准一个百分点，释放了约1.5万亿资金，当下的货币政策也从稳健中性转变为松紧适度，今年是否将偏向松的一边？未来降准降息的空间还有多少？
陈兴动：此次全面降准相比1月3号的定向降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说明现在的决策层对目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担心是巨大的。第二，决策层向市场发来的信号很清楚，就是采取的政策要坚定、有力。因为一百个点的降准，他可以分成两次公布，为什么一次公布？就是让市场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力市场应该已经感觉到，换句话讲这不仅仅一次性的目标，应该把它看成是积极推动达到“六个稳定”政策目标的手段，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政策还会跟进，降准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降完准以后，现在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13%，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在10%以上，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既满足市场的要求和呼吁，也满足金融界、银行对现在中央银行的期待。我觉得今年至少还有100bp到200bp的降准。
至于降息，现在如果说融资难和融资贵哪个更重要？主要是融资难，而不是融资贵，降息难度很大，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觉得降存贷款的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第一，即使金融界的毛利率的确比其他行业要高得多，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大，比如不良贷款的压力在上升，另外市场利率在下调，也使得他们的利润下降，所以来自于银行和金融界的抵制力量还是很强。
第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资本市场，货币金融条件都在收紧，利率在上涨，这样的话，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如果降息，可能会增加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第三，我们要考虑到边际效应，边际有正效应和负效应，那么正效应是什么？如果把基准利率降下来，肯定有好处，但是降下来的好处，会不会大于坏处呢？比如对小微企业降低基准利率，银行向中小微企业贷款的时候，一般都高于基准利率，如果基准利率降低，相对来讲，中小微企业得到的资金成本如何降低？
但对中小微企业来讲重要的点是什么？可能不是利率，而是贷款获得的问题，所以正的效应有，但是反过来讲，它有负效应，正如刚才提到的，所以权衡一下，降准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降基准利率难度很大。
《陆家嘴》：对于普通群众而言，降准最大的看点在于是否利好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你是否看好2019年的行情？
陈兴动：首先降准会对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这一个百分点的降准，刨去对原来SLF的置换，至少增加8000亿流动性。8000亿，关键是怎么传导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央行、银保监会希望这个钱能够到实体经济，但钱到实体经济当中有几种去法？比如说推动资本市场向前走，增加IPO、增加信用债的发行，通过资本市场流向实体经济，所以一定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推动作用。
但回到根本的问题，资本市场能不能更好地运行下去，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问题，所以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更需要强劲的财政政策、强劲的投资政策跟进来，所以我们期待有新的更多的一些政策合作。
如何避免房地产吸收大量资金
《陆家嘴》：有人担心这些钱会不会又流到楼市，催生新的泡沫，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兴动：的确，这是大家在担心的。当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如果是炒楼客、开发商，当然希望楼市能够进一步往上走，但是站在整个宏观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现在更多的是担心楼市再一轮的泡沫化。
我们已经看到楼市已经涨到这种程度，已经把年轻人购房的积极性和能力都浇灭了，这对经济长期来讲是不利的，应该下决心防止再一轮泡沫。
楼市经过这两三年时间的调整，目标就是房住不炒，这个定位已经定得很清楚，所以中央给各个城市的政策也很清楚，因城施策，稳定房地产，既不想让它降，也不想让它涨，但是市场会不会是这样？既然是市场，肯定不会停止不动，这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那货币政策的扩张、财政政策的扩张，钱会不会到房地产去？不可避免，是多与少的问题，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让政策打补丁，既让房地产发展，比如说2018年前11月，房地产投资还增长了9.7%，明年的房地产投资我个人估计还是正增长，可能还会在4%-5%的增长，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可能已经过量了，但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还需要发展，新型城镇化还是未来，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发展也没有到期，还需要继续扩张，只是说怎么做、怎么去调节。
所以房地产应该是一种稳定的增长，合理的办法就是要控制房地产价格超涨超跌，温和的增长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的价格变动做不到。
地方政府今年也遇到了难点，这些年一下子让地方政府来一个180度的转弯也难，尽管去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已经降到了5%以下的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还要逐渐减小。
所以我觉得不是钱会不会转到房地产里面，而是要防止房地产吸收大量资金，我觉得应该可以避免，也是能做到，比如现在有六七个城市已经放弃了房地产一些行政的控制办法，就是所谓的限购、限售、限价的取消，但是没有说要取消限贷，限贷的政策不属于地方政府，属于这个银保监会，这个政策需要小心。
然后以前比如说想推动房地产的时候，还对房地产的贷款利率进行补贴，这些政策就要小心使用；各个地方要更多地关注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不能够采取炒作的方法，比如说尽管限购、限售、限价放开了，是不是就让它重新涨起来？各个地方需要有一个责任，要落实到他们领导人身上。
五种力量共同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陆家嘴》：过去一年，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国内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引起了上到监管层，下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在您看来，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如何让中国投资者恢复对股市的信心？
陈兴动：所有的人都希望资本市场好起来，什么叫资本市场好与不好？好的资本市场肯定是整体估值能够稳定趋升，投资者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得到投资回报。
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它要跟外部整体的宏观经济相连接，所以要让资本市场涨起来无非三点：第一，我投资的股票，企业盈利在不断增加；第二，中国经济信心提高，由于信心起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新一轮的政策起来，对现有的股票进行重新估值；第三，就是溢价，不仅是股票的估值回到正常合理的估值，还可能比其他市场的估值更高，这需要什么力量？需要国际的力量，比如说中国更加开放，全世界对中国都有信心，美国的股市开始往下走，欧洲开始动荡了，很多国际资本在寻求一个新的投资机会。
那现在看看这三个条件有没有？政府能做得到吗？政府首先做的到是稳定经济增速，鼓励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市场要起来，取决五个重要参与者：第一个是管理层，这个市场需要讲公平、公开、公正，管理这个市场也要讲规则，你要对市场上的违规者坚决打击，不能够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你的犯罪成本是很低的，这样市场没有信心，大家都去搞投机，不会去搞价值投资，所以管理层要回归到监督者（Watchdog）的概念，这么多年，这太难了，现在似乎在往这个角度转。
第二个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定要为投资者服务，要让投资者有回报的可能性，不能够像铁公鸡一样从上市到现在从来没有分过红，也不管理投资者关系。第三个是投资者本身，我们现在由于个股的力量太大，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机构行为跟个股一样，因为机构投资者怎么赚也赚不过个人投资者，所以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成了这市场上的决定性因素，机构投资者成为不了理性的力量。
第四个是金融中介，券商、评估公司、律所的共同目的是为了投资者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有所回报，可惜现实不是，你会发现金融中介在作报告的时候会按这个讲，可是到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东西放一边去。最后一个是新闻媒体，新闻媒体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五个力量是不是往一个方向走，我们观察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五个力量不是往一个方向，所以中国需要解决一个金融生态的问题。
但中国跟其他市场比较起来，优势在哪？因为中国现在是低位，尽管可能是塑料板，还不是水泥板、石头板，但是已经是地板，所以中国股市接着往下掉的压力有，但不是很深。所以现在投资者是在想等多长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进入市场的问题。
第二个优势，中国政府从2018年7月31号以后政策在改变，要搞六个稳定，要重新回到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上来，然后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过程当中，通过开放引出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国际市场也看到中国现在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积极的信号在加强，这两种力量如果能够碰头，我觉得对未来是好事。
《陆家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最近有加快的趋势，作为外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你怎么看待金融开放？
陈兴动：金融开放肯定是好的，但是外资行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整体的态度是谨慎乐观，当然希望看到金融业的开放，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如何去把开放落实。
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曾经答应了15年以后，外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占到中国的金融资产的20%左右，到了2017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外资占有中国金融资产大概不超过3%，也就是说3%到20%之间的差距太大。
这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原因，比如说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以后，许多的外国投资者自己没有资本金了，在中国国内扩张放缓，但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达不到20%也可以达到10%，这里面就有可能跟国内的民营企业一样，有个词叫“卷帘门”，你没进去的时候，卷帘门是上去的，准备进去的时候就下来了，或者是“旋转门”，进去以后转一圈出去了，或者是“玻璃门”，你看得见出不去，就像苍蝇趴在玻璃上，前途一片光明，但就是没有出路。所以这里头有许许多多是监管政策的原因。
举个例子，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外的金融机构要在中国做金融业务，比如说贷款，你需要跟你的资本金相匹配，但在中国金融业里，大多数都是跨国银行，比如像法国巴黎银行，它在全球七八十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那法国巴黎银行的每一个分支机构资本金要大得跟中国工商银行那么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你有能力做，但你做不了，因为你资本金不行，当然这个现在改变了，后来你就可以以分行的名义用总行的资本金做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协调，但你前面那部分已经布局起来了，不是说你今天改变了，明天马上就变成业务起来了。所以应该乐观地看待中国金融业开放，但是往前走，每一步扩大应该还是比较谨慎、稳扎稳打。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起来，比如说UBS已经成为全国首家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许多证券公司到国内来已经开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国外的资产管理公司到中国来成立他们的分支机构，这肯定是非常好。
《陆家嘴》：我们看到一些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自贸区建立了券商、基金或者保险的合资公司，法国巴黎银行在这方面有哪些行动？
陈兴动：我们在上海的自贸区成立了一个全资的商品交易公司，也有一些业务在做，我们也在摸索怎么利用自贸区这个机制，管理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制约，但关键是你的业务都在区外，怎样才能让区内和区外结合起来。政府也开始想在自贸区内有多少金融服务量，这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你比如说我仅仅是在自贸区里头，金融服务量很小，它需要跟区外的结合起来，但是如果说区外的制约越来越小，那相比较而言，从成本和效益上，我可能还更愿意在区外做，不在区内做。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
《陆家嘴》：过去我们鼓励科技创新、转型发展，但是其实新经济的体量还很小，不足以引领中国经济短期与长期发展，你觉得未来经济增长的动能应该从哪里去寻找？
陈兴动：第一，要调动地区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整合。过去40年改革开放，各个地方形成大体相同的产业结构，你有汽车厂，我有汽车厂，你有冰箱我有冰箱，你有洗衣机我有洗衣机，大家竞争的市场都在国际上，都在出口，但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竞争市场在国内，因为国际市场我们做得基本上饱和了，不是说我们不要，而是我们的增长空间很小，更何况我们不仅要面对中国自己的市场，而且要把自己的市场开放，让全世界的厂商到中国来，所以每个区域都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比如说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
第二，就是城市化。地区整合之后，我们要认识到城市化的规律，城市化的规律不是城镇化，不是一个小城镇化。回过头来看，人越来越多地涌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效益是最高的。但我们过去主观上不愿意，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它，其实我们浪费大量的投资。这个问题解决需要跟农村的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但是现在政策上又不愿意跟进，乡村振兴本身是振兴不起来的，一定要让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让城市的资本进农村，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结合起来。
第三就是创新技术改造，以现代的制造业，比如AI的技术，跟服务业结合起来。
第四就是“一带一路”，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到目前为止，六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国际社会也看到了中国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它的益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就是要把我们过剩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上去，要通过我们内部的发展推动资本的出口，由于中国在这里起了一个主导作用，中国就能在下一轮新的全球化中制定规则，所以我们要参与其中。
“一带一路”还会增加中国的GNP，比如说日本，大家都认为日本失去了20年，其实观点错误，日本的GDP增长很慢，但是日本的GNP每年增长20%，所以日本国内经济不太好，但是他们日子都过得很不错，它们的经常项下的顺差始终都在GDP的3%左右，哪里来的钱？它不是贸易的，而是资本项下的，就是国际投资的投资回报。
第五块，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尽管体量不小了，但远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发展潜力巨大。所以我刚才讲的五个方面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