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

王东京 原创 | 2010-01-22 17:58 | 收藏 | 投票

  前段时间学界一直在议论,“积极财政政策”该不该淡出?参加过几个座谈会,智者见智,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皆有,但总体还是主张淡出者多。两周前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明确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中央定了基调,照理我不必再写文章。然而与多方朋友交流,感觉不少人有误解,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举债投资。这样理解虽非全错,但也不全对,事关大局,我认为有必要再澄清一下。

  何为“积极财政政策”?国外是否有文献解释过我不知,但可以肯定,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绝对找不到,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发明吧。10年前我接待过几位美国学者,谈到“积极财政政策”他们大惑不解。他们问:财政政策只有扩张性(赤字预算)与紧缩性两种,何来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学里政府举债其实就是扩张性财政,中国何必别出心裁称“积极财政政策”呢?我的答复是,中国政府举债投资是为了保就业,不仅动机积极,而且效果也积极,所以是积极财政政策。

  我自知这样回答难以服人,很牵强。因为西方国家政府发债投资也是保就业,从就业角度看,人家与我们没啥不同。可问题是当年为何不称“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改用“积极财政政策”?实话说,我当时认为这种提法是有难言之隐的。199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给宏观政策的定调,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皆从紧,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大幅滑坡,2000万人失业,此情此势,若不改弦更张经济将难以为继。而困难在于,上届政府实施“财政从紧”,而接任政府实行扩张,掉头太急,所以措辞上才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说法。

  事隔多年,现在回头看,自己当初不过是小人之心度君子。其实,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单指财政扩张(赤字预算),同时也包括减税。这并非我的主观臆断,有事实为证,比如去年国务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一方面发国债,而且也同时推出了结构性减税。不错,凯恩斯当年也说过,刺激投资既可发债也可减税。这样看,发债扩大政府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减税支持民间投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一句话,但凡能刺激投资的所有财政举措,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解释的是,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减税,可学界为何只将它与政府发债(赤字预算)相提并论呢?说起来,这其实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首次推出积极财政政策,人们所看到的,是中央财政发行了1000亿特别国债(同时向商业银行借了1000亿配套贷款)投资基础设施,而当时并未减税,不仅如此,下半年还多追收了1000亿的税;而本次政府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仅中央发债就达7500亿,中央替地方发债2000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眼见为实,这样人们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政府举债也就不足为奇了。

  是的,人们这么看不是毫无根据。但我要指出的是,1998年那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基础设施当时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拓宽瓶颈不仅有利于调结构,也可增加就业,一箭双雕,政府当然应该投。然而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于以往,经过上一轮投资,基础设施已不再是短腿,再加多投资不过是锦上添花。事实上,基础设施太超前也是闲置,何况财政有挤出效应,政府发债越多,日后企业税负会越重,挤出的民间投资也越多。众所周知,中国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政府投资挤民间投资,对就业无疑得不偿失。

  我说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减税,还基于一个判断,即明年的国债规模会小于今年。依据是,按国务院年前的部署,今明两年扩需总共投资四万亿,而其中安排国债(新增投资)是一万亿。而今年已发国债7500亿,这样明年国债最多是2500亿—3000亿。国债规模大幅缩减,表明扩张财政政策开始淡出,可中央为何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呢?由此看,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绝不是指财政的发债规模不变,而是政府刺激投资的取向不变,说得更明白些,是减税推动投资的政策不变。

  曾说过多次,财政发债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增加企业投资。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那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定是利好的消息。财政部估计,今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加上停征部分行政收费),政府能为企业让利5000亿,到底有没有5000亿尚未可知,但我认为3000亿肯定有。若明年继续执行结构性减税,政府让利的额度会更大。其理由简单:今年经济不景,尽管国家出台了增值税转型等一揽子减税措施,但由于企业不添设备,加上出口受阻或无盈利,所以减税政策对多数企业是画饼充饥。但明年不同,有专家预计,随着经济回暖明年减税将不少于5000亿。

  前几天在清华大学演讲,有学员问,国务院对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转向减税有明确说法吗?明确的说法还没有,是我的推断。不过研究经济数十年,相信这推断不会错。中央强调,明年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同时又说财政投资将转向民生,既如此,政府要拉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就得靠民间投资,而支持民间投资必减税。舍此无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个人简介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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