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的史学巨著《皇极经世》

邵雍的史学巨著《皇极经世》       

        翟智高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富弼、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不满变法，纷纷退居洛阳。此时，讲学已三十年的邵雍名声早已传遍洛阳。这些达官贵人与邵雍交游往来后，对邵雍的学识品德极为敬佩，特别是司马光看到邵雍所作的《皇极经世》大为惊讶，因为此时他正奉皇命退居到洛阳编撰《资治通鉴》，而邵雍《皇极经世》所涉猎的历史资料甚为丰富，这些历史资料正是编撰《资治通鉴》所亟需的，邵雍毫无保留的让司马光查看他的所有收藏的史料并可以随意采用，因而司马光对尚是一介布衣百姓的邵雍刮目相看，并结交为挚友，视邵雍为老乡。

       当时，王安石变法，朝廷下令拍卖公房地产，邵雍所居是公房在被拍卖之列，这对邵雍又是新的危机和打击。于是，司马光出资把邵雍所居的地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富弼把花园买下，王拱臣把房产买下，他们把土地、房产、花园证等契券证书等无偿送给邵雍，邵雍作诗曰：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

  邵雍作有《皇极经世》，历来都被认为是深奥难懂的“玄学”推步之书。其实，这部书是邵雍隐居神荫原创办安樂書院时，历二十年间，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精心研究史学、哲学、经学，熟读尚书、易经、左传、春秋等国学史籍，探索宇宙和地球演化规律，特别是对三皇五帝至宋以前的历史大事记，仔细甄别、比较，从中找出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规律，书名定名《皇极经世》。这部书在邵雍去世后由他的儿子邵伯温整理，由于邵伯温与父亲的世界观不同，他对父亲的著作，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了编辑和增删，有意神话父亲，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尽管如此，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的史学主流没有变。

  请看邵雍的《安乐窝中一部书》诗，曰：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 

  很多人以为《皇极经世》是在洛阳的安乐窝写成的，但邵雍五十岁时，接受洛阳留守王拱辰之邀，全家迁到洛阳，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皇极经世》这部史学巨著。熙宁四年（1071年）邵雍61岁，迁洛十年，作诗曰：“洛阳城里一愚夫，十许年来不读书。老去情怀难状处，淡烟寒月映松疏。”

邵雍从神荫原迁到洛阳后，父逝要守孝，弟亡更悲伤，没有在伊川神荫原花竹间那样从容悠闲的读书、宣尼、读易、讲学、著书的时间。 如果在洛阳“十许年来不读书”？那他的著作《皇极经世》就不可能在移居洛阳新居安乐窝后才写。

邵雍《观易吟》诗中讲到他与父亲在伊川神荫原，原西南的莘店隐居之地是“吾隐安乐窝”：“庖牺大圣人，画卦传万古。阴阳变化机，乾坤为易祖。吾隐安乐窝，天地乃同伍。窥破圣贤心，恬淡自得所。”由此可以了解到《皇极经世》以及他所画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隐居在伊川的安乐窝写成的。（参阅价值中国网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8/5/9/114315.html）。

 邵雍在神荫原安樂書院，竹林环宅，在闹市之外，“幸有园林共笑傲，岂无诗酒乐升平”，把这里的园林当做“笑傲江湖”，纵观历史“棋局”的最佳场所，请看《观棋吟》

院静春深昼掩扉，竹间闲看客争棋。搜罗神鬼聚胸臆，措臻山河入范围。
  局合龙蛇成阵斗，劫残鸿雁破行飞；杀多项羽坑秦卒，败剧符坚畏晋师。
  座上戈铤尝击搏，面前冰炭旋更移；死生共抵两家事，胜负都由一着时。
  当路断无相假借，对人须且强推辞；腹心受害诚堪惧，唇齿生忧尚可医；
  善用中伤为得策，阴行狡狯谓知机。请观今日长安道，易地何尝不有之？

安樂書院环境幽静，有益于邵雍对中国几千年历史进行仔细研究，才有了对历史演变脉络了如指掌。

请看邵雍的《经世吟》：

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
  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俶扰，南北纷纭。五胡十姓，天纪几焚。
  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

 他虽隐居伊川神荫原乡间，对几千年兴废治乱的历史娴熟于心，对洛阳更是了解得很深，请看他在嘉佑七年迁入道德坊新居后约半年时，与殿院刘君玉首次登天宫寺三学阁，浏览洛都风景，乘兴做《洛阳怀古赋》： 
 “洛阳之为都也，地层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气在焉。予家此始半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学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诵。君玉好赋，请以赋言之。
  秋雨霁，日色清。万景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泠，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乃眷西北，物华之姘，云情物态，气象汪然。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策，不号于於天下。声明文物，不自此而出；道德仁义，不自此而化。官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鸾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
  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实曰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达国为万，而居中者实曰洛阳。湹涧之侧，此唯旧邦。迄于今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
  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来之国家也。

      昔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之道，於是乎大尽矣。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立而治，终豆分而隳。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梁，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於艰难，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
  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後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
  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後教之于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
  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致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
  其四曰：时若伤之於随，失之於宽，始则废事，久而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冗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盖致之之道，失其本矣。
  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阙阙。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见夺。是以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耗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兵革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
  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天之教悖天之时，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
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

从这个《洛阳怀古赋》中，可以清楚的了解到，邵雍并非是一个玄奥的“算卦仙儿”，而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治国大儒、辞赋大师。他提出“六事”，均为治国安邦的大计方略，“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看来王拱辰力荐他入朝为官，真是慧眼识珠，没有看错人。然而邵雍的志向不在当官，他的志向是做“奇逸人中龍”，要不然皇帝多次下诏授他官职，邵雍就是不受。如今看来，如果当初邵雍真的当了什么“团练使”、“校书郎”之类的官员，也真是辱没了这位历史巨人。

      如果说一篇辞赋上不足以说他是历史学家，我们可以看看他写的《皇极经世》，这实实在在是一部史书。

邵雍有《书皇极经世后》诗曰：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群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巨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咨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昆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由邵雍上面的诗可见，《皇极经世》真是一部中国历史大事记史书。

在这部书中，他列出历史演变的脉络。“安乐窝中一部书”诗中写道：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
 浩浩羲轩开闢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恟恟桓文弓剑馀。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
 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
 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枝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

  但邵雍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过去并不被人认识。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史学巨著，而不太清楚邵雍的《皇极经世》也是史学巨著。实际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仅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北宋以前1362年的历史记述。

  而邵雍的《皇极经世》史学巨著，是从公元前2357年帝尧开始，到公元963年宋太祖建隆四年止，时间跨度为3320年的天干地支历史详细紀年，和与之对应的历史大事记，其详尽程度甚至不亚于当代花费巨大人力财力推出的《夏商周断代年表》。而且，邵雍的书中，对几千年天干地支年代记录、历朝更替演变、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有详细考证记载，并从中发现周期性波浪式的历史演变规律。请看邵雍的史诗般的《观棋大吟》，历代史事、几十个历史典故，信手沾来：

人有精游艺，予尝观弈棋。筭馀知造化，着外见几微。好胜心无已，争先意不低。
当人尽宾主，对面如蛮夷。财利激于衷，喜怒见于頄。生杀在于手，与夺指于颐。
戾不殊冰炭，和不侔埙篪。义不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怀袖，龙蛇走肝脾。
金汤起樽俎，剑戟交幈帏。白昼役鬼神，平地蟠蛟螭。空江响雷雹，陆海诛鲸鲵。
寒暑同舒惨，昏明共蔽亏。山河灿於地，星斗会璇玑。因睹输赢势，翻惊宠辱蹊。
高卑易裁制，返覆难拘羁。心迹既一判，利害不两提。卷舒当要会，取舍在须斯。
智者伤于诈，信者失于椎。真伪之相杂，名实之都隳。得者失之本，福为祸之梯。
乾坤支作讼，离坎变成睽。弧矢相凌犯，言辞共诋欺。何尝无胜负，未始绝兴衰。
前日之所是，今日之或非。今日之所强，明日之或羸。以古观后世，终天露端倪。
以今观往昔，何止乎庖牺。尧舜行揖让，四凶犹趄趑。汤武援干戈，三老诚有讥。
虽臯陶陈谟，而伊周献规。曾未免矣夫，療骨而伤肌。仁为名所败，义为利所挤。
治乱不自已，因革徒从宜。与贤不与子，贤愚生瑕玼。与子不与贤，子孙生疮痍。
或苗民逆命，或有扈阻威。或羿浞起釁，或管蔡造疑。或商人征葛，或周人乘黎。
或鸣条振旅，或牧野搴旗。灼见夏台日，曾照升自陑。安知羑里月，不照逾孟师。
厉王奔于彘，幽王死于骊。平王迁于洛，赧王败于伊。或盟于召陵，或会于黄池。
或战于长岸，或弑于乾谿。或入于鄢郢，或栖于会稽。或屠于大梁，或入于临淄。
五霸共吞噬，七雄相鞭笞。暴秦灭六国，楚汉决雄雌。天尽于有日，地极于无涯。
遐尔都包括，纵横悉指挥。井田方奕奕，兵甲正累累。易之以阡陌，画之以效畿。
销之以锋镝，焚之以书诗。罢侯以置守，强幹而弱枝。重兵栖上郡，长城惭边陲。
自谓磐石固，万世无已而。回天于指掌，割地于阶墀。视人若蝼蚁，用财如沙泥。
阿房宫未毕，祖龙车至戏。骊山卒未放，陈涉兵自蕲。灞上心非浅，鸿门气正滋。
咸阳起烟焰，南郑奋熊罴。人鬼同交错，风云共惨凄。项强刘未胜，得鹿莫知谁。
约法三章在，收兵五国随。庙堂成筭重，帷幄坐筹奇。广武貔貅怒，鸿沟虎豹饥。
荥阳留纪信，垓下别虞姬。三傑才方展，千年运正熙。山川旧形胜，日月新光辉。

正朔承三统，车书混四维。方隅无割据，穷僻有羁縻。后族争行日，军分南北司。
当时无佐命，何以救顛隮。百战方全日，长兵震天垂。岂知巫蛊事，祸起刘屈氂。
冢宰司衡日，重明正渺瀰。见危能致命，无忝寄孤遗。剧贼欺孤日，行同狐与狸。
宫中凌寡妇，殿上逐婴儿。龙战知何所，冰坚正在兹。溃堤虽患水，禦水敢忘堤。
东汉重晞日，昆阳屋瓦飞。幽忧新室鬼，狼籍渐台屍。鄗邑追隆准，新安扫赤眉。
再逢火德王，复睹汉官仪。窦邓缘中馈，阎梁挟牝鸡。经何功殆尽，至董业都糜。
河洛少烟火，京都多蒿藜。长天有鸟度，白骨无人悲。城有隍须复，羊无血可刲。
大厦之将颠，非一木可支，孟德提先手，仲谋藉世资。玄德志不遂，竟终于涕洟。
西晋尚清谈，大计悬品题。妇人执国命，骨肉生疠疵。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
世无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广陌羌塵合，中州胡马嘶。龙光射牛斗，日影化虹蜺。
闢草来洛汭，墾田趋江湄。二百有四年，方驾而并驰。东晋分南尾，时或产灵芝。
凡经五改命，至陈卒昌隋。国破西风暮，城荒春草萋。长江空满目，行客浪沾衣。
后魏开北首，孝文几缉绥。河阴旋有变，国分为东西。尔朱夺高氏，宇文灭北齐。
及隋始并陈，四海为藩篱。泛忭公私匮，征辽士卒疲。有身皆厌苦，无口不嗟咨。
处处称年号，人人思乱离。中原未有主，谁识非鹿麋。千一难知日，天人相与期。
龙腾则云霭，虎步则风凄。母后专朝日，相仍絮宫闱。可差恒彦范，不杀武三民。
绣岭喧歌舞，渔阳动鼓鼙。太平其可傲，徒罪一杨妃。剑阁离天日，潼关漏虎貔。
两京皆覆没，九庙咸倾欹。乐极则悲至，恩交则害携。事无事奈何，举目谁与比。
自此藩方盛，都无臣子祗。恃功而不朝，讨贼以为词。各拥部兵盛，谁怜王室卑。
邀朝迁姑息，观社稷安危。攻取非君命，诛求本自肥。乘舆时播越，扈从或参差。
尾大知难运，鞭长岂易麾。长奸忧必至，养虎害终贻。国步可颠沛，君心空忸怩。
时来花烂漫，势去叶离披。十姓分中夏，五家递通逵。徒明星有烂，但东方未晞。
才返长芦镇，旋驱胡柳陂。绛霄兵自取，玄武火何痴。中渡降堪罪，栾城死可嗤。
太原朝见人，刘子夕闻啼。事体重重别，人情旋旋移。弃灰犹隐火，朽骨尚称龟。
谲诈多阴中，艰忧常自罹。挠防肤革易，患救腹心迟。语祸不旋踵，言伤浪噬脐。
欲升还陨落，将坠却扶持。瞑眩人皆恶，康宁世共晞。须能蠲重疾，始可谓良医。
久废田硗确，难行路险巇。不逄真主出，何以见施为。家国邅迍極，君臣际会稀。
上天生假手，我宋遂开基。睿弄随方设，群豪引领归。迄今百余载，兵革民不知。
成改须归命，兴亡自系时。天机不常设，国手无常施。往事都陈迹，前书略可依。
比观之博弈，不差乎毫釐。消长天旋运，阴阳道范围。吉凶人变化，动静事枢机。
疾走者先颠，迟茂都后萎。与其交受害，不若两忘之。求鱼必以筌，获兔必以罤。
得之不能忘，羊质而虎皮。道大闻老子，才难语仲尼。造形能自悟，当局岂忧迷。
黑白焉能浼，死生奚足猗。应机如破的，迎刃不容丝。勿讶傍人笑，休防冷眼窥。
既能通妙用，何必患多岐。同道道亦得，先天天弗违。穷理以尽性，放言而遣辞。
视外方知简，听余始识希。大羹无以和，玄酒莫能漓。上兵不可伐，巧历不可推。
善言不可道，逸驾不可追。兄弟专乎爱，父子主于慈。天下亦可授，此著不可私。

   邵雍的《皇极经世一元吟》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兴废，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由此可见，《皇极经世》也是一部“以天道而质以人事”的通鉴历史书。对治乱与兴废的研究，是极为详细的详细的各朝代历史演进大事记。

 如今皆知司马光是历史学家，不知邵雍是历史学家，盖因朱熹将邵雍的历史巨著《皇极经世》称为“推步之书”。朱熹《文公易说》卷十九说：“《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就中推吉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

  清《四库全书总目·皇极经世书提要》附会朱熹的话：“《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清《四库全书总目·帝王纪年纂要提要》又曰：“元察罕撰……其书本《皇极经世》为准，自太皞以下诸帝王，各载其在位年数，而略述兴废大旨于每代之前。”由此可见，虽然朱熹将《皇极经世》定性为“推步之书”，但《四库全书》除附会朱熹的说法外，认为《皇极经世》是三千多年的历史年表。

  邵雍的《皇极经世》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较，显然比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纪年更长，史料更丰富。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西周共和元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但并没有超出邵雍的《皇极经世》历史纪年资料。《夏商周年表》夏年表列禹至癸17王（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无每王在位始终年代），商前期年表列汤至盘庚迁殷前21帝（公元前1600-公元前1300，无每帝在位始终年代），商后期年表列盘庚迁殷后至帝辛12帝（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其中分别有武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在位始终年代），西周年表列武王至幽王12王、1共和（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各列每王在位始终年代）。

  将《皇极经世》所记载的夏、商、周历史年表，与当代以高科技手段搞出的《夏商周年表》进行对照：九百多年前邵雍搞出的夏、商、周历史历代纪年年表和记载的史料比今日《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可见邵雍是花费心血研究了大量历史参考文献依据，这些文献依据有许多是今日见不到的。

    一、先来看“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 制图 郭彧

二、邵雍《皇极经世》中所记录的的“夏代年表”      制图 郭彧

  邵雍的“夏代年表”列17王，公元前2224-公元前1766，共459年。今《夏商周年表》亦列17王，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共471年。邵雍的年表将夏帝不降在位年数定59年，而不用《竹书纪年》“夏后不降六十九年”之数据，应是有更确切的文献依据。

  邵雍定帝尧甲辰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尧在位72年、舜在位61年，则禹即位于公元前2224年，较“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早15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黄金书屋·历史作品》光碟中的“中国历代纪年表”，帝尧即位之年为公元前2357年即以邵雍所定的年代。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禹即位于公元前2207年，较“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早137年。在夏代开国元年的断代方面，为什么今《黄金书屋》光碟之“中国历代纪年表”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夏商周年表》要相差百年之多？今之“中国历代纪年表”为什么能在尧即位年代上与邵雍所推完全相同？

三、再看《皇极经世》中所记录的“商代年表”        制图 郭彧

  邵雍《皇极经世》中所记录的“商代年表”，成汤至帝辛28帝，从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共645年。今“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年表》，成汤至帝辛（纣）31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共555年。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嫡长孙也，是为帝太甲。”今“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年表》在成汤与太甲之间加入帝外丙、帝中壬，是要与《史记·殷本纪》对应吻合。于成汤后加入“太丁”是依据对甲骨文的考证。然而，邵雍为何不依据《史记》推“外丙”、“中壬”之在位年数，却把“太丁”放在武乙之后？当我们研究《史记·三代世系表一》时，此表内商代列三十帝（汤后无“太丁”，“帝武乙”后为“帝太丁”），《史记·殷本纪第三》“集解”：“谯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邵雍《夏商周年表》总年数合于谯周“六百余年”之说。邵雍记商总年数较《竹书纪年》多149年。为何不以《竹书纪年》为据？邵雍应有更为可靠的文献依据。

  《史记·殷本纪第三》“正义”：“《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 今《夏商周年表》盘庚迁殷后（公元前1300年）至纣末年（公元前1046年）凡254年，显然依据“《竹书纪年》。邵雍的《夏商周年表》记载，自盘庚即位至纣之灭凡279年。又说明邵雍不采用《竹书纪年》之数据，因为前人已有研究，《竹书纪年》讹误很多，只能参考，不宜作为信史。

  《皇极经世》记载：“乙未，伊尹相成汤伐桀……建国曰商”，时为公元前1766年。今《黄金书屋》光碟“中国历代纪年表”夏灭于公元前1766年，与邵雍的记载完全吻合。而今《夏商周年表》公布成汤即位于公元前1600年，向后推迟了166年。

四、邵雍的“周代年表”更准确

  邵雍《皇极经世》的“西周年表”，自周武王至幽王12王（加“共和”），纪年（公元前1122-公元前771）。今《黄金书屋》光碟之“中国历代纪年表”记商灭于公元前1122年（己卯），与邵雍所推完全相同。今《夏商周年表》仅列西周武王至幽王12王（加“共和”）年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周起始年代比邵雍记的少了76年。

  邵雍记载周武王于“己卯”（公元前1122）年“在丰践天子位”，“乙酉”（公元前1116年）“周武王崩，元子诵践位，是谓成王”，武王在位7年。《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今《夏商周年表》武王在位4年，似本此说。但《尚书·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自以为功……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王翼日乃瘳。”其后方有“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之记。说明周武王并不在克殷后二年崩，而是又害了几年病。《史记·周本纪第四》“正义”：“周公请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今《黄金书屋》光碟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武王末年为公元前1116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的“西周年表”    制图 郭彧

  邵雍记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在位37年。关于成王，《史记·周本纪》有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 《尚书·毕命》，康王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这是康王即位后12年“至于丰”时说的话。一纪12年，三纪为36年，即成王迁殷顽民之年至康王12年为36年。周公行政七年乃返政成王，之后方迁殷移民。又《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既然成王元年至康王12年时已有“四十余年”，那么成王在位肯定在30年以上。今《黄金书屋》光碟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115年，末年为公元前1079年，与邵雍所推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康王在位26年，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康王元年为公元前1078年，末年为公元前1053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昭王在位51年。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昭王元年为公元前1052年，末年为公元前1002年，与邵雍所推完全相同。

  关于穆王在位55年。《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康王在位26年，昭王在位51年，以穆王50岁即位计算，昭王卒时当有70左右岁。《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穆王元年为公元前1001年，末年为公元前947年，与邵雍所推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穆王的儿子周共王在位12年。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46年，末年为公元前935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懿王在位25年。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934年，末年为公元前910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孝王在位15年。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孝王元年为公元前909年，末年为公元前895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夷王在位16年，与《史记·周本纪第四》“正义”注夷王：“《帝王世纪》云十六年崩也。”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94年，末年为公元前879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邵雍《皇极经世》记载周厉王在位37年，则有取《史记·周本纪第四》：“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三十四年，王益严……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8年，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

  今《夏商周年表》与邵雍《皇极经世》记载的“厉王出奔于彘”以后的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相同。

  今《黄金书屋》“中国历代帝王年表”记周敬王在位44年，与邵雍《皇极经世》几乎完全相同。邵雍《皇极经世》“以运经世”所列东周年表，

 《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记周元王在位8年（公元前476-公元前469），邵雍则记元王在位6年（公元前475-公元前470）。

 邵雍记周贞王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442年，在位28年。

    邵雍《皇极经世》的“东周年表”。 制图 郭彧

 通过对邵雍《皇极经世》历史纪年的分析，可以明了邵雍生前所说的“安乐窝中一部书”，是三张详略不同的一天干地支纪年的历史年表，所采用的是以元、会、运、世为纪年单位，其中的重点是中间三千年人事与历史朝代更迭的史迹。也是一部“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的书。与邵雍同时代的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宋代胡宏所著《皇王大纪》，元代察罕所著《帝王纪年纂要》，皆是本与《皇极经世》纪年。可见邵雍《皇极经世》一书中的“三千年”历史纪年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记专著。特别是今见《黄金书屋》光碟中的“中国历代纪年表”与“中国历代帝王年表”又几乎与邵雍所记完全相同，不仅突显了邵雍《皇极经世》一书的历史作用，也肯定了邵雍不仅是一位伟大哲学、易学、象数学家，而且是造诣很深、对历史及其演变规律有精深独到研究的历史学家。

     
  历史烟云，兴废可循。邵雍有诗曰“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 山川尚如此，人事亦信然。幸免红尘中，随风浪着鞭”。司马光说：“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果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治国者必阅的历史参考书的话，那么，邵雍的《皇极经世》，则是一部中华宏观史学大观。邵雍以更广的视野高度，不仅仅只是记录历史，而更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通过详细考证史迹、史料，从复杂的历史进程演变中总结出朝代兴废规律性的东西，以史为鉴，发人深省，对治国安邦，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是一部难得的“资治通鉴”。

 参考文献，郭彧：《皇极经世》与《夏商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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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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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雍洛阳伊川“三安”史话

 附录：

邵雍《伊川击壤集》序 

    《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巳；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

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覆载在水也，不在人也。载则为利，覆则这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载能使人有利害耶？利害能使水有覆载耶？二者之间必有处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称善蹈者，未始不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则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则败坏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伤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钟鼓乐也，玉帛礼也，与其嗜钟鼓玉帛，则斯言也不能无 

     陋矣。必欲废钟鼓玉帛，则其如礼乐何？人谓风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论，牵于一身而为言者也。吁！独不念天下为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众，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亩，则以畎亩言，故其诗名之曰《伊川击壤集》。

时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注：治平， 宋英宗赵曙年号，元年甲辰1064年。治平丙午为治平三年1066年。邵雍父亲邵古卒于治平元年正月朔日，至治平丙午中秋已近满三年也。《伊川击壤集》应是邵雍在为父亲守孝三年期间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