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城乡边缘的他们

　　在城里人看来，他们是农村人，尽管他们中有的在城市已经打拼多年；在农村人看来，他们是城里人，常年在城市中工作，气质与见识似乎都比未出乡村的人提升了许多。

　　他们自己则更多的是迷惘和不确定——一方面，没有城市户口，城市也没有完全接纳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享受不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高强度的工作和较低的工资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接受提升人力资本的职业培训。另一方面，他们大多不会农活，不愿意回家种地，农村似乎也离他们很遥远。

　　这是一群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青年。如果是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他们经历的只是个体的漂泊无着。可他们是1亿多人，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所感受和承受的一切，必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让社会无法忽视他们。

　　增城事件只是一个点上的个案而已。更多的类似案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在一个更高和更广的层面加以解决，否则将带来更多伤害。

　　“大不一样”的新生代

　　48岁的农民工张延亮刚刚与17岁的侄女张秋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

　　老张2006年从哈尔滨来北京，在一家宾馆做维修工。2010年，他将张秋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宾馆做服务员。

　　冲突的起因是张秋到同在北京打工的朋友处串门，没有跟主管请假而旷工2天。按照规定，她要被罚款200元。

　　“200元呢，我都觉得心疼得不得了，人家根本不在乎。”张延亮抱怨道。让张延亮感到不满的还有侄女的花钱方式。他平时喝瓶啤酒都要斟酌一下，而张秋则花钱大方，经常上网，还常买水果零食给室友吃，一个月工资剩不了多少。

　　“我就纳闷了，现在的孩子，怎么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张延亮感慨道。

　　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结构，使得像张秋这样的年轻农民工，已经成长为与老一辈农民工大不相同的新生代。从2009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中山大学等多家机构针对包括新生代在内的农民工做了调查，调查得出的信息勾勒出了一幅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形象。

　　这个形象提醒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不能再用“农民工”这三个字简单地一以概之，他们是更加丰富、更加多变、更有个性的一群。

　　首先从人群定位上，新生代农民工被定义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16岁以上、户籍身份为农民的进城务工人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61.6%。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

　　而中国职工总数2009年为2.3亿人。无论是在农民工群体还是职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都已经成长为主力军。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这些年轻人往往是中学刚毕业就进城打工，他们中几乎都没有做农活的技术和经验，对农村也没有很深的情感，与传统农民工大不相同。

　　另一个相异点是进城打工的动机和目的不同。传统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挣钱养家，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临时处所，他的根还牢牢扎在农村。张延亮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自己近二十年来先后在哈尔滨、大连、北京打工，目标很简单，就是赚钱供孩子上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业了，自己就想多存些钱，以后老了回老家养老。至于留在北京或某个城市生活，他几乎没怎么谋划过。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现在房价这么贵，城市待不起。我这点钱不光要吃饭，还得留着以后看病呢。”张延亮说。

　　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90后农民工，他们出来打工的目的除了挣钱之外，往往还包括长见识、多学点东西、感受一下城市等。张秋家的经济条件在农村还算是不错的，父母在家种植木耳和水稻，一年收入也在几万元。张秋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她怀着好奇的心来到城市，就是想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对于未来，她有一个与叔父张延亮截然不同的大胆想法。

　　“农村我是不想回去了。现在回去，连上厕所都觉得不习惯了。将来我想好好学习，现在做服务员，将来做领班，做大堂经理，一步步往上走。”张秋满脸笑容地憧憬着。未来在这个17岁的农村女孩子眼里似乎是玫瑰色的。

　　相比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有资格和自信挑战在城市的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至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

　　这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我是谁——双重边缘化之忧

　　29岁的王辉很快就要做爸爸了。这个年轻人五年来一直在江苏省徐州市一家批发市场做小生意。他在城里租了房子，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王辉心头一直有拂不去的阴影。每次回老家，村里的人都开玩笑地说“城里的大老板回来了”。但在城里打拼，拥有农村户籍的王辉常常感到失落。

　　“我在城里混这么多年，说实在的，我不认为我是城里人，我没那个身份。但是你说我是农村人吧，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两头不靠，心里头漂得很。”王辉说。

　　马上要做父亲让他觉得肩上担子更重，“孩子的户口跟我，到时候会落到村里。不过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回农村上学。我自己再苦，也得为孩子拼。”

　　像王辉这样身份认知上的失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常见。相比传统农民工的“身在城市心在农村”，新生代与农村的分离更加决绝，而由于城市并没有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来接纳他们，因此，他们被架空在二元化的城乡之间，在城或乡都难以找到让他们心里踏实的落脚点。

　　全总的调研报告这样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刘林平负责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究”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报告共调查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4152名农民工。

　　根据调研，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有40.79%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超过2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说不清”这个选项，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选择这个选项的比例约为12%。调研人员据此得出结论，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双重身份有更多困惑。

　　这次调研特别从社会公平感和城市归属感两个维度设计了六个问题对外来工的社会心理感受进行测量。

　　在城市归属感方面，珠三角与长三角均有超过20%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不属于这里”，他们对打工城市缺乏归属感。

　　近17%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觉得“城市人（本地人）很排斥外来打工者”，而上海市这一数字达28%。尽管农民工感到自己不属于城市人，也经常受到城里人的排斥，但是65%以上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从来不觉得“在城市里打工低人一等”。

　　调查人员分析，外来工虽然在城里缺乏归属感，也时常觉得被人排斥，但是凭双手赚钱，尽管从事的职业相对低微，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卑。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大君长期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在工地与农民工的访谈中，李大君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歧视时，更多的不是采取传统农民工一忍了之的态度，而是辩解、争理，并不那么惧怕冲突。

　　“有的人评价说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太娇气了，耐受力低了，我并不认可。老一辈农民工已经把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内部合理化，所以他们可以承受很多本不应该承受的委屈。新生代不同，他们内心还没有把这些合理化，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就要去反抗。”李大君分析。

　　目前的研究习惯于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统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李大君在调查中发现，80后农民工与90后农民工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有很大不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其实也有着很大的分化。

　　李大君认为，90后农民工相比80后，由于基本没有成家，权益意识不像身负养家重担的80后那么强，他们往往更加重视工作带来的体验，有的频频更换新手机，喜欢上网，习惯用QQ聊天而不太适应面对面聊天。

　　接纳与融合

　　去年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以悲剧的形式吸引了全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广泛关注。而近来连续发生的潮州事件和增城事件则给社会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如何对待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人群，如何化解已经存在的隔膜和对立，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健康至关重要。

　　在中山大学所做的调研中，珠三角农民工对社会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感受最为普遍。近三成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社会不公，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经常或总是感到自己的收入没有体现自身劳动价值，两项分布均比长三角高5个百分点。而在社会融合方面，65%的农民工表示与本地人交往存在困难。超过六分之一的农民工表示没有机会与本地人交往。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农民工与城市的割裂表示担忧。他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现行户籍制度，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只是“半拉子”城市化。

　　“农民工只是贡献他们的劳动，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样会使整个城市分化成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些分化了的群体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那么很难说，这个城市是稳定和谐的。”李实表示。

　　李大君也为他在调研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感到不安。他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一个中产小区组织一场为建筑工人募捐旧棉衣棉被的活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为什么捐给他们？就是他们搞乱了北京。”

　　这些话让李大君感到意外又义愤。

　　“许多城里人对农民工还是那个刻板印象，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多真的很缺乏感恩的心，反而自以为优越。这是很可悲的。”李大君说。

　　2010年初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此后，中央及各地均在调研和寻找合适的解决问题之道。

　　除了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法提高农民工收入，减少其收入不公感之外，重庆、湖北等地开始尝试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办法，使其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重庆的计划，将在2010年、2011年两年解决338万农民工的城市户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对农民工“以土地换户口”的做法表示并不乐观。他曾经就农民工的收支情况做过一项调研，结果发现，即使考虑到最宽松的条件，也只有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具备成为市民的经济能力。

　　也就是说，农民工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可以成为市民，但是以其收入水平，将无法支撑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所谓的市民化将成为一句空话。

　　章铮认为，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是就业和住房。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市民。

　　根据“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7.5%提高到51.5%。但若没有人的城镇化，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言，将是一个“虚高”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模式将不可持续。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亿多30岁以下的年轻劳动力，更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如何把问题变成财富，如何使新老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公平地分享社会财富，需要政府、NGO及社会各方用智慧和爱心来慎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