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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书摘

书评人:叶兰娣 2009-01-12 14:43 赞[0] 收藏

  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P2-3)

  看到一切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P3)

   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P3)

  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P4)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P7)

  不(或不甚)了解却又有了许多评论,而且大都是摇头晃脑的恶评。——这也是颇为奇怪的。(P364)

  然而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人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致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P364)

  历史、社会的前进运动是由少数“醒着的”的前驱者与“睡着、昏着、玩着”的沉默的大多数人共同组成与运作的,或者说是实现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补、互渗中的,因而是缺一不可的。(P366)

  我甚至想对他说,你选择“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宿命。但我同时想向他提出过来人的忠告:在孤独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与理想和尊重他人的不同选择,并不矛盾;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与他人,获得宽容与大度,这将是更高的精神境界。——我自己也没有达到,心向往之,而愿与余杰及和他一样的90年代的青年人与北大人共勉。(P366)

  而在中国未来发展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将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甚至更坏一些,继续充当哗众取宠的滑稽角色。(368)

  因此,任何对于‘人民’的判词都是虚假的、想象的,是在过度地行使知识分子的言说特权。既然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言语中消失,那么,我希望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的概念:‘人民’既不在我们之上,也不在我们之下。(P369)

  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那里,由对底层人民的理想化发展到“人民至上主义”;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人民至上”,是必然要变作“人民代言人至上”的,最后就导致了专制主义。而另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把对“多数专政”的警惕,发展成对人民(群众,多数)的全盘否定,进而脱离了广大底层人民,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性弱点。(P370)

  当年也确实曾一度沉醉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的快感之中,但很快就发现是为一种虚幻的假想所欺骗。后来在一次对北大学生的公开演讲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演讲,看起来是我讲你们听,你们受我影响,实际上我是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我讲到某处.你们鼓掌了,我也兴奋起来;我立刻明白,你们期待我讲什么,于是,我就顺着你们的期待讲下去,越讲越起劲,却越讲越走火。事后想起来,会觉得害怕:哎呀,我讲了些什么呀,这根本不是(或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上了听众的当了!当年鲁迅说,听众的掌声是会把人的命送掉的,这是很有道理的。(P376)

  于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定位,我把它概括为“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P378)

  因此,我这样谈论自己的选择和已经(或可能)付出的代价,绝没有向别人(特别是连基本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证的年轻人)推销的意思:这仅仅是根据我个人的主客观条件所作出的选择;如果我处在眼下某些年轻人的另一种条件、环境下,说不定也会作出另一种选择。(P379)

  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批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P381)

  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P381)

  “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与“美育”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五育思想)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真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P383)

  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P384)

  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是自己的事,而不应是由所谓“教育”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意义来强加给所有的人。(P385)

  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P386)

  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但又不要执迷于物质。(P387)

  本来,就像周作人所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说过,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他主张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一种虚幻性的精神和谐,然后是虚幻的破灭,再然后在更高的层面建立一种精神和谐。(P390)

  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

  语言是思想与灵魂的外在存在形式。(P392)

  教学中应该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我主张学生读书比如读鲁迅的经典作品要囫囵吞枣地读。文学作品不必解释得太死 。(P394)

  话语只是一个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维,另一面是人的行动。(P398)

  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曾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P34)

  金先生也谈过恋爱:他曾经热烈地追求过堪称一代美女与才女的作家、学者林徽因,但林最后选择了建筑学家梁思成,金先生遂终身不娶。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都很纳闷,到了之后,金先生才郑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全场肃然动容。金先生晚年时,毛主席曾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其时他已经80岁了,就雇了一部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并兜一圈(大笑)。(P36)

  有些明其道不计算功的气概。(P37)

  然而中国凡事都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P38)

  (周作人)设想应从5个方面来读书。(1) “关于个人”,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和医学史知识; (2)“关于人类及生物”,应学习生物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展史、社会学),历史;[3)“关于自然现象”,要学习天文地理,化学; (4)“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5)“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P43)

  “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总之“开卷有益”就是了。旁听课更可以随意些,老师姑妄讲之,你姑妄听之,万一睡着了也不要紧。(P43)

  一个人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你自己不能把握的,比如说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家族),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的,等等;二是机遇,这更是你自己无法预设与预计的;第三才是你后天所接受的教育,与你自己的努力。应该说,越到高层次的发展,越决定于前两个方面,而这恰恰是你无法自己把握的。这说起来似乎有些神秘,却是不能回避的事实。(P46)

  周作人则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P49)

  鲁迅不无沉重地指出,中国的传统土大夫本质上不过是官的帮闲(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帮忙(在“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P52)

  我在《丰富的痛苦》这本书里,曾据此而提出了一个“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者与思想的毁灭”的命题。这就是说,理想形态的思想是只能存在于彼岸,而不能在此岸现实化的。(P54)

  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提出,当“民主”变成“多数崇拜”时,就孕育着巨大的危险。(P54)

  台湾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总结台湾政治改革的经验时,曾概括为两句话:“开始要早,步子要慢。”这一“早”一“慢”说的也是“(思想、态度)激进”与“(行动)稳健”的辩证关系。(P55)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P291)  

  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P294)  “自汉武帝表彰儒术以后,儒家已空存其名,孔子所讲之道与器,已名存实亡”;因此,所应批判(与否定)的仅是汉以后“渗入了阴阳家的思想“的“名存实亡”的所谓儒家,今日提倡科学,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并进,正是“符合儒家的真正精神与实现孔子的固有的理想”。(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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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

作者:钱理群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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