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宣称，求知欲是哲学的开端。但经济学的起源则是出于对肮脏简陋的街道以及生命中的不快乐表示厌恶的社会热忱。——A.C 庇古
经济学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正是庇古所著的《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该书中，庇古开宗明义的提出福利“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既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由于福利的范围很广，经济学中讨论的福利并不是一般福利，而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且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在一般意义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庇古强调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所保证的太平环境部分取决于，从社会的角度说经济福利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达到最大化这一结论，在均衡状态，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往往被诱导去承担由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而导致的成本，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所愿支付的价格正好等于消费者所能获得的边际效用。这正是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能吸引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原因。如果生产成本和消费完全是由某笔交易的关联方所决定，那么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由于总量等于各部分之和，所有的成本和收益都是精确按照社会中每个人参与生产和消费的比例而形成，因而社会福利达到了最大化。
庇古在质疑后认为只有在消除了私人边际产出和社会边际产出之间的差别后，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甚而指出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确认和消除这种差别。这正是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的问题。在这一卷里，庇古主要指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 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充分开工的工厂排放的放弃物不仅污染了我们的小溪和河流，而且杀死了鱼类和野生物，而这种破坏的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基于以上原因，庇古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同时也说明亚当斯密和新古典主义学说的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梦想的世界。现行体系的运作时因为政府干预，而不是一个几乎不需要政府行为的经济体系。斯密曾表示“我从不知道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影响交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 ......君主有闲暇从事葡萄酒商人或药剂师的生意时，这个国家不可能是非常伟大的。”这点有点像将罗斯福的“新政”作为任何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理由一样。不过庇古的观点认为如果自身利益能够提升人类福利，也只是因为人类习俗的设计正好导致了这样有利的结果，对于政府行为，他认为政府的任务是“进一步弄清楚现在和将来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以提高经济福利，并以此提高全体人民整体福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 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在收入分配方面，庇古建议是实施收入均等化。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使穷人间接受益。
或许是庇古在当时极为超前的思想，让他几乎不抱希望的认为思想的力量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他的遭遇与凡勃轮极为相似。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在1939年皇家经济协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谈到“......希望经济学知识的发展将大大改变现实事件是非常渺茫的。我们的创造不大可能有市场，然而我们培育我们的花园，因为我们追随的不是思想而是一种冲动—一种探索的冲动——这至少不是可耻的，虽然可能被证明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