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与其说是价值观层面的，不如说是方法论层面的。因为思维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价值诉求的不同，进而导致了文化的不同。——林永青
思维方法影响工具价值观；而工具价值观和终极价值观互为因果——林永青
（我几个月前曾经与被称为世界“管理大师”的彼得-圣吉对话，我说，“你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的比较；很高兴看到你并没有从神秘主义角度来理解东方文化.....”彼得-圣吉回答：“我用的方法，实际也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方法......”）
“早熟”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一部旧作，以中西文化比较作为背景，讨论了中国文化因为“早熟”而招致的种种命运。
“我常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没有经过许多层次阶段，（林注：比如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是一步登天；所以现在只有等着人家前来接受他。否则只是一个古董，人家拿他无办法，自己亦无办法。”（P19，《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
梁师所谓的“早熟”是指：中国文化（儒道），其基本方向是趋向于自我和环境的协调。也即意欲本身的需求和环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此种文化类型关注的问题是：追求感性上满足的生活并获得极大的内在惬意感和生活的快乐；相对的西方文化，更多反映了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取向，即对饮食男女（食物、住所、欲望）等的需求。为了达到此类欲求，需克服环境并满足这种基本的欲求。西方文化的所有特征和成果如科学、民主、征服自然的力量等，都是沿此方向发展起来的。
梁师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因为当东西方相遇时，中国文化容易失败于“更不文明”、“更暴力”的西方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将一直在前面等着西方文化走上来......”
（梁师所说的第三种文化类型，是印度文化：意欲回复到“自我的否定”。在这种文化的最后阶段，人类意识到世界不过是一种幻觉，因之要寻找绝对的觉悟。暂不讨论......）
价值还是方法？道还是术？
梁师写道，“中国人则怎样？中国人与西洋人是大不同的！而有些人则以为中国人只是不及西洋人，不认为是‘不同’......但我则以为是因其‘不同’，而后‘不及’的；——如果让我更确切地说，刚正因其‘过’，而后‘不及’的”（林注：“过犹不及”（《论语》））
梁漱溟总结说：“总之，东西方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一面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的根本方法和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厦门大学翁君奕教授的道德经》研究，在比较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对于“术”是轻视、甚至鄙视的。中国文化喜欢将“方法”看成术，“形而上者谓之器，形而下者谓之术”（《论语》），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术”是不能丢的，没有“道”的“术”当然是盲目的，而没有“术”的“道”却是肤浅的。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如果没有“术”，最终就没有“道”。
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
从文化情感上讲，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早熟说”，相信更容易被大多数国人所接纳。“因过而不及”，当然是一种更体面的自我安慰。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痛快（痛苦并快乐）地承认“不及”呢：方法的不及、科学理性的不及.....“知耻而后勇”，学习就好、“拿来”就好、融合就好，然后才是超越。——这才是“中庸之道”。
近代和现代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庸》是儒家思想中最好的典籍。包括晚年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的陈立夫，也包括这位从佛学转到儒学以安身立命的梁漱溟师，还包括坚持“西体中用”的冯友兰......
......未完稿......
延伸阅读：
1、《被广泛误解的中庸之道》
2、《价值观的力量》推荐序
3、《东西方对话之：中庸》
4、《对话彼得·圣吉：通往未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