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川著《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再版
《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刘百川先生1933年由开华书局出版的一本日记体专著。2012年6月由华文出版社收录《民国老日记》丛书再版。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鼎力推荐《日记》的再版。江苏省特级教师、南通二甲中学校长凌宗伟认为：“这日记看起来零零碎碎，但处处闪耀着他对教育的真知灼见，我以为这就是那一代人的教育学”。
再版《日记》的封四，印有著名心理学家、刘百川先生师范同学、海州中学实验小学同事朱智贤先生对刘百川的评价：“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川以一言决之。……而其戮才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元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困难，从无畏虑退缩之表示；其对人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座中为之乐而忘倦。”
封四还摘录了刘百川先生日记中的两句话：“凡事要在真实上做功夫，决不假装门面，决不做虚伪的成绩，要脚踏实地的努力，使成绩自己表露出来。”“凡事都要公开的研究，但求事业进行的便利，教育的效率，可以增高，不坚持任何的私见，更不要独断独行。”
1929年3月，刘百川出任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日记》是根据他当时写的日记整理出版的，被称作刘百川先生成名之作。时为江苏教育厅副厅长江恒源先生为《日记》题序：“希望有优良小学校，必先希望有优良小学校长。”“同学刘君百川研究教育极精邃，任小学校长且有年，平日持躬行事，固力求与所悬拟之理想相接近也。近著斯书，刊以问世，待人呼亦自待耳，呜呼！其用心可谓深且透矣。” 1633年开华书局还出版了该《日记》的下集，1934年《江苏教育》又陆续刊登《日记》的续集。
刘百川在《日记》序中说明：“去年，在扬州中学担任‘小学行政’的学程，觉得有许多小学行政教科书上所有材料，太不切实际，太没有兴味。我无意间在我的日记里，发现了不少实际而有趣味的材料，很足以为学者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便决心整理我的日记，把重要的事实——提取出来便编成这一本书。”
《日记》包含六方面的内容：“关于校长的事情”、“关于教务主任的事情”、“关于训育主任的事情”、“关于事务主任的事情”、“关于教学的事情”、“关于儿童和家庭的事情”。其中有一篇说他向武士通先生请教做校长的经验。吴先生提出是“做事务领袖还是做学术领袖”？这句话影响他一生。
1939年刘百川和沈慰霞、章柳泉合著的《教育行政》出版，并被列为师范教科书，时为教育部秘书长、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在序中说：“教育行政最高理想，是要做到‘行政学术化’。希望将来一切教育行政的问题，都变成教育学术方面的问题，随时加以研究改进。而教育行政人员，更要具有学者虚心研究的态度。千万不要将教育行政机关完全衙门化，把教育行政的业务，当着官样文章看待。”
在《日记》中，刘百川关注到教室黑板的高低、课桌的高矮、教室的采光、厕所的座位、图书的装订等等看似琐琐碎碎的小事，其实都是教育行政的内容。他认为教育行政基本都是一些具体标准，是办学的强制性要求，应当有科学依据，所以说是“行政学术化”。
1948年刘百川在《国民教育行政问题》的一书中，系统的提出了“教育行政学术化”和“教育学术配合行政”的观点。做校长要用学术高度去处理日常事务，才能避免成为事务领袖。
《日记》用相当多的文字谈到“训育”。关于训育，我的理解大概与我们的品德教育有些相似，他强调：“训育的理想要与社会的理想融合调恰；训育应该以正常的活动代替消极的禁阻；训育当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训育要采用儿童所能了解的最高方式”。
《日记》谈及学校的社会化，他强调，社会化，不是成人化。他指出“大家把社会化的意思弄错了，把整个社会的活动，都照样的搬到儿童面前，这简直不是社会化，是成人化了。”因此，儿童自治组织，“要与教育目标一致；与社会理想相谐和；顾及社会环境需要；合于儿童生活能力，且为儿童所能了解”。
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刘百川《现代儿童教养研究》，收录到王云五主编的《人人文库》，这本书在台湾畅销，以致1982年再次印刷。《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则是解放之后在大陆再版的第一本刘百川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