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方式，是生活方式当中堪称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民居往往能反映出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经济全球化驱动激烈的城市化进程，还让全球各地的建筑方式、居住方式及其背后投射的文化特征变得同质化。简言之，出现了学者们常说的“千城一面”，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只要是所谓的都市，从道路到建筑，再到路上行走的人（尽管可能肤色不同）的着装，都几乎没了区别。
这自然是人类文明、文化多元性的损失。单单就拿建筑和居住方式来说，一所民居以及其服务于居住者的相关功能设计，很可能积累着几百年甚至千多年、几千年积累下的丰富的建筑经验，从中还可发掘出民族文化的厚重沉淀。
问题在于，传统建筑和居住方式被淘汰，除了某些区域出现的人为破坏之外，更多的因素源于社会发展。最常见的一点即是，虽然旧有民居蕴含着千百年来的文明积淀，但是却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的空间需要，也不能适应居住的功能需要。很多时候，造成传统民居被拆毁并彻底湮没的原因，是民居居住者、所有者无法忍受“旧房子”带来的不便。我们当然不妨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臧否所谓以一己之欲而破坏文化、文明的做法，一些学者还会从文化、文明的价值论证那些民居并不仅仅属于其居住者（所有者），而是属于大众、全人类。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苛刻，一种对人性需求的道德绑架？
因此，不惟在中国，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传统民居建筑群，都在这几百年来特别是二战后的近几十年来，令人心情复杂的迎来了拆改建的浪潮；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才渐渐消褪。但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本以为能够借拆建开发获取利益、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人，拒绝接受保护传统民居的政界、学界要求，如果来自官方或地产企业的开发因舆论压力中止，前者们甚至可能自行拆掉或改建传统民居。
有人可能会说，传统民居的所有者可以通过旅游开发，来获得比推倒重建更大的利益。然而悖谬的是，如果某个区域、某种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获得完整保护，那么常常会因其海量存在（不够稀缺），而削弱对游客、研究专家等的吸引力，其所在地的政府、企业帮补维持民居、旧有生活方式存在的业主（居民）的财力保障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反过来，如若区域内的民居损毁殆尽，“幸存者”反而可能成为各式人等眼中的香饽饽，通过旅游开发等多渠道增收的地方政府才能有钱来补贴业主（居民），把民居、旧有生活方式维持下去。
本文之所以开篇以来，就絮叨这么多，是为了提醒与笔者一道打开《何处是我家：关于民居的记忆》这本书的朋友，要认识到书中对世界各地现存的传统民居（其中一部分很可能在书作者拍摄记述后已不复存在）的记述，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曾经的追记”。除了一小部分被移至或改建为博物馆而获得继续存在机会的传统民居之外，其他的民居都难逃消亡湮灭的命运。
《何处是我家：关于民居的记忆》一书分为四章，图文并茂的记录了世界各大洲、各种文化背景下保存至今的传统民居。从阿尔卑斯山巅到印度洋畔，从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到地中海的岛屿，从撒哈拉的热土到北极圈的冻原，形形色色的传统民居，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民族特征的人们世代相传又有所变迁的生活方式的凝固体现。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正因为这些传统民居消亡命运的不可逆转性，我们更有必要细心去品读，去想象，并作为一种记忆留存下来，告诉后来的人们，人类以前是怎样生活的。实际上，这本书的书名“何处是我家”，已经隐隐约约在披露“曾经的追记”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