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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告别中医中药

书评人:徐政龙 2018-05-17 19:25 赞[0] 收藏

 

再论告别中医中药

200698

张功耀

 

 

    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公开发表以后,终于打破了“中医神圣”的思想禁锢。就像“个人崇拜”走下神坛一样,中医也终于走下了神坛。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容易。要把在医学领域开启民智的工作做得比以往更有成效,更加不容易。尽管“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于提出问题,而应该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本文尝试从另外四个角度提出告别中医中药的必要性。

 

以资源有效利用的名义 

 

    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指责。这个指责明显来自中医界。它埋怨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过分依赖西药,没有充分利用中药。其闪烁其词的含义是,如果让志愿军都吃朝鲜的人参,就可以使志愿军取得更好的作战成绩。同样,如果在志愿军的医疗队推行中草药救死扶伤,前线将士就不会那样缺医少药了。

    这个指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按照这种指责,当年白求恩和柯棣华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真是大不该。中国有的是“华陀在世”“岐黄复生”的中医,难道还缺他们两个西医?中国“药材遍地”,难道还缺白求恩和柯棣华带来的那些西药?

    但是,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无论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日常保健的角度,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可以没有土著旧医,却不可以没有西医。那种试图用人参维持士兵的精力,用草药治疗枪伤,用跌打丸恢复肌肉扭伤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幼稚,而这种幼稚是在以整个国家的命运为中医的苟延作赌注。

    既然我们已经不可以没有西医,从“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在医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全力发展西医,努力减少中医对我国医学资源的占用。没有这个战略选择,中国的医学还将继续落后。

    众所周知,中医没有实验基础,也拒绝国际通行的“双盲法”标准。我国在机械制造,电子设备等所有可能的领域,都在努力执行国际标准,唯独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由于中医的干扰,至今还没有迈开向国际医学科学标准看齐的步伐。甚至在西医实践中,也还渗透许多中医的思维方式,在西药制造业中依然保留着“雷公炮制”的传统。

    如果读者留意的话,大概不难发现,凡是西医无能为力的地方,中医都自认为可以“大显身手”。这是中医取得大量国家资源的基本说词。稍后笔者将论述,这种“自我吹嘘”是违背国际医德标准的。就操作层面说,由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其管理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长期游离于国际标准之外,让中医的“自我吹嘘”钻了这个漏洞。大的范围不说,单是为了子虚乌有的“经络”两个字,我国为它给付的医学资源已经不计其数。当今我国医疗保险经费捉襟见肘,可是,为了这两个毫无医学和生理学意义的概念投巨资,我们的科技官员居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么巨大的资源消耗,纳税人得到了什么呢?可以说,连可供阅读的文字都没有看到,更不用说可以重复的实验证据了。这样占有医学资源,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有利,还是对“研究者”骗取科研经费有利,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其实,稍微有点医学进步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医并不具备它所吹嘘的可以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医生敢于把他解决“疑难杂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公之于世,接受世界医学界的检验。事实上,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效”的奥秘差不多都能得到“治疗无效”的说明。其中,疾病的“自愈性”、“自缓性”、“趋平均性”,以及治疗过程中的“安慰剂效应”,还有医学个案总结上的“统计心理学错误”,都可能成为“中医有效”的解释基础。1933年,江苏的宋国宾医生说:“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一个“自愈”或“自缓”的病例,可以使一个庸医在一夜之间成为“名医”。可是,如果要他说出这些疾病的康复与他的治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成为一个敢于讲真话的“良医”,则这个“名医”未必就有十足的勇气和能力了。

    中医吹嘘比西医“优越”的一个奥秘,是中医一再掩盖治疗过程中的“安慰剂效应”。稍微懂点逻辑学和医学的人都知道,不是任何一个“治疗在前,康复在后”的过程,都是“由于治疗而康复”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一简单的道理,中医界居然拒不承认。为了自我吹嘘和标榜,他们硬是不厌其烦地欺骗患者,把安慰剂效应解释为治疗效果。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只要有人经常去看他,他都会感觉到好一些。如果还有人能够牵着他的手,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些他所关心的事,其安慰剂效应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样道理,如果某个人的疾病在尝试了许多西医方法依然颇感无能为力的时候,突然一位自认为可以治疗疑难杂症的“名老中医”来到他的身边,这位“救星”所能创造的安慰剂效应会比一般人的牵手、抚摸、聊天所产生的效应更加明显。如果这样的安慰剂效应与疾病的自愈(或自缓)叠加在一起,这就足以造就一个“中医胜过西医”的个案了。

    这样的安慰剂效应,在以往的医学科学中是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证明的。循证医学的兴起,使我们已经有了判断治疗是否有效的方法,我们却依然对这种“中医有效”执迷不悟,那就不是医学不发达,而是我们的是非观念过于陈旧和不开化了。

    中医占有国家医学资源那么多,始终未能取得可以替代西医或补充西医的成就,继续让这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中医占有我们的医学资源,这不是浪费,又是什么?因此,为了确保我国医学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再把我国有限的医学资源分配给那些拒绝接受国际医学标准的中医项目。

 

以向国际医德标准看齐的名义

 

    中医是由远古的“巫医”经过儒门弟子的标榜而形成“儒医”的。由于儒的核心是“仁”,于是,这种“儒医”又被自我标榜为“仁术”。但是,由于中医在其理论与方法上的反科学特征,使得中医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可能遵守国际通行的医德规范。

    第一种国际医德:不要登广告自我宣扬。

    194910月,世界医学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际医德守则》(俗称“伦敦守则”)。其中“医生的一般职责”规定的第一条医德就是,“不要登广告自我宣扬”。据笔者所知,这条国际医德标准,只遭到了美国贸易委员会的质疑。为了确保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部门和个人的自由贸易权利,美国贸易委员会在与美国医学会谈判以后,制定了美国执行这个国际医德标准的修正原则。美国的修正原则规定,所有医疗广告,除价格、电话号码、招牌、个人名片、住址外,任何比较性言论、推荐书、经验介绍、对医疗技术的直接吹嘘和暗示性吹嘘,都是严格被禁止的。显然,这条反对“自我宣扬”的国际医德守则,中医是绝对做不到的。原因是,中医没有有效治疗的实验基础和医疗统计学基础,只得靠宣扬个案来吸引患者,并以此维持其经营。于是“华陀在世”、“岐黄复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类的标榜和吹嘘,几乎充斥了每一个中医诊所,甚至每一个中医医院。可见,保留中医中药,势必在我国医学领域保留自我宣扬恶习。要在医学领域扫荡这种自我吹嘘恶习,执行国际医德标准,就必须告别中医中药。

    第二种国际医德:公布新发现或新疗法时不得草率行事。

    这是《伦敦守则》中“医生的一般职责”中所规定的第三条国际医德。这一条医德标准,中医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们随便翻开一些医药广告,取得医疗“新方法”、“新突破”的往往都是中医。尽管没有任何实验依据和临床依据,自我标榜能够“解决疑难杂症”的也都是那些中医。几乎所有西医无能为力的病症,中医都自认为有办法。一付中药方剂,胖子服用可以减肥,瘦子服用可以增重,中医生都敢于在大众媒体上公开宣扬。难怪人们说,没有中医生不敢吹的牛,也没有中医生不敢试的药。由于中医延续了近3000年的草率恶习,患者成了中医草率从事的试验动物。

    中医的草率是由中医的基本方法决定的。如果我们要求中医按照国际医德规范改变其草率恶习,责令它公布新发现和新方法之前都要写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进行有效治疗的药理分析,测定其安全使用界限,指出其不良反应和预后,这在中医里边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见,不告别中医中药便不能结束我国医学领域里边的草率恶习。

    第三种国际医德: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语言介绍诊断、治疗和预后。

    这个医德规范是由“病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中派生出来的。按照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病人权利”法律规定,病人有权拒绝在医生对诊断、治疗和预后表述不清,或表述之后病人不懂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无庸讳言,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医疗卫生立法中,还没有关于“病人权利”的专项立法。因此,这种医德规范还没有在我国推行起来。但是,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国家,应该理直气壮地推行这种医德。

    这个国际医德标准,中医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最近,我国学术界冒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建议中医和现代医学进行“对话”。众所周知,要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话”,就要找到这两种语言互相对译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两种语言表达相同的指称。根据这个逻辑要求,中国的“春分”可以与欧洲的spring equinox“对话”;中国的“冬至”也可以与欧洲的winter solstice实现“对话”;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尾宿”与欧洲古代天文学的“天蝎座”也可以“对话”。但是,要让中医概念与西医概念进行“对话”,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读过一点中医著作的人也许清楚,要让中医与我们本民族的日常语言进行“对话”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医生这样告诉病人,“你的病属于气血两亏,需要补气和补血。”可是,把“气血两亏”表达成日常语言的诊断含义是什么?把“补气”和“补血”表达成日常语言的的治疗含义又是什么?难道“气”也是可以“补”的吗?“补气”究竟是补什么?估计中医生永远都不可能把它表达成可被无歧义交流的日常语言。一个不能表达成可被患者理解的日常语言,怎么可以贯彻“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语言介绍诊断、治疗和预后”的国际医德呢?

    事实上,还有许多国际医德标准,在保留中医中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贯彻的。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大国,不能让中医以任何理由凌驾于国际医德标准之上。因此,为了纯洁我们的医德,我们必须彻底告别那些妨碍我国医德改良的中医中药。

 

以弘扬科学精神的名义 

 

    大致说来,中医科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学风漂浮,囫囵吞枣,错把伪书当经典。

    众所周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中国曾经有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可惜,这个局面的重点在于“鸣”,而不在于“争”,谈不上真正意义上学术研究。由于“鸣”脱离“争”,许多思想和方法没有得到及时修正,使得这个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不良的思想隐患。南宋文献学家郑樵曾经这样评价百家争鸣:“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通志略·灾祥略第一》)有史家认为,这大概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又不绝儒学的重要原因所在。

秦朝灭亡,“欺人”“欺天”的妖妄之学日盛一日,手法也多有翻新。自西汉初年开始,中国学术界便有伪学泛滥。伪托圣人或神仙之名伪造经典,就是这一时期伪学泛滥的最大特点。汉初,《易经》传了三部。有用三十六策的“连山易”,也有用四十五策的“归藏易”,还有用四十九策的“周易”。不知何人,伪托孔子之名注“十翼”。于是,《周易》得以相传。《连山易》和《归藏易》便销声匿迹了。《诗经》也相类似。战国有鲁、齐、韩“三家诗”。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初还能“三家诗”并立为学。后来,毛苌氏以“得子夏之传”的名义将“毛诗”立为正宗。其它三家诗便不再有传。凡此种种,代表了西汉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种坏风气。

最初被学者揭发为“伪造经典”的是《古文尚书》。

《尚书》原初成书于妖妄之说盛行的战国时代。当时就有多种版籍流行,伪书颇多。秦始皇焚书时,尤以《尚书》遭焚最绝,原因就是《尚书》的伪书太多。西汉时,古本《尚书》再次出现,并被标榜为《古文尚书》刊行。然,这本“新发现的”《古文尚书》多有伪诈。东晋时,梅颐在充满伪诈的《古文尚书》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伪造。他先把当时流行的25卷本析成33卷,自己再增加25卷,凑成传说中的58卷,敬献给朝廷。后人不查其中的伪诈,却多以此书做点校和阐发,谬种流传1200年。直到清朝,阎百诗(16361704年)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才对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辨出伪迹。从那以后,中国学术界才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保持着一些警觉。

然而,好景不长。阎百诗先生这种对古代经典保持一种批判头脑的精神,没有流传下来,以至于现在我国某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依然做了许多囫囵吞枣,谬种流传的事。近年来,我国学界风潮尤浮,那些涉世不深的青皮后生当然就更加辨不出真伪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扁鹊难经》比《古文尚书》更伪。要把这三部书的伪造劣迹全部阐述清楚,不是本文的旨意。现选择《黄帝内经》略述于次:

《黄帝内经》究竟成书于什么时代,至今无考。流传的说法称它初成于战国。这个结论仅仅来自宋代一些文人的捕风捉影,没有半点佐证。如,林亿说:“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这个论断把《黄帝内经》的成书说到远古去了,却毫无根据。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这些说法至今都没有证据。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由战国时期出版的某些“医学单行本”缩编而成的。可是,我们至今不能从战国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找到曾经刊行过“中医单行本”任何蛛丝马迹。联想到《周易》作者、孔子和列子都曾经反对“医”和“巫”,基本可以断言,《黄帝内经》不可能出在战国。它大概与《古文尚书》相类似,是汉代的某些读书人伪托黄帝之名捏造的一部不入正流的伪书。

这部书对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在中国哲学史中则没有什么地位。国内一些严肃的哲学史家对这样一本书的哲学价值,基本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冯友兰先生洋洋140万言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谈,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不谈,以治《中华文化史》闻名的柳诒徵先生也不谈。但是,医学史家似乎是不得不写这本书的。但是,在涉及它对中医思想产生影响的评价方面,史学家却多闪烁其词,很少有人明说。唯独我国学术界的青皮后生,胆子相当大。一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史家避而不谈的问题,青皮后生们却敢于去做任何断言。科学史家还没有确认其科学性的著作,居然被一些青皮后生冠上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两顶桂冠。真是后生可畏!

《黄帝内经》是不是“博大精深”,是不是属于“超科学”,笔者已有明确的分析。事实上,单是把这本伪书混乱的成书过程写清楚,就可能是举全国罄竹都不够的。其中,造成混乱最严重的便是唐代(按:查郑樵《通志略》当为晋代,或梁唐晋汉周之“唐”,目前暂按流行说法表述,容笔者将来考订清楚)王冰注解是书时的任意加减。王冰,别号“启玄子”,这个名字就说明这个人喜欢玩弄一些玄秘的造作。他自我宣称“精勤博访,历12年”,“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经王冰增加的内容,在古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甚至连目录都没有。由于编撰上的混乱,《黄帝内经》的版籍也五花八门。流传到梁朝的《黄帝内经》只有9卷。王冰把它补充到8124卷。这个本子,曾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编为太医局的“标准本”。可是,到了元代,这个“标准本”又被搞乱了。元代刊刻的“古林书堂”《黄帝内经》本计为12卷。明代《道藏》本《黄帝内经》是50卷。如此混乱的编修和版籍,在我国古代正流典籍中极为罕见。如果《黄帝内经》是一部正流著作,它是不应该这么乱的。这也从反面证明,《黄帝内经》是一部不入儒学正流的伪书。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成书和思想都十分混乱的伪书,在我国有了一定的科学普及以后,竟然被吹捧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的地步,其科学精神之缺失令人惊讶!

二、囿于书卷,轻视实践,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

所有古文明地区的人民,都曾经探索过征服疾病的方法。而且,所有这些民间土著医术都来自实践,理论形态都十分朴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探索。我国这些朴实无华的民间医术,儒医们轻蔑地称它为“草医”。

草医是典型的经验医学,而中医则毫无经验基础。事实上,中医一直轻视实践经验,却热衷于一些华而不实的标榜。几乎所有经儒医标榜的中医中药概念,都不能还原到实践中去。由于中医中药的基本概念是标榜出来的,没有实践基础,因而读者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可以自圆其说的“甚解”。这也更加助长了中医界不求甚解的学风。

比如,儒医用“寒、热、温、凉”来标榜中药的“四气”,就非常滑稽。对此,宋人宗奭曾经提出过批评:“凡称气者,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是药之性也。四气则是香、臭、腥、臊,……则气当改为性字,于义方允。”尽管李时珍也赞成宗奭的说法,却因“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也”。于是,只好将错就错,一直错到了今天。其实,即使宗奭和李时珍有勇气把“四气”改为“四性”,也依然属于不求甚解的自我标榜。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最起码的经验还原。不用在深入的实践领域进行概念还原,当就在“寒”与“凉”“温”与“热”之间做出经验划分,也是不可能的。这还不够,历代儒医对中药概念还进行过更多的标榜。仅李杲一人,就在气味之外增加了“阴、阳、厚、薄”;“升、降、沉、浮”;“四时宜忌”;天之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藏“下应”;总计不下百余个概念。所有这些标榜,既没有实践基础,也不能在实践中还原,从而在中医界培养了一种轻视实践,热衷于概念游戏的恶劣学风。

由于儒医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不是像民间草医那样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儒医使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药剂和针灸),都没有实践依据,至今中医也没有胆量将他们所谓“有效的方法”做普遍性的实践还原,接受实践的检验。儒医轻视实践,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自我标榜,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我懂”“你不懂”的心理差异,从而从根本上打击民间“草医”。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医实际上是扼杀“草医”的罪魁祸首。至于儒医们对自己所标榜的东西是否真懂,绝没有接受实践还原的可能。

我们不能要求古代医学提前达到科学的境界,或像某些人所说,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它。但是,我们希望它重视实践,放弃自我标榜恶习,使任何中医中药的概念都能够在实践领域给以清晰的说明。这应该是不过分的。遗憾的是,中医界自我标榜的恶习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

三、捆绑祖宗,狐假虎威,不思进取。

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的。但是,任何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可靠认识,都必然是发展的。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也将逐步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进步。人类不能穷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但是,人类必须逐步深化和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范围。可是,中医中药理论则不然,它一直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路径。就像“脏腑”那样最基本的中医概念,在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今天,依然没有弄清楚。甚至,脏腑究竟是“从形”,还是“从理”,脏腑的“理”是否存在一个“形”的基础,就连中医泰斗也答不上来。

由于中医轻视实践,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理论竞争中遭受被废除的厄运。用当今比较时髦的话语说就是,中医不可能不丧失其“话语霸权”。

可是,儒医是读书人创立的,不应该被那些识字不多的草医们耻笑。为了维护儒医们的面子,保持其对于草医的“话语霸权”,儒医便玩弄了另外一种手法,把自己的歪理邪说与祖宗名份捆绑在一起。查中国学术史上,几乎所有歪理邪说,除古代医家外,还有阴阳家和神仙道术,都热衷于捆绑祖宗,即把自己完全不能成立,或不能形成竞争力的自我标榜,都伪托“黄帝”或“神仙”的名份来欺骗世人,强制推行。他们捆绑祖宗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荣耀祖宗,相反却严重亵渎和沾污了祖宗。他们既不通过实践来深化和发展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更不在理论的逻辑严密性上做精细的努力,却试图通过捆绑祖宗把经典伪造和学术欺骗的错误贯彻到底。一切有觉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起来扼制这种坏风气!

因此,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扫除我国学术进步道路上的恶劣学风,把人命关天的医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以紧跟医学科学进步的名义

 

就现有的医学进步水平而言,人类已经进入了分子时代。它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方法,由细胞层次进入到了分子层次。这个分子层次的医学,致力于发现控制细胞行为的分子,弄清基因异常与疾病之间的关系,通过检查和纠正这些异常基因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子医学的成功为我们展示了五个方面的发展前景:

一是早期诊断。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总统汉弗莱1967年发现膀胱上长有一个不起眼的肿物。但病理切片并未发现癌细胞。9年后,这位总统才被诊断出癌症,两年以后去世。1994年,美国医学家利用分子医学技术对汉弗莱1967年的病理切片进行了P53抑癌基因检查,发现那时的组织细胞虽然在形态上还没有表现出恶性变化,但其P53基因的第227个密码子已经发生了一个核苷酸的突变。正是这个突变,导致了汉弗莱总统9年后的癌症。这个成功为疾病的早期诊断点燃了一盏明灯。

二是基因鉴定。这项技术已经在我国司法界普遍被使用。目前,这项技术的可靠性达到了偶然吻合率小于十亿分之一的水平。

三是基因治疗。它是一种在基因诊断的基础上,通过基因水平的操作来治疗疾病的方法。1990914日,美国医生安德森接治过一例患ADA缺乏症的4岁女孩谢德尔。这个4岁女孩由于遗传基因有缺陷,自身不能生产ADA,临床表现为先天性免疫功能不全,只能生活在无菌的隔离帐里。经安德森为她施行分子医学治疗10个月以后,患者恢复了免疫功能,终于走出了隔离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四是基因免疫。1990年沃尔夫(Woff)等发现,将带有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编码基因的质粒注射到小鼠肌肉内,可使小鼠能经受致死剂量的甲型流感病毒的攻击。这种裸露的DNA通过滴鼻和肠道也可以进人细胞,并获得成功的保护性免疫。这种具有疫苗作用的裸露DNA称之为“基因疫苗”(gene vaccine)。 基因疫苗不仅可用于病毒感染,还可用于防治肿瘤,而且安全性极高。

五是延缓衰老。分子生物学揭示,生命物体的生命是由“时钟基因”决定的。实验证明,破坏“时钟1基因”(clock 1 gene)可使线虫的寿命延长1.5倍;“我还活着”基因一旦发生改变,会使果蝇寿命延长一倍。现已查明,人体内也存在这些基因。因此,通过破坏或改变这些基因来延长人的寿命是完全可能的。

诸如此类的早期诊断是不可能通过望、闻、问、切来实现的,其早期治疗也是中医的“辨症施治”所望尘莫及的。笔者从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杂志上注意到,有人试图倡导“分子中医学”,这种思维方式至今未能摆脱“自我标榜”的恶习,是不可能成功的。纵观中医的苟延,它一直蔑视“从实践中来”的实践,却一味热衷于“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换句话说,中医师习惯于用他所理解的“五运六气”“奇经八脉”来附会实践,对实践做标榜,却不愿意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实践经验来改变活发展现有的理论。至于以循证医学那种实验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医学实践,中医界至今还断然拒绝。中医这种拒绝通过实践来实现进步的本性,终于把自己送到了墓穴的边缘。难怪20世纪20年代的陆渊雷说,中医被废除的危机来自中医本身,而非来自废除中医的口号。

中医本不需要医院。可是,这种“本不需要医院”的中医不但办起了医院,而且还得到了雨后春笋般的发展。1950年,我国全国只有4所中医医院。1954年,毛泽东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之后,增加到67所。1960年再猛增到330所。文化大革命就发展中医的政治氛围来说是最好的。可是由于国民经济遭到破坏,想发展也没有资金。于是,中医医院反而锐减了一半多,到1975年只剩下160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扶持中医事业的发展,到1978年迅速恢复中医医院达447所。1984年,中央取消“中医师”和“医师”的界限,推行所谓的“一视同仁”政策,它使中医医院猛增到1218所。尽管中医在保健、地方病、常见病、传染病和高死亡率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个“一视同仁”的政策却一直延续下来了。到2005年,我国合计中医医院机构发展到了2620所。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政府兴办的,达2258所,企业兴办的只有16所,属于其它体制的346所。三者的比率为141.1121.63。与之相比,全国2005年拥有西医医院18703所。其中,政府兴办9880所,企业兴办4450所,其它医院体制4373所,三者比率为2.2210.98。就是说,国家办了多少西医医院,社会力量就差不多对等办了多少西医医院。反之,国家花钱办6所中医医院,社会力量还没有办一所中医医院。直言之,中医医院的86.18%是国家花钱建的。可是,国家投巨资建立的这些中医医院,2005年实际接受营利性诊疗人数只有300万人次。同期统计的西医医院接受营利性诊疗人数却高达5600万人次。众所周知,现在我国的中医医院已经名不副实。据推测,中医医院的西医因素所占的平均比率大概是70%。如果刨除中医医院中的西医因素,全国真正接受完全中医诊疗的人数大概只有90万人次左右。

客观的说,我国为了发展中医,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手段,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却依然没有止住中医的衰落。因此,中医的衰落已经不能从外部去找原因,而应该从中医的内部去找原因了。中医的思想体系本来就缺乏实践基础,逻辑上也十分混乱,把自己的“话语霸权”寄托于对“传统文化”的捆绑。这样一种一再拒绝进步,甚至对任何进步都深怀反感的医学体系,怎么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面前不被抛弃呢?

医学科学的进步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需要用望、闻、问、切来诊断疾病,不需要用阴阳调和的空洞格言来指导辨症施治,不需要通过吃“补药”来延长寿命和提高免疫力,更不要用“雷公炮制”方法来指导药品生产了。沉舟侧傍千凡竞,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紧跟世界医学科学潮流,才能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以紧跟世界医学科学进步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药条例及其配套规定——法律及期配套规定丛书(129)

作者:中国法制出版社 编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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