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常常弄人，人生迹遇如是，图书也一样。比如，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十五年之后才走出深山为人识，成为图书市场的领袖书籍。这本书不仅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洛阳纸贵，更为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促成了一批人，重新审视、解读一个王朝。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这本书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金学”一样，也形成了一门以作者黄仁宇先生姓命名的“黄学”。
不用我多说，相信博友们已经猜出来了，这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的国内回归，要感谢中华书局的慧眼。黄仁宇先生在书的后记中交代说，1976年成书后，经过很大周折，耶鲁大学出版社才肯出版，当时国内还是四人帮后期，中华书局肯出这本书，让黄先生感到很激动。
心情可以激动，不过1982年的中国图书市场，至少在销售上还不能让黄先生激动。一方面，读者们渴望读书，求知，但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兴奋点还是女排英雄，是张海迪，是老山前线的英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对要单调得多，因此，像《万历十五年》这样非严格的历史著作，即使不算风秀于林，也难免过于特立独行，不受戴见是可以想见的。
直到1997年，三联书店接过中华书局的接力棒，重新推出《万历十五年》，读者才发现，原来在金庸武侠世界之外，在美国还有这样一位文弱大侠，将中国历史写得甚是活灵活现。
一般来说，国内很多“黄学”爱好者或反对者，大多读的是1997年三联书让版的《万历十五年》。如果我没记错，从1997年5月到2000年9月，期间三联陆续重印了六次，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当然，形成日后“黄学”的，不止这一本书，应该还有《纳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1992）、《中国大历史》（三联1997）、《黄河青山》（自传）、《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1997）、《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三联2001)等书。
从市场销售角度说，如果没有三联版的“黄书”，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黄学”热。也就是说，黄仁宇先生在祖国大陆真正红起来，得益于三联书店的市场营销。当然，也有个前提，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走过整个80年代，读者正在从历史的故事中寻找变数，图书市场既需要弄潮者，也自然会产生幸运儿。《万历十五年》以其特有的角度，一反中国人对历史的正解态度，而以多少略带调侃，却又不乏生动历史细节的穿凿，着实让不忍读晦涩历史者，大朵甘怡。
饶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先生前半生是个军旅中人，居然能向历史故纸堆中寻章琢句却又超脱物外，像当年的房龙般亲切却又有超过房龙般的历史深度，确实开启了一代人读史的生涯。从这个角度说，黄仁宇先生纵使没有改变历史的能力，抑或历史解得让某些方家不齿，但在凡如我辈看来，认为黄氏不失开一代风气之宗师。
顺带提一句，我是1987年底读的这本书。当时是一位同学要去日本留学，从别人处带来这本书，就是中华书局1982年印的那版版。对整天陶醉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我来说，《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就像冬天里冲凉般令人打寒战，天呐，历史还能这样写。于是，从金先生的武侠中抽出时间，连夜读《万历十五年》。说实话，我今天还能将一些枯躁的东西写得还能让人读下去，多一半是受黄先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是否从黄先生那里有所借鉴，也不知道当年明月先生的《明朝那些事儿》是否从黄先生那里得到过灵感，但如果没有黄先生通过对明朝历史的意趣在的解读，掀起中国历史学的通俗热潮，相信余先生与当年明月先生不知要造多大的声势，才能得到那样多的认可。
这样想想，说不定百家讲坛的诸先生，都程度不等地受到过黄先生的影响呢。
算了，不能再说了，容易得罪人，大家成名立万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