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清晰的生活
对信仰执著的我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个事实：上帝给了我一双近视且色盲的眼睛。在7年级的时候，我几乎要坐到老师的大腿上，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连看书也要把头埋进书里。每当去科尼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时，我总是选择前排位置。当小伙伴们要分队玩垒球时，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挑选，因为我看不清球。冬日午后，当玩大富翁游戏时，我要把身体倾向游戏盘，看我转的骰子所显示的数字。“胡说八道，”当我告诉母亲我眼睛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母亲是这么回答的，并且补充说，“我和你父亲的眼睛都是很好的。”
最后，当校医院的护士坚持要我去找个验光师检查时，我照做了。验光师给我镜片，让我看视力检查表。根据我看检查表的清晰度，他不断地给我矫正镜片，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随后，他要看看我当时戴的眼镜，以判断我近视的度数。当我告诉他我从没戴过眼镜时，他惊呆了。比他更震惊的是，戴上他配的眼镜后，13岁的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清晰的世界。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漏看了这么多景色：我看到汽车牌照上原来是有数字的；我看到商店的橱窗上写着售卖铲子，打折出售裤子等，我看到远处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牌上写着“美食之家1923”，我看到一个半街区外的电影院正播放乔治·布莱恩（George OBrien）主演的《多色沙漠》（Painted Desert），而不需要再跑到影院入口的遮檐下去看。在家里，当我拿起门前阶梯上的午报时，我发现我再也不需要把报纸贴在脸边就能看清上面的内容了。几天后，我知道我再也不用眯着眼睛看事物了，除非太阳照射眼前。不过父母还是相信我的视力应该跟他们差不多。同样，他们也不相信我是色盲。事实上，父亲坚持做了色觉测试。当测试结束时，他用怀疑和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他想，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能在这么简单的测试上不及格呢？我所认识到的世界和我父母心中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而诸如此类的经历使这鸿沟越发戏剧性。
青春期的到来使这两个世界的分歧越来越大。我与非希腊裔女孩的来往是他们最难接受的。科尼没有与我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希腊女孩，因此我必须与非希腊女孩交往，可每当我对美国女孩有兴趣，父母的评价就总是毫不客气。母亲的评价最为苛刻，她会对美国女孩做糟糕透顶的归纳。
尽管如此，我还是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她叫让·克里斯特曼（Jean Christman）。她的父亲是科尼唯一一家面包店的老板，也是中央咖啡厅的常客。我没有马上和父母讲我与珍交往的事情。后来，当我想带她参加高中舞会时，我只能坦白交代了。我认为是主顾关系的存在，才使父母的反应没那么激烈。因此，我们顺利地一起参加了舞会。除了在咖啡馆，父亲很少与美国人或是美国女孩接触。我不记得父母带我去过非希腊人家里做客。其实，父母不愿与美国人交流，更多的是出于担忧，而不是真的很厌恶他们。父母只弹希腊乐器和那时或如今的许多移民一样，他们担心以爵士乐和摇摆乐（相当于如今的嘻哈、说唱）以及让人想入非非的广告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会教坏孩子，摧毁他们的价值观，甚至担心他们会因此藐视长辈的习俗和规矩。
父亲严格地教育我，让我尊重他和他所定的规矩。哪怕我在晚上迟5分钟回来，他都会打我。打我之前，他总会问我选手心还是手背，而我总会选择手背，因为打手背好像没那么痛。我对父亲这种威吓式的极端管教方法极为愤怒，但我总是默默承受，而我的朋友们都无须承受这样的折磨。
在我读高三的那一年，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一触即发。那一年，我负责争取家长们的支持，在灯光亮丽的学校体育馆举行一个由女老师监督的交际舞会。我是从比尔叔叔的妻子海琳那儿学的交际舞。她是出生于美国的希腊人，母亲不喜欢她。这是因为她不仅跳美国舞，还喜欢新鲜事物，比如她喜欢在商店里买衣服，而不是穿家庭缝制的衣服。我设想在舞会上请一个摇摆乐队，专门演唱战争时代的美国热门歌曲，如吉米·朵西（Jimmy Dorsey）的《橘红》，格林·米勒（Glenn Miller）的《月光鸡尾酒》，还有就是请人结对在硬木地板上跳舞。为举办这个舞会，我费劲心思，却刻意对父亲隐瞒。接着，我们把舞会提议交由家长投票决定，令我难以置信、备感尴尬的是，父亲就是5个反对家长之一。我确信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我与非希腊女孩交往的机会。尽管如此，舞会还是在灯火迷人的体育馆照常举行了，学校的女老师则在一旁监督。高中的舞会仅仅是佐证我们生活发生改变的一个小例子。真正的改变则发生在两年前。那年，15岁的我在读10年级。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前往一个希腊朋友家收听广播中的音乐。突然，音乐停止了。惊慌失措的广播员报道说，日本飞机攻击了驻珍珠港的美军舰队。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到细节时，我们吓得不敢出声——战舰沉没、战机被摧毁、士兵用手枪对抗来袭的轰炸机。我甚至不确定当时我们两个人是否知道珍珠港在哪儿。
我迅速跑回家看母亲的反应。她从不听广播，因此不知道这个消息。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后，一脸阴沉。虽然有时我听他会在刮胡子的时候，充满希腊式感情地对自己哼着“上帝保佑美国”，但我从不知道原来他对美国的热爱是如此之深。当描述这次日本对“世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偷袭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眼眶里也充满了泪水。第二天早上，所有人都知道了珍珠港的位置。在学校，从7年级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高中和初中在同一教学园区），都在讨论珍珠港事件。与他们一样，老师们指着世界地图或转动地球仪，向我们展示太平洋的战况，所有人都惊呆了。早上11点半的时候，学校所有人员都集中在学校大会堂，倾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做演讲。收音机旁挂着几个扬声器，好让我们听清楚。我们听到罗斯福总统走上演讲台，开始了一段简短却充满激情的演说:“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一个永远烙上耻辱的日子……”当他讲完后，我们不再震惊，而是变得愤怒。之后的日子里，学校里每个符合年龄条件的人，包括我，都志愿参军。不幸的是，我的高度近视使我无法入伍，约翰也因年龄限制而无法参军。我们这些未参军的人，打算种植“胜利菜园”。另外，我们也要做出牺牲，那就是限量使用奶油、糖、肉、汽油和轮胎。妇女则纷纷去工厂上岗。我们都通过购买战争债券，进而维持战争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中学的最后几年过得特别快。我在咖啡馆的职责已不单单是收银员，而是几乎负责所有杂务:洗盘子、上菜、收盘子和拖地。父亲每天付我一美元的工资。周末，我会在科尼乡间俱乐部度过。白天，我在那儿上高尔夫课，并学习如何做一名高尔夫球童。作为学费，晚上我要在俱乐部做服务生。后来，我当过球童，每局能挣50美分的大数目，有时还能拿到10美分小费。读高三的时候，也就是我组织舞会的那一年，一批建筑人员来到科尼，在城郊建一个新的空军基地。这批人的到来意味着父亲将有更多的生意和收入。一天，在咖啡馆柜台工作的我遇到了一个工头。他的职责是监督基地的机场跑道施工。后来，他成了咖啡馆的常客，我也总是为他端上特别大块的馅饼。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他那边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星期六来吧，看看有没有工作让你做。”他说。
他派我看管建筑工人施工后留下的琐碎东西，大部分是废弃物。这些东西堆积在建筑工地的一个角落里。这份工作很轻松，我只要坐那儿盯着垃圾堆，保证没人把它们偷走就好了，手还可以放在火堆上烘暖。那天下班前，他告诉我，我做得符合要求，可以拿到周末加班费，还给了我一张支票，这可是18美元啊！
那天晚上，当我走进咖啡馆的厨房时，父亲正在专心地切牛肉片。他的袖子是卷着的，围在衬衫前面的围裙上沾满了血。看我进来，他用手腕把前额的头发往后撩了撩，然后对我说:“大人物，新工作感觉如何?”我期盼了几年的一刻终于来临了。“爸爸，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你大概想知道他们付了我多少。”说着我把支票放到了宰切台上。
看着支票，他哑口无言。我相信以前他工作的时候，经常是一天都赚不到18美元。在大萧条期间，尽管咖啡馆不分周末、昼夜不停地营业，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只有25 000美元。而这些收入要养家糊口，要支付两个厨师、一个洗碗工，还有杰克·瑞恩（Jack Ryan）——几年来一直是他一个人管理着通宵经营，什么都是他做的:烹饪、上菜、洗碗，但他从来都是挂着一张笑脸。另外还要支付4个女服务员，她们每人每天一美元，包吃，可自留顾客小费。中央咖啡馆的收入使父亲能经常汇钱给远在老家瓦利亚的亲人，而给母亲尼阿塔老家亲人汇钱的次数则要少些。另外，他往这两个地方寄去好多衣柜大小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旧衣服。有了咖啡馆的生意后，父亲向我承诺，在我高中毕业后，他要为我提供“用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后来，在我拿到纽约州摄政奖后，实现这一承诺的概率越来越大。科尼小城隶属于水牛县，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必须在水牛县统考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获奖后，只要在纽约就读大学，就能获得这笔奖学金。
摄政奖清楚地表明我的未来不在科尼。桌上那18美元的支票也说明了这一点。我认识到原来我还有好多选择，但我并不知道这些选择到底是什么，我想亲自去探索。同样，我也知道，或者说是感觉到，我将去其他地方寻觅。很快，我就要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进入一片可以拥有独立生活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