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缓缓东驶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43年春天，我以年级（共180人）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朗费罗高级中学。我很愿意也很期盼离开科尼，去寻求一段更加宽广、更能接触社会的经历——最重要的是，不要有那么多希腊习俗。至于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则另当别论。

　　我决心申请麻省理工学院。由于长期卓有成效的理工科教育，麻省理工学院成了优异的代名词。父亲有个朋友叫赫伯特·库欣（Herbert Cushing）。库欣博士是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Nebraska State Teachers College）科尼分校的校长，也是咖啡厅的常客。他告诉父亲麻省理工学院是最好的选择。父母很重视库欣博士的意见，因为他的博士学位是一个移民家庭想让孩子达到的最高成就。库欣博士还说我很可能考不上这所大学。当时战争还在继续，麻省理工学院把大量精力花在军事研究上，从研究雷达系统到后来为世人所知的原子弹，教学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它决定只招一小部分大学新生。这样，它的教职工就能钻研军事研究了。如果说我的高中生涯让我明白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可以用不懈的勤奋达到想要的目标。我能比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更多、学得更勤奋。如果只有这么努力才能成功的话，我会那样做的。为了考取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州立师范学院学了半年的物理和数学。

　　1943年末，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沾沾自喜着：“跟你说过我会成功的。”最终，在1944年的春天，我整装待发了。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一方面，我想远离科尼。1773公园游泳池旁的那块标牌让我知道：如果波士顿与科尼相距1 733英里，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也在1 733英里开外。这就意味着我要乘两天火车才能到达那里。大学的假期不长，而且在战争年代，交通也很吃紧。因此如果我不想回到封闭的希腊社区的话，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另一方面，我仍旧不是做工程师的料。虽然我的数学很厉害，但在那些计算机尚未发明的岁月里，工程学要求有基本的绘画能力。我画一块能让别人认识的砖头都很费力，更何况是画桥梁之类的复杂事物。此外，我机械方面的智商也很低。即使是在今天，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开联邦快递的信封，那些“需要组装的”玩具和家具更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综合这些因素，当时我就不应该选择麻省理工学院。从丹佛到芝加哥的联合太平洋火车是一辆流线型火车，途经科尼市。它会在晚上经过科尼（科尼不是重要站点）。下午的时候，我把准备的东西放入手提箱，手上拿着一件火车上要穿的外套。时间差不多了，我合上手提箱，拖着它走上我家的车。父亲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母亲则和约翰坐在后排。从家里到火车站不需要多少时间，途中可以看到中央咖啡厅的霓虹标志。到火车站后，我们一起走向候车站台，在那儿等待火车。这一刻，我的心中既期待又害怕。母亲焦急地拿掉我外衣上根本不存在的绒毛；约翰让我给他寄明信片；父亲则将一团200美元的旧钞塞入我的手中，让我把钱放入钱包。200美元中，有些是我自己用储蓄罐存下的，有些则是他给的：罕见的礼物。“这些钱要慢慢花。”他说。

　　很快，我们听到了西面驶来的火车的鸣笛声，它的前灯也渐入眼帘。不一会儿工夫，它进站了。一个巨大的柴油动力机头拖着12节车厢。科尼是个短暂的停留地；停下后的火车蠢蠢欲动，渴望再度前进。我拥抱了母亲，收下了她为我准备的点心盒——供我晚上在火车上食用；我也与弟弟握了手，我会想他的。对于约翰，我既嫉妒又钦佩，因为他有着无忧无虑的性格，敢于摆脱世俗的束缚，并且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惩罚，这是我所不敢尝试的。一直都是我履行着长子的职责，而现在我告诉他要好好照顾母亲。父亲找到了卧铺车厢，然后把我的手提箱放在铺位的上方，示意一个想上前帮忙的搬运工离开。我没想到他居然给我买了一张卧铺票，而不想付给搬运工小费却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中央咖啡厅的服务员很少收到小费。列车长在站台上发出指令，“所有人都已上车了，”父亲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我说过我会让你享有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我知道，你会好好表现的。”这更像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预测。说完后，他猛然转身，缓慢地走下台阶，朝站台走去。

　　前边远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始出发了。我朝站台方向望去，看着我那忧郁的母亲和挥手的弟弟，还有一旁缄默的父亲。我终于自由了，不用再遵从希腊习俗，不用再面对母亲的悲伤，不用再忍受严厉而又专横的父亲。现在，我可以成为我想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然而，看到他们站在站台上，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毕竟，我知道我一直过着封闭的小镇生活，从来没去过“东部地区”。听说那边人都是“城市滑头”。我知道我能在科尼与别人竞争，但换做波士顿或纽约呢？

　　在火车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镇来的乡下人，游离在老于世故的州际火车旅客之间。但令我高兴的是，似乎没人看不起我。后来，当同行乘客准备睡觉时，我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上一分钟，他们还穿着平常的衣服，等再见的时候，他们却都已穿上了睡衣和睡袍。我没想到卧铺车厢里的乘客会穿睡衣。顿时，唉，这就是科尼的聪明人！我的脸红了起来，心中似乎在呐喊：“我是一个没出过远门的乡下人。”

　　那晚，我穿着裤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想着这个失误。我想我可能根本不是那么聪明，这令我很不安。我喜欢知道一切，喜欢掌握一切事态。那个夜晚很漫长。最终，东行的火车遇到了东升的太阳，我从床铺上起身，期待其他人都已换上白天的装束，这样，我就可以再次混入其中，而不必与众不同。随后，我洗了把脸，也刷了牙。可是当我拍拍口袋，确认没有丢任何东西时，却发现钱包不见了。我感到极度恐慌，于是在身上找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才断定：钱包真的不见了！我的脑中充斥着可怕的想法。难道与我同行的乘客见我是个无助的乡下人，在昨晚偷走了我的钱包？难道在上车的时候，我把钱包丢在了科尼？我骄傲地前往新世界的旅程都快进行一半了，也穿着裤子睡了一晚——裤子的皱痕说明了一切，却把父亲给的钱给弄丢了。他说这钱可是要持续好几个月的。到底哪里不对劲呢？我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行李架上的箱子上。至少，箱子还在，但这并不是一个吉祥的开端。我跑到车厢的尽头。在那儿，我找到一个搬运工，既尴尬又害怕的我吞吞吐吐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别担心，孩子。我们会找到钱包的。”他同情地说道。随后，我带他来到了我的床位。他开始搜找钱包。一分钟后，他转过身来，咧齿一笑，还做了个夸张的动作，然后拿出了我的钱包。原来钱包被夹在床垫和墙间的缝隙里了。对他表达了无尽的谢意后，我带着失而复得的财富前往餐车吃早餐。当我坐下看菜单的时候，科尼之外的世界再次给我当头一棒。中央咖啡厅的主食、花5美分就可以无限续杯的咖啡根本找不到了。在这里，我看到一杯咖啡的要价是40美分，比我熟知的价格高出了8倍，简直是富人才能享用的。钱包失而复得后，我告诉自己不能乱花钱。于是，我羞怯地起身离开。一路上，咖啡味诱惑着我，也折磨着我。

　　返回卧铺车厢后，我面临着另一个财政抉择：该付多少小费给那个搬运工。我感觉这是我欠他的。以前在中央咖啡厅当服务生的时候，我收到的最大的一笔小费是10美分，而在科尼乡间俱乐部，当我在18洞的高尔夫球场为4人组的高尔夫填平草坪的时候，我得到的小费也是10美分。这样权衡后，我想给这搬运工20美分应该够了。我给了他两个10美分硬币，他把钱放在手掌上打量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笑眯眯地看着我。“孩子，”他把硬币塞入我的手中，轻声说道，“这钱你留着。我能感觉到你比我更需要这钱。”

　　这时，火车已经驶入了芝加哥市郊。我的视线转到了窗外，映入眼帘的是废车场、存放废弃轮胎的仓库、数排小商店群、木屋，然后是更大的房子：仓库和小工厂。再后来，灰白的城市建筑耸现在我的视野，我已经来到了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在这里，联合太平洋的火车站与科尼那个完全不一样。车站的人比科尼的全部居民还要多。这使我第一次感到大城市的孤独和冷漠。在科尼，大部分居民我都认识，也在咖啡厅服务过其中的许多人。而在芝加哥，我谁都不认识。在这里，早上交通高峰期，街上的人都很匆忙。商人穿着工作服，打着领带，戴着帽子，腋下还夹着报纸。他们大步穿梭在人群之中，女商人也是如此。与男性一样，她们携带公文包。在科尼，只有律师——都是男的，才带着公文包，街上也很少这么拥挤，人们的步伐也没这么快。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穿着卡其裤的士兵簇拥在一起。他们吸着烟，满心欢喜地等待返乡的火车，也有些是阴郁地等待重回军事基地，或者是意大利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拖着行李箱，我为钱包能重新回到后边的口袋而感到欣慰。在火车站，我找到一家餐厅。那里，咖啡的售价是15美分，再花50美分还能享用鸡蛋、土豆和烤面包这一早餐组合。在科尼，65美分的一餐都比这里要好得多，但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已经不在科尼了。

　　旅程中舒适的日子结束了。父亲让我在乘坐卧铺到达芝加哥后，换乘硬座车厢到达目的地。于是，我走到波士顿方向的硬座车厢区域。在那里，我看到车厢里挤满了乘客和旅行袋。一些旅客或是在走道上占一块地方或是在两车厢间的通过台占用一片空间，其他乘客则无法享用这种奢华，只能站着。我在叠高的行李堆和车厢尽头通过台的窗门间找到一丝空隙挤了进去。一旁，一群军人围成一圈，正玩着纸牌和骰子游戏，还互相传着啤酒。车上弥漫着很重的烟味。

　　火车经过克利夫兰后，我的喉咙变得疼痛，吞咽口水都开始困难了。我以为这是烟味造成的，于是走到一个敞开的窗户旁呼吸新鲜空气，但疼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当火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进入纽约州时，我发烧了。这一情况继续恶化着，我几乎要昏倒在走道上。当火车抵达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时候，我终于在走道上找到了一个位置。我盘腿坐下，等待旅程的最后一站。几个小时后，波士顿到了，我踉踉跄跄地走下火车。两天前我刚离开科尼，渴望更广阔的天地，而现在可怜的我几乎只剩下残骸。

　　那个年代，总有年长点的接待人员来迎接入学新生，起码受邀加入兄弟会的人都是有这种待遇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确认我是彼得·彼得森后，他（来自我所在的西塔西兄弟会）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说道：“我们必须带你去医院。”来到这片新天地才几个小时，我就要接受紧急扁桃体切除手术。唉，这就是我来到向往的新世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