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异的世界
那年夏天，我迎来了18岁生日。一天后，也就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让人们相信希特勒的日子不多了。随着夏天逐渐向前推移，盟军不断击垮纳粹分子，人们对胜利的信心也随之增强。我通过了菲谬三角洲兄弟们对我的考验，成功加入了这个兄弟会。我还见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光辉和学生们的机智。一天，我们在上微积分课，杨·斯特里克（Jan Strick）教授正往黑板上写一个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这时，一个矮胖且满脸胡须的男子拖着脚走进了教室。他走到黑板边，擦掉了方程式的一部分，然后嘴中念念有词，写下了一些数字和符号，斯特里克教授和我们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写完后，男子走出教室，离开了这栋教学楼。当时外面寒风瑟瑟，他却只穿一件短袖棉衬衫。他就是著名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教授，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时，他正研究能发明防空炮的方程式，这种防空炮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美国舰艇的自卫能力。后来他还带领科研队开辟了控制论领域。虽然维纳教授的成就我无法企及，但至少我没有在与同学的学业竞争中被淘汰。这些同学比我训练有素得多，他们大多毕业于著名的私立中学，如安多福中学、埃克塞特中学、圣保罗中学和乔特中学等，而我最失败的一门课其失败是由个人原因所致，与科尼的公立学校无关。在一门名叫画法几何的课上，授课教授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物体从不同角度看分别是什么样的，然后把想到的东西画下来。在提交作业后，教授让我去他办公室，解释为什么我的作品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他教这门课27年来给出的最低成绩。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会选工程学为我的主修专业。渐渐地，我也开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在校期间，我还结识了一个毕生好友。他叫吉恩·蒲柏（Gene Pope），也来自一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从某方面来讲，我们很相似：人们听到彼得·彼得森这个名字，总以为我是北欧人——我很高兴他们能这么想，而吉恩·蒲柏这个名字在美国很常见，但他的原名叫杰内罗索（Generoso），是以他父亲的名字起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家伙，住在纽约，所以当他让我在那个暑假去他家玩时，我欣然答应了。由于暑假时我还要上辅导班，而每个学期间的休假又太短，所以长途跋涉地回科尼不大现实。我会经常用希腊文写信给父母，也会打一些简短的电话，以防长途电话费大量累积。当我告诉他们我将到一个有相似身世的同学家玩时，他们很高兴。出发去他家的那天，我和吉恩在波士顿南站等候开往纽约的火车，我以为吉恩家是靠经营杂货店或其他小生意为生的，所以我设想自己将在一个家境不好但很热情的人家度过几天。通过对吉恩的观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当广播宣布火车进站时，我和人群一道前往硬座车厢，希望抢到一个位置。可吉恩制止了我。“等等，彼得，”他喊道，“我们往这边走。”我跟着他走向一节豪华车厢。检票员看了看他给的车票，然后示意我们走向两个预留的位置。我知道这两张票不但很贵，而且很难得到。因为在战争年代，全国的运输网络都很吃紧。我很想知道吉恩是怎么弄到票的，但我极力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这时，火车开始驶出波士顿，我也安坐在豪华座位上。接着，我们聊了刚刚结束的考试和我们的暑假计划，还有就是我们希望约到什么样的韦尔斯利女生。不一会儿，我已然忘了自己正坐在火车的豪华车厢里。
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比芝加哥的联合太平洋火车站还要繁忙。在出站途中，我们经过火车站大厅。在那儿，我停下脚步，敬畏地凝视着高耸的窗户和拱状的顶棚，夹杂着粉尘的阳光从那儿射入，顶棚上还涂着各种星座图案。当我们走在路边时，一辆豪华轿车正等着我们。车的司机——吉恩叫他托尼，热情地迎接了吉恩。我告诉自己，他们只是私人朋友，而同是意大利人的托尼只是帮吉恩一把罢了。
在到达目的地后，我才了解了真相。他家位于第五大道1040号的公寓大楼内——在85号大街的路口，而大楼对面便是中央公园。杰奎琳·肯尼迪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车开到大楼前时，一个身穿制服、戴着白色手套的门卫连忙从罩有天棚的大门跑出，为豪华轿车开门。“蒲柏先生，”他对吉恩说，“见到您真好。”吉恩向他介绍了我之后，门卫对我说:“欢迎彼得森先生。如果需要任何帮助，请与我联系。”最终，我明白了:我的朋友吉恩·蒲柏很有钱。
走进他家的公寓后，我呆呆地审视着巨大的客厅。客厅有两层楼高，墙壁由红丝粉饰，有精美的家具，里面还有摆满书籍的图书馆和特大的饭厅。大理石石阶从一楼通向二楼。二楼有许多卧室，而且都是内置独立卫生间的。以前我还以为这种超乎想象的奢侈只存在于皇宫或是富人宅邸，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建筑内的公寓套房里。当一个衣着正式的管家把我的行李带入“我的”卧室，并开门向我展示“我的”卫生间时，我想我已经身处一个电影里才有的布景了。以前在科尼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任何帮助，更不要说有穿着制服的管家和女佣人了。吉恩衣柜里的财富令我难以想象:里面有8套或10套衣服，6件运动夹克。在学校时，我从未看过他穿这些名贵的衣服，也没听他提起过他的家境。原来吉恩的父亲——杰内罗索·蒲柏（Generoso Pope）先生跟我父亲一样，也曾是一个铁路工人，但蒲柏先生后来从事的事业要比父亲的大得多。他曾在一个名为克鲁尼尔沙石的公司工作。后来，他买下这家公司，并把它发展成大型建筑材料供应商。此后，他又购买了《意裔美国人进步报》和《美国快报》，前者是美国最大的意大利语日报，后者是美国的一份周报。后来，我了解到蒲柏先生是意大利移民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往后的日子里，我还得知他在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蒲柏家的晚宴是我首次参加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在那里，我观察到人们在致力于重大目标的同时，玩得也很愉快。许多州长、市长和州务卿都经常来参加晚宴。晚宴上的食物精美至极。在一次晚宴中，有人递来了一个银色浅盘，盘内装有一堆裹着精美亚麻布的棕色的、呈铅笔状的薄薄的食物。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扫视桌子一圈，也没见有人在吃，所以最后我开口发问，于是，我认识了面包条。
蒲柏女士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肤色浅黑，有着黑色的眼珠。在跟你讲话时，她会与你眼神相接。跟她丈夫一样，她也是个意大利人，但她说着一口完美的英语，毫无口音。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优雅地管理着蒲柏家庭。她问我在纽约有什么没看过的或什么想看的。我的答案是:一切。每当我们出去逛纽约城时，蒲柏一家都极尽地主之谊，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纽约的热爱。在纽约期间，他们带我玩了好多地方，比如在MET歌剧院观看《波西米亚人》，在无线电城音乐厅看洛奇舞，参加罗杰斯和哈默尔斯泰因的音乐酒会，还在瑞吉酒店顶楼欣赏中央公园。每次出去，我都会听到恭恭敬敬的门卫、商店衣帽间女服务员“蒲柏先生，蒲柏先生”地叫，我估计他在娱乐消费时所付的小费比中央咖啡厅一天的收益还要多得多。
在那个年代，人们常把任何显要的美籍意大利人都与黑手党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关系。据说，蒲柏先生与弗兰克·克斯特洛（Frank Costello）有往来，而此人与卢西阿诺（Lucky Luciano）交往密切。此外，弗兰克还扮演着连接犯罪世界与合法商业运作和政治的角色，比如蒲柏家族及其朋友们所涉足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但这些并没影响我和吉恩的友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我们总是形影不离。在往后的人生里，每当事业上需要合作，我们都会完全信任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