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康

　　我和吉恩的亲密友情一直持续着，但在大一结束前，我的学生生涯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吉恩有个纽约朋友，名叫罗伊康（Roy Cohn），比我们小一岁。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共产党人发动政治迫害，罗伊康则因成为他的左右手，而变得声名狼藉。再后来，罗伊康成了一位有权势的律师，曾使用涉嫌违法的方式帮助他的客户。那时，他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学院的一名本科生，但很明显，许多有地位的人都对他很是关注。那年夏天，我们在纽约市北的拉伊参加了韦斯切斯特尔乡村俱乐部的一场舞会。当晚，我和吉恩在舞池里面追逐女孩子，罗伊康则在吉恩父亲那一桌与显要人物聊天（罗伊康是一个隐藏极深的同性恋者，他于1986年死于艾滋病）。毫无疑问，罗伊康才华出众。他的一篇学期论文精辟独到，他很高兴把这篇论文与我和吉恩分享。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期论文事实上就是一种商品。在我们兄弟会有一个档案柜，里面都是学期论文，会员们经常会一字不漏地拷贝下来，然后交上去。我们从未用抄袭或作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都会为它找到可以令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毕竟，世界大战尚未结束，而我们要想为赢得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就应该发明一些新式武器或是研究出能更有效地侦查德国潜艇的方法，而不是花心思去写原创论文。在纽约蒲柏家的社交圈子中，我变得越来越老于世故，应对这种令人愉悦的新社交生活，我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与学校教育相比，这种教育似乎来得更加重要。

　　我从未在学校作过弊。父母在诚实这一品质上严于律己，对我也是如此要求的。我从来不需要作弊，但我知道什么是作弊。我们班有一个技术奇才会用相机拍下化学和微积分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弄到手掌大小的手抄纸上，以满足考试之需。我想，这才是作弊。对别人的论文做大幅修改，然后将其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不算是作弊。长话短说，我对罗伊康的一篇论文做了些修改——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修改，然后作为自己的论文上交。论文的题目是“casus belli”，这是一个德语单词，可以粗略地翻译成“宣战的理由”，这包括各国在发动战争时可能会找的正当理由，也包括它们是怎么找到这些理由的。吉恩把罗伊康的论文一字不改地上交了，但他跟我不在同一个班级。我不知道我论文中的哪部分让教授起了疑心，反正论文交上不久，我就收到了让我去院长办公室走一趟的通知。于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去了院长室，看到院长用两个手指像捏尿布一样捏着我的论文，我的教授则站在一旁。我会意地打了一个寒颤。可能知道罗伊康论文的不仅仅是我跟吉恩，大家都知道了。我承认用了他人的论文作为写作思路，但我辩称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这样向他们解释着，心想最坏的结果就是这门课挂红灯，但学院肯定注意到了我“借鉴”的篇幅，于是决定杀鸡儆猴。几天后，兄弟会的信箱里多了一封来自院长办公室的信，信上说我被开除了。时值1944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