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小道消息:华尔街的圈钱游戏
第四章 妈妈来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们:收入不菲却依然身无分文)
  成为分析师的第一年年底,我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业绩评估出来了,同一级别的人中,我排名第一。此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拿到5 万美元还是10 万美元的奖金,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得知同一级别中没有人排在我前面或薪酬比我高。钱当然也很好,但是不像担忧助学贷款时那么让人揪心。

  当我告诉我的导师,我打算将奖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以便能够很快在明年买一套公寓时,他阻止了我。“你这个傻瓜为什么现在就急着去攒钱?为什么要现在辛辛苦苦地去攒1 美元,而几年后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攒下10 美元?花了那些钱!相信自己,年轻人。”

  这话很有道理,我说服分析师班上的几个朋友,下个月一起去法国度假胜地圣特罗佩兹,唯一的目的就是在5 天内花掉全部奖金。结果证明完成这个任务比我们预期的要容易得多。

  几个月内,我又过回了靠薪水度日的生活。我有一套很好的公寓,可以俯视泰晤士河,但在别的方面我基本上没什么开销。事实上,我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花钱,我每周至少有5 天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

  工作到很晚(晚上8 点以后)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公司慷慨给予的晚餐津贴(20 英镑),并且可以免费开公车回家。即使工作结束的早一点儿,大多数分析师也会出去喝一杯,或者去健身房,然后再回来,订餐,开车回家。在下班的路上,我打包带走的是金丝雀码头那儿的Nobu 餐厅a的外卖。我对石虾沙拉、黄尾鱼生鱼片配青辣椒和柠檬酱油以及黑鳕鱼配日本豆酱非常上瘾。我的花费通常接近40 英镑,所以我就在收据上加上另一位分析师的名字,让它成为两个人的晚餐费用。对此,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老分析师们就是这么教我们的。并且我还不算太过分,并购分析师们要厚颜无耻得多。

  2002 年左右,我们配备了黑莓手机,能够随时随地查看电子邮件,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年轻的银行家们拴在办公桌旁。在交易大厅工作的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我通常需要待在彭博终端前,操作交易板,要在交易柜台和辛迪加团队的听力所及范围之内。但是并购分析师们却完全不在乎,尤其是他们的直接上司不在办公室时。许多人开始在大白天去看电影,如果他们接到紧急电话或收到重要邮件,就像在星巴克里喝咖啡或出去抽了根烟似的没什么两样。第二天,他们会回到影院,从昨天中断的地方接着把电影看完。

  投行分析师就像囚犯一样,哪怕最小的犯上行为也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快乐,并帮助我们来忍受作为一名分析师通常会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大部分自由时间和可支配收入都用来在霍姆宫、流浪者、安娜贝尔之类的地方吃喝玩乐。当我们厌倦伦敦后,就去巴黎或者斯德哥尔摩。由于我们长时间待在一起,很容易就陷入这种文化中。此时,我在伦敦所有的朋友,不是其他投行的分析师就是同事。其他人不会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长时间的工作、随时取消的计划、狂喝滥饮、虚无主义的幽默感。我觉得,他们任何人都不会从停电的地铁车厢里醒来,穿着昨晚的燕尾服直接去办公室,只是为了沐浴在赞美声中。他们如何能够理解?当然,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可支配收入—虽然以我这样的花钱速度,有时也感到钱不够花的。

  第二年年底,我再次在同一级分析师中名列第一。我们在圣特罗佩兹更加贪图享乐,整整一周待在比布鲁斯酒店的复式套房里,从房间里可以俯瞰下面的游泳池。白天我们去尼克海滩和55 号俱乐部,晚上待在贵宾室或皇家酒窖夜总会。想要玩得不开心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在法国南部待上一周也是一种很刺激人的警报,提醒你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财富。在宇宙间真正重要的人中,投行分析师仍然接近底层。

  在圣特罗佩兹晒成的棕褐色逐渐消退后不久,为了收支平衡我回来继续奋斗。对于金钱,以及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我应该得到的或者说我感觉有权利得到的,银行业给了我一种扭曲的观念。尽管我的薪水不低,我还是觉得自己很穷。像任何中产阶级一样,这种客观的现实感,加上我越来越挑剔的社交圈子,以及一心想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文化,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没关系,作为分析师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接近尾声时,我再次期待在同级别分析师中位列第一,并获得最高的奖金。所以,我带着新女友去安提瓜琼比湾短期度假。如果我们夏天前分手,我仍然可以在拿到奖金后去圣特罗佩兹进行每年的朝圣之旅。

  我们坐帆船、玩潜水,在海滨、泳池、水疗中心之间不停穿梭。晚上我们不断收到温柔的夜间订房服务,因为我们实在太懒了,以致不想穿上衣服,醉醺醺地去到附近的赌场,那有一条可怕的规矩:让我们把门卡交回酒店。

  在海边度过尽兴而愉快的一周后,现实以酒店巨额账单的形式来到了—25 000 多英镑,包括赌场的12 000 英镑费用。我用来预订房间的信用卡被拒绝了。我又试了另一张卡,也被拒绝了。我非常尴尬地打电话查询所有信用卡的可用余额,结果是即使我把卡劈开,也不可能凑够20 000 英镑。

  要求女朋友帮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是因为我觉得难堪— 毕竟她才是那个酒醉后玩了4 个小时轮盘赌的浑蛋—而是我知道她的智商高于她的信用评分。况且,她正在礼品店里实时地增加着账单的金额。

  不必伤脑筋,我要用公司的信用卡来支付,然后在账单到期之前,打电话把钱还上。用公司的信用卡支付小额购物消费或餐费,最终却没有偿还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我从未听说有人用它来支付整个度假费用。我们仍然生活在接踵而来的安然和世通公司的财务丑闻的余波之中,因此,职业安全一直是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我的业绩评估和级别排名有多么好。正如日本人所说,“突出的钉子才会被锤头砸”。我确实不想做任何有损名声的事情,但是,此刻我别无选择。

  “对不起,先生。很遗憾,我们不接受就餐俱乐部信用卡。”想必他对于我竟然有就餐俱乐部信用卡感到好笑。几年前,当桑迪·威尔决定收购就餐俱乐部时,所有员工被迫用美国运通卡交易。

  重要的华尔街界线跃入脑海:“我身无分文了,马福。” 只剩下一个选择了。我只好收起自尊给爸妈打电话,他们一直认为我入不敷出,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奢侈的度假计划。

  他们出乎意料地有风度,立即奉上他们信用卡的详细信息,让我感觉又回到了15 岁—在寄宿学校里,设法从巴塔哥尼亚公司的产品目录单上订购某样东西。他们救了我,可是我知道我不想回忆这件往事的结尾部分。谢天谢地,我的第三年分析师奖金还有几周就要到手了,因此,在他们长篇大论的说教到来之前,我会再次有钱。

  随后的一周,我试图让妈妈放心:我一切都很好。她知道我赚多少钱,也知道我几乎没有时间花钱。她听说过作为一名年轻银行家的紧张和压力。她也看见我的职业之路放大了我的本我欲望。在我们每周一次的电话通话中,当她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时,我喜欢说:“只是工作和闲逛。”但是,上次她来伦敦探望我时,把我的伤风感冒和可能吸毒的问题混为了一谈。

  “不,妈妈。当然我不吸毒。”

  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消除她的担心的方法,就是邀请她来伦敦。尤其是我的新公寓很不错,足够她跟我住在一起。她毫不犹豫地立即接受了邀请。两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她确认航班信息的邮件。她下周四到。碰巧是我计划好的乔迁派对的翌日。感谢耶稣基督。我确实不希望她和我的朋友们见面,那会让我放不开手脚。

  对一个24 岁的年轻人来说,我的新公寓非常惬意—两间卧室,错层式设计,位于远离英皇道的一个街区,距离斯隆广场只有两个街区。

  乔迁派对前一天,我的老板接到帝国烟草公司的电话,通知我们已经入围他们即将到来的欧洲债券基准测试,要求我们在第二天上午当面做最后陈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享有盛誉且必须要赢的授权,我们预期会有其他银行的激烈竞争。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把演示文稿整合在一起—概括论述欧洲债券市场状况,回顾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券公司的历史,然后给帝国烟草公司提出具体建议,这是我和我们的债券承销团队长时间讨论后提出的。我把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可是那天老板不在。他是一个老派的银行家,从施罗德来到所罗门,这意味着下午5 点是马提尼酒时间。

  正常情况下,老板只是让我去协调这些输入信息,把演示文稿归纳整合在一起,他相信我不会把事情搞砸。但这是一次重要的投标,那天晚上,我要把演示文稿传真到他家,以便他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标记出来,再回传给我。我并不介意,有人替你擦屁股总是好的。

  通常,我会把演示文稿送给楼上的打印人员,然后几小时后快递到老板家。但是,老板有了另外的主意。

  “我不能不睡觉等着这些文件打印出来。”这说明他可能喝了太多鸡尾酒。“你盯紧点儿,明天早上一起带过来。演示文稿是你写的,最好一起参加会议。我们8 点整从帕丁顿车站乘特快列车出发。”

  该死,我从未料到要参加会议。我今晚有派对,妈妈乘夜间航班从休斯敦过来,明天早上到。

  等到打印人员把演示文稿打印好,我自己的派对我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走进家门,20 来个朋友和同事已经挤在客厅里。整个房间乌烟瘴气。显然,女朋友没等我就开始了派对。

  太好了。这正是我回到家所需要的。我一整天累死累活地忙着进行最后一刻的演练,明天一大早必须去参加会议,然后整周要款待妈妈—主要因为她担心我正逐渐失控。

  我因迟到而受到围攻,被罚喝了一杯。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喝酒、抽烟、狂欢。

  第二天,我的三个闹钟不停地响,7 点30 分了。我必须在30 分钟内赶到帕丁顿车站,距离将近5 公里,即使交通畅通也需要至少10 分钟。

  我的公寓一团糟。幸亏我的波兰清洁工在妈妈到达之前会过来打扫。

  5 分钟后,我冲完澡,穿上西装,出了家门。女朋友仍然在床上睡得不省人事。我停下来把钥匙给妈妈留在邮箱里。然后向英皇道冲刺,演示文稿拿在手里。街角处,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在我前面,招手拦下了四面八方唯一的一辆出租车。我抛出一句:“对不起,我有急事儿。”并塞给他20 英镑。他把这辆计程车让给了我。

  7 点55 分,我收到了老板的短信:“我们在12 站台。”

  8 点,我收到了另一条短信:“上车,约翰,我开始担心了。”

  最后,计程车终于停在了帕丁顿车站前。我回复短信:“到了。火车上见。”然后跳下车,跑向广场。当我来到12 站台时,看见火车开始缓慢启动。我想我仍然可以上去。如果不能,我很可能会被解雇。

  这时,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看见我快速冲向已经开动的火车。他走过来拦在我面前。“火车已经出站了。”他看起来准备用武力阻止我。

  “我不能误了这趟车。”我向他冲过去。向一边做了个假动作,然后掉头一个跨越式飞跃躲开了他,正当火车门要关上的时候,我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此时是8 点2 分。

  8 点3 分,老板又来了一条短信:“在一号车厢。你最好在这趟车上,这是唯一的一辆特快车。”我在后面这么远,花了整整10 分钟的时间,才设法来到前面,对老板来说这肯定是无穷无尽的一段时间。但是一切都被原谅了。接下来的45 分钟我们专心致力于回顾演示文稿,概述我们的投标书,然后余下的旅程在沉默中度过。

  坐上计程车,经过很短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客户的公司,耐心地在会议室里等待他们到场。我对于自己做成这一切感到非常自豪,甚至都忘记了昨晚醉得有多么严重。现在我可能还有一点儿醉意。

  我的手机在振动。不明的来电者。我没有理会。

  一分钟后,我的手机再次振动。我没有理会。

  我的老板有点儿疑惑。“如果你需要接电话,我们可能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手机第三次振动。可能是办公室有人不知道我外出开会了。我接了。

  “你这个臭小子到底怎么啦?!”是爸爸。我猜是妈妈的航班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了。

  在同事面前我不能承认发生了什么。

  “是的,是我。”我以一种不相干的无关痛痒的打趣来回应。希望同事们不要听见电话另一端的尖叫。

  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你妈妈刚刚飞了10 个小时过去看你,你就这样来表达你的谢意,让她走进一个肮脏污秽的破房子?!”我猜这说明女佣还没有来,我要炒了她。

  “嗯,嗯,明白。”我不得不把手捂在手机上,防止爸爸的雷霆怒火蔓延到会议室里。

  他还没完。“什么?你在说什么?”

  “好吧,我知道了。只是现在正在开会。”这时,帝国烟草公司的财务经理和他的团队开始走进会议室。“有道理,可以理解。感谢你告诉我。”然后我挂掉电话,迅速关机,在西裤上擦了擦汗津津的手,刚好赶上跟客户握手。

  会议效果很好。老板让我做了大量发言。客户告知我们,我们和另外两家候选的银行都在这笔交易中。回车站的路上,老板夸我:“干得漂亮!”

  我向他解释,刚才接到的是房东的电话,我的公寓漏水了,因此,我不能跟他一起回办公室,而是必须要回家跟管道工一起把它搞定。

  我到家时,妈妈仍然处于震惊状态。波兰女佣一直没来。女朋友对清理房间的理解,仅仅是在她离开之前,打开所有的窗子,让公寓通风换气。

  妈妈情绪激动地向我描述她走进公寓时的情形。通往阳台的法式双扇门大开着,在微风中摇摆,穿堂风刮过客厅,从对面敞开的飘窗吹出去,让硕大的窗帘在两边怪异地跳着舞蹈—这完全不是妈妈所期待的迎接方式。

  几乎每一件平放的餐具上都是伏特加、龙舌兰或葡萄酒瓶子,还有空杯子和啤酒罐。餐桌上堆着一些剩下的肉串,这是凌晨两点去Al-Dar II(当地的一家黎巴嫩烤肉店)买回来的。我对此甚至都没有记忆,但是很显然在我的客厅里,我们组织了一场自助餐式的盛宴。吃剩的散发着恶臭的羊肉和茄泥中,是我的一个十分颓废的朋友的艺术杰作:油腻腻的烤肉串贴在鹰嘴豆泥画布上,列队排成纳粹的万字符。

  父母给我的爱丝普蕾银滤酒器里,盛着分离出来的大麻梗和籽。我引以为豪的从酒店偷来的一批烟灰缸里,装满了烤肉的关节骨、香烟和雪茄烟蒂。其中一个里面,令人费解地还有一张沾着血迹的纸巾。此外,一个倒放的盘子上甚至有白粉的痕迹。说实话,那不是我的。

  显然,我就是这样迎接妈妈的。她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只是为了确保我的生活并未失去控制。

  我无话可说。我不能指责女佣没来,因为那样妈妈只会感到震惊,我原来竟然考虑将这样一团糟留给她。我不能告诉她,我刚刚帮助公司赢得了7.5 亿欧元的债券交易授权,因为如果她知道我在一个重要会议的前一晚竟是这样度过的,她会更担心。

  “想吃点儿东西吗?”上帝保佑,希望午餐我点酒时,她不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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