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2.当代论争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
  为什么这些关乎紧要呢?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欣赏全球秩序以及从人道主义干预到金砖国家集团和新兴国家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等核心事件的多样化解读。这些关乎紧要因为对于核心国际事件的非西方观点几乎得不到关注。

  1973号决议之后对利比亚的干预就是很好的一例。美国观察家将其描述成“模范型干预”,31但从金砖国家的角度看,西方破坏了原则,将保护的责任转化为政权更迭的任务。巴西和印度抨击北约执行利比亚干预行动的方式,华盛顿当局却有些惊讶,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只有西方势力愿意且能够领导“困难的”干预行动,甘愿派出自己的士兵犯险,其他国家只能作为此类事务相关论争的参与者。然而,从巴西利亚、德里和比勒陀利亚当局的角度看,三大常任理事国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包括法国在武器禁运的情况下决定向反对派提供武器,而且不愿共享有关轰炸行动及轰炸何时停止的信息——象征着一种触及实质利益就不关心制度和规范的单极思维,凸显了当今全球秩序的不包容性。

  同样,在谈及安全领域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时,非西方国家的贡献也经常被忽视。比如,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维和行动军事贡献最大的一家。中国组建常备8000名维和官兵,承诺未来五年向非盟捐献1亿美元,用于建立应急反应部队,同时还将在未来十年里捐献10亿美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和发展基金”。

  2015年,大约五分之一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派出了更多的部队。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活动中,中国海军贡献巨大。与美国不同,中国在过去几年里没有对联合国的累积欠费。最近,中国派出一支队伍赶赴南苏丹,伊拉克也有中国军事顾问协助稳定国家局势。尽管没有一致认同的具体数字,但是中国在数十年里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发展和人道援助,而且近期还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强化其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联通,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将在第5章详述。同样,印度也被称作“新兴捐赠体”,在其周边地区和非洲的援助项目也逐步增加。最后,中国首次确定了碳排放量最高峰年份——2030年。中国(或印度)在全球事务中的行动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国家归类为“免费搭车者”“逃避责任者”或“崛起的搅局者”,我们也不会像很多西方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将面临后西方时代的混乱阴霾。再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不愿承担任何国际责任,或是说其在当今制度和规范框架下的行动相比美国要少很多。

  西方中心主义不能客观地评估新兴势力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而是经常引导分析家关注中国政治崩溃的虚假期望。从西方的角度看,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掌握政权如此之久,因为他们认为中共的做法与广泛认可的经济发展需西方化和民主化的期望相悖——尽管历史上能够佐证这种断言的证据很有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佛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有一定的政策制定经验,他写道:“美国策略的终极目标是加速实现一场革命,即使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此扫清中国的一党执政政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取而代之。”他断言当中国发生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时,“毫无疑问会对美国长期的参与政策有所亏欠”,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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