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3.西方中心论版本的历史引导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理论发
  坚信西方民主和非西方独裁二分法的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观点无意间采用了一种普遍但却非常畸形的历史解读,其依据是很有问题的元叙事:西方民族是进步的媒介,是创新和开明思想的传播者,为其他地区带来进步。事实上,我们对西方在全球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有着极强的信念,以至于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Diplomacy)出版时,在书的前言中并没有提及这本书是关于西方外交的,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及其历史,只有当其暂时成为西方利益的目标时才会有所涉猎。基辛格的书与过去数十年、数个世纪里国际事务学者所写的很多世界历史几乎没有区别,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在欧洲发现新大陆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除过希腊之外)之前很少有值得记录的事情。

  尽管近年来西方发现自己深陷困境,开始采用外来规范,但是它们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成为第一个主导全球文明的角色,强化了其现代化化身的自我认知,这种倾向既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极度的自信,同时也使得它们变得教条和狭隘。因此,虽然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欧洲和美国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却变得无法分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区别。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造成了极度的狂妄自大,使它们从根本上认为西方现代化之外的所有道路都是死路。西方认为全球其他国家理解这一现实只是时间问题。了解这一背景,对于当前的论争非常重要;这种思维趋向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今,影响着国际关系学者对非西方势力崛起的思考。结果造成西方对实现当今全球秩序的规则和规范极强的占有感。换言之,西方中心论版本的历史引导了当今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

  西方中心论假定西方与其他任何地区都有本质区别,创造出将全球分割为西方和其他(或中心和边缘)的智识前提。这样将“其他”降等为一个群体,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其另类,即它们为非西方。这引导我们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也忽略了亚非等各地区之间的频密交流。思想的传播是非常多向性的,很难归类,并非惯常使用的简单中心-边缘轴所能展现的。比如甘地关于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对非洲-美洲的民权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历史性的现象在今日被看作是美国自我知觉的一种核心要素。反过来,甘地的部分思想也受到托尔斯泰自给自足的乡村乌托邦愿景影响。最近,研究人员发现自由女神像的设计深受埃及建筑的影响;1855年,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旅行至埃及时,埃及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女神像原本设计用来做苏伊士运河上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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