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5.西方的崛起
  欧洲的经济和文化曾一潭死水,其崛起之路举世瞩目。殖民主义开始(公元1492年)之前,欧洲并不比其他地区更发达或更进步,因此并不是欧洲的文化或科技优越性使其现代化影响力波及全球。如果说其他地区对欧洲如此熟悉,那么为什么欧洲能够挺立潮头呢?

  主流西方世界观认为,因为允许新教教义、理性、制度、创业精神、科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分立等欧洲特征——简而言之,文明例外主义在其他地区有缺失,所以世界其他地区注定将停滞不前。由此欧洲中心主义将永远“不发展的铁律”加之于东方国家。卡尔·马克思等很多重要欧洲思想家的思想都遵循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逻辑。

  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欧洲的发展可以仅通过内生性因素解释,欧洲是凭空崛起的。然而,依据存在已久的原生因素——不管是种族还是文化——的解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差异的产生非常晚。此外,这种观点可看作是以目的论方式解释历史这一更宏大论争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通过现在的视角解释过去,将现有的优势投射到过去,而且经常会使用近乎宗教式或神话的描述。由当代思想溯及以往,甚至违背历史证据,所得到的结果往往令人费解:比如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称贯穿西方历史,法制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制并未用于实践,而是支离破碎”。

  有很多例子显示欧洲并不像普遍认定的那样超乎寻常。比如,阿育王(Ashoka)在公元三世纪力促宗教权力,在任何地方都属于最早通过政治保护宗教宽容的行动。后来在公元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国王阿克巴在阿格拉颁布类似的决定时,欧洲的宗教裁判所仍然盛行,异教徒要被绑在柱子上烧死。这并非意味着印度是人权的“真正”发源地;相反,争论此类思想的起源地本身就表明缺乏对持续多向性交流如何塑造全球历史的认识,也未能理解当前的论争中不应将人权等思想仅仅归类为“西方的”。

  使欧洲走向成功的并不是西方中心论叙事下特别强调的一系列独有的文明因素,而看起来更可能是一些特定因素的组合创造出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亚洲的发展减缓,独享美洲的大量资源和非洲的奴隶,由于欧洲内部和殖民地不断发生的争斗使得军事力量更强,国家体制能更好地接纳创新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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