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8.“西方秩序”的起源
  简而言之,不是西方思想家,而是全世界非西方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将民族自决从一种原则转变为一项权利。因为反殖民抗争的出现早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所以称非西方思想家、活动家仅仅盗用了自己未曾想过而诞生于西方的思想这种争论是错误的。反殖民领导者创造出一种全球规范体系,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国际法的阻碍,重新解读了联合国宪章——原本设计是为了维系殖民体系和白人统治。当反殖民运动利用联合国作为主要平台时,欧洲帝国主义领导者就开始批评联合国。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称联合国大会“不过是不受约束的可耻会议,在这里不可能组织起主题辩论,充斥着恶言谩骂和无礼之举”。

  非西方势力对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平等等问题也产生过影响。美国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本考虑提议采用加权表决,正是由于较小国家的抵制,如今每个国家才在联合国大会享有一张选票。随着殖民地自治化的开始,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对于推动联合国普遍会员制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印度则领导了一系列活动,将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平等的议题推上联合国议程。

  联合国成立之后,美国领导的秩序——通常认为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并非西方思想单向性地向全世界的传播,而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小国经常被胁迫接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领导。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民选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对美国的霸权产生威胁,就会被推翻。比如,如今拉丁美洲的政治领导者,在智利针对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政变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正是通过这种暴力元素,多位当今全球南方的政治领袖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全球秩序产生了第一次接触。

  因此,西方国家从思想上就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各国平等的规范体系(当今秩序的关键要素),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竭力避免此类结果的产生。库普干和其他学者的有些认识是对的,他们认为反殖民运动接受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以脱离殖民者的统治。然而这个案例中,媒介并非西方,而主要是上文中提及的殖民地。由此,宣称当今全球秩序全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错误的。西方思想的扩张从来都不是主流逻辑——相反,它是一种结构性差很多的过程,充满争论、占用和改良,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也暗示“西方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西方世界”)的称谓要负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罪责,尽管“后西方世界”的说法或许会因表示西方统治(“西方引导的秩序”)的结束而得以正名。

  这也表明,即使非西方行为体想要像西方过去一样集中力量,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无法将自己的观点或对全球规则和规范的解读强加于其他国家,尽管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行为。这表明强大的一方会竭尽全力将全球秩序纳入自己的轨迹。未来的全球规则不会是强加与被强加,而将是激烈的争论和洽商的产物,总要建立在先前的规则体系基础上。新的秩序很少从零开始建立,也几乎不会彻底破坏现有构架。旧的组成部分将延续下去,当原有边缘玩家在新体系中转变为核心行为体时,旧的组成部分就会成为重建发展的原料。回顾二战后秩序的建立也能确认这一点:联合国并非打破传统的全新组织,而是可以看作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等既有机构的改良。同样,中国——将要在后西方全球多级秩序中占据更突出位置的一个国家,也不太可能改变如今既有的规则、规范和国际结构。相反,中国将根据自身利益调整既有的一切,但是要依过去而构建,就像美国等任何具有体系塑造能力的强国在过去所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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