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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卜宪群安徽南陵人,1962年11月出生。1984—1987年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院历史学部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职。 出版《秦汉官僚制度》、《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合著)、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主持)、《简明中国历史知识手册》(主持)、《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主编)等著作;担任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总撰稿;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史学月刊》《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感谢邀请我来参加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首先要说明的是, 我本人并不是研究廉政文化的,我是研究秦汉史的。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这些年来我做了一点关于这一方面的初步探讨,所以,今天我向各位的汇报也只是我一些粗浅的看法。各位领导在工作实践当中的知识积累,一定比我更加丰富,所以讲得不周到的地方,还要请各位领导谅解。今天我主要谈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十八届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反腐倡廉、治国理政当中的作用,有过很多这方面的表述。2013年4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014年10月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他还讲道:“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王岐山同志对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他指出,要“坚持崇德重礼和遵纪守法相结合,发挥德治礼序、乡规民约教化作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民风社风”(摘自《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清抑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糟粕”(摘自2013年9月王岐山在天津考察时的讲话)。他还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摘自王岐山《坚持党的领导依规管党治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以上说明,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当中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指的是什么?要讲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过去我们对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比较重视,但是对传统的制度文化关注得不够。廉政文化在这三种文化当中,应当是属于政治文化,也就是以制度文化为核心的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 我为廉政文化做这样一个概括:廉政文化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人民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制度、实践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当然,关于什么是廉政文化,目前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为什么把人民大众也放到廉政文化当中去?因为在历史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人民大众也为廉政文化做出了贡献。当历代政治腐朽不堪时, 广大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对澄清腐败做出了贡献,历史上的人民群众,是廉政文化传诵、传承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廉政文化发展史。

  学习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应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应懂得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根据史书的记载,腐败现象在历史传说时期就有,夏商周时期就更多了,但是历史上的廉政建设到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以后才完善起来。社会经济关系不同、阶级关系不同,廉政文化的内涵也不同。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的廉政文化萌芽于夏商西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完善于自秦至清的封建社会。

  二是应懂得中国历史上廉政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思想文化, 也有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甚至包括家庭家族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非常具有中华特色。

  三是应懂得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面对种种腐败现象,深刻总结出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凝聚着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先贤们杰出的政治智慧。廉政文化的形成与不断发展,是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有三种因素支配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和走向。第一是官僚制形成以后,国家管理官僚队伍的需要;第二是腐败现象严重存在;第三是王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

  (一)官僚队伍管理的需要

  廉政文化的产生具有阶段性、历史性。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公共权力,没有国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廉政文化。尽管今天看《史记》,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很多腐败了,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廉政制度的,也没有什么廉政思想和廉政文化。

  夏商周时期,荒淫无耻、贪婪奢靡的君主,上演了一幕一幕自取灭亡的悲剧,但尽管如此,这一个时期是没有廉政制度的。因为当时的国家结构是“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国家管理形式,各级官吏本身就是奴隶主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他们的官位是世代相袭的,王权根本干预不到他们权力的行使。这一时期缺乏中央集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制度,廉政制度也无从产生。当然在夏商周时期,有一些政治家关于“民本”的呼吁,思想家和人民大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和谴责,也看到了他们对君主提出的提高道德素质要求,产生了廉政文化的萌芽,但是这和廉政制度还不是一回事。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即郡县制、官僚制和俸禄制。过去在奴隶制度下,各级官吏既是奴隶主,也是官吏,权力是世袭的,土地上所有的人口和收入都是他的。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一样了,各级官吏是代表君主去实施管理,权力不再世袭,他们领取俸禄,不是土地上所有的税收,国家管理方式转变了。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出现了一些关于如何选拔、任用、监督、考核、惩处腐败的制度和法律,当然那个时期还不是很完善,各国的情况也很不一样。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廉政思想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活跃,后来中国历史上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文化渊源基本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历史时期。

  从秦到清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基本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采取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管理方式。在这种国家管理方式下,中央要想防止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出现腐败问题、保持这支行政队伍高效运转、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把反腐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历朝历代,除了非常昏庸的皇帝,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官僚队伍管理的需要。

  (二)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

  什么是腐败?腐败就是以权谋私。权,指的是公共权力,私,指的是一己之私、个人的私利。

  在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以及各个王朝的各个历史时期,腐败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从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腐败现象,上自皇帝、公卿等高级官吏,下到乡村小吏,腐败的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腐败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导致政治混乱、制度瓦解、人心涣散, 最后换来的就是王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不能说每个王朝最后的灭亡都是腐败引起的,但是,一定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腐败所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概括地说,我国历史上的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权钱交易。金钱崇拜导致价值观的扭曲,始终是统治阶级巨大的腐蚀剂,也是许多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列子》中讲了一个“齐人攫金”的故事。有一个齐国人,他非常喜欢金子,早晨起来穿衣戴帽,洗漱完毕,直奔黄金市场,见了金子抢了就走。吏把他抓住了问,这么多人都在这,你怎么敢把金子拿走呢? 此人回答:我拿金子时只看到了金子,根本没看到人。这是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但是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期,金钱崇拜所导致的价值观扭曲就已经产生了。

  为什么喜欢钱?因为钱可以换来权力,权力又可以换来钱,权钱交易自古以来随处可见。历史上有一个大商人叫作范蠡,他的儿子在楚国犯了法,他就认为我有钱,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家产万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被处以死刑,所以他就叫他的大儿子带着钱去楚国贿赂。春秋时期社会上有一句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家有千金的人,他的孩子是不会在刑场上被杀头的。所以说金钱还可以换来生命。

  秦灭六国,主要靠的是武力,但是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也用金钱去贿赂各国的重臣。这些重臣手里拿着秦国贿赂的重金,迎来的是国家的灭亡。

  钱可以买官晋爵。东汉后期是我国历史上腐朽黑暗的买官卖官盛行的一个时期,梁冀掌权时“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甚至皇帝也公开标价卖官,上自公卿,下至县丞、县尉,各有价格,“公千万,卿五百万”。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晚期的崔烈花500万就买了司徒一官,司徒在东汉属于三公,相当于丞相位置。因为司徒官位很高,汉灵帝要亲自给他授官,汉灵帝在给他授官的时候说,哎呀,我卖便宜了!至少应该卖千万!崔烈花了500万买了司徒后, 问他的儿子崔钧,我花了 500万买了这个官,你听到社会上对我有什么评价? 他的儿子崔钧倒还是有些正义感,说过去社会上对你的评价不错,认为你很有才能,凭借自己的才能也能登上三公的位置,但是自从你花钱买了这个官以后,社会上对你的评价非常差,认为你的身上有铜臭。“铜臭”这个词也是从这里来的。上行下效,东汉后期,“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大家都在买官的道路上奔跑,这样的王朝何能不亡!

  纳财进官,以财用人,历朝虽然名称不同,但很多时候都存在,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私下的,当然,更多的是私下交易。用国家的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权钱交易的目的是利益,权权交易的背后也是私利。我举一个例子,李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很有才能,曾为秦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在秦始皇死后的关键时候,为了个人的私利被赵高说服,和赵高私下勾结,权权交易。众所周知,秦始皇临终前打算把皇位传给他的长子扶苏,但是秦始皇死后, 赵高秘不发丧。他把李斯找来对他说,我今天跟你谈五点,这五个方面,你能和蒙恬、扶苏比吗?李斯想了一会说我不能比。赵高进一步说,如果按照秦始皇遗诏执行的话,那么你丞相的位置必定不保。李斯听了以后默然,同意了赵高的意见,篡改诏书,秦王朝的道路由此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由扶苏来继位、蒙恬来做丞相的话,秦王朝恐怕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了。胡亥的继位,导致了秦王朝政治生态走向了极端黑暗。对此,李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家权力可以用金钱买到,会导致什么样的价值观?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当然是金钱崇拜的价值观,不思进取的社会风气。钱和权怎么才能结合?当然是见不得阳光的私下交际。那些用金钱买来权力的人,根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来为社会服务。明朝崇祯皇帝虽然是个亡国之君,但他面对明代晚期买官卖官的现象也很无奈。他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代的吏部尚书王恕也说过:“既以财进身, 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命,何由而得乎?”非常深刻!

  2、用人不公。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是历史上各种腐败的集中表现。中国历史上用人不公的主要表现是,用人重亲友、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核心是用人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不是出于公心。具体表现为:

  权门请托:汉代吏治腐败时,“选举不实”“权门请托”。上自高级官吏,下到郡县人员,一旦到选官用人的时候,就会收到各种请托书信。《后汉书·陈寔列传》载:“(寔)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 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

  任人唯利:汉代“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 多见废弃”,也就是说专门选取一些年少懂得报恩者,培养起来后成为自己的门生;如果年纪大了,虽是贤才,但也弃而不用。汝南袁绍“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和老部下。这样下去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呢?会形成朋党,号称“君臣”关系,对抗中央。东汉政论家崔寔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政论》,他在文章中说:今天这些州郡的地方大官,中央的诏书根本不听,诏书来了以后,一定会把它公公正正地挂在墙上以示尊重,但是根本不理睬、不执行;而地方长官的手谕,却非常重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门生、“君臣”关系, 要是不重视的话,就得不到重用,就会被排斥在小圈子之外。崔寔说当时有句政治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见任人唯利的政治危害很大。

  历代任人唯亲、任人唯近、任人唯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数不胜数。随便翻一翻“二十四史”看看,这种现象非常多,是导致王朝社会矛盾激化、腐败乃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3.贪婪奢靡。这是又一种腐败的典型表现。贪婪是对于权力的占有欲,对钱、财、物的渴望;奢靡,追求物质享受,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耳目声色口腹之欲。不管是贪婪还是奢靡,本质都一样的,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贪婪无度,奢靡腐化,必然导致无所作为,这是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腐败的突出特征。

  骄奢淫逸历代有之。《晋书·何曾传》记载,西晋的重臣何曾“性奢豪”,生活极度奢侈。他穿的衣服、坐的车都极其华丽,皇帝请他吃饭,他嫌菜不好吃,皇帝没办法,只能让他自己从家带菜到皇宫里来。 他写看公文的纸小了不行,必须要用大的、极其华丽的纸,他才肯写看。“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一天要吃一万钱,还认为没什么菜,筷子没地方下。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儿子何劭,就更奢侈了,史书说“(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

  炫富之风历代有之。大家熟悉的西晋名士王恺与石崇争富比富, 连皇帝都参与了。《世说新语·汰侈》里面记载了这些故事,是西晋王朝耻辱的象征。隋炀帝也是一个很爱炫富的人,他在洛阳接待外来使节,因为冬天颜色不好看,他下令把洛阳的树上都缠满了绿色的丝绸, 饭店吃饭也不要钱。外来使节很不理解,说我看你们大隋王朝街上也有很多要饭的人,很多人衣服都穿不暖,你们把丝绸缠到树上干什么?官吏们哑口无言。生活在北宋时期的大史学家司马光说:“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如果士大夫请客,不准备几个月,都不敢发请帖,怕自己家的食物比不上别人。这样的炫富、 奢靡之风在历史上有很多。

  清谈不作为者历代有之。南朝门阀士族身居高位,清谈玄学,纵情享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却连马和驴都不分,基本的公务也不会处理。面对侯景之乱危难,只能转死沟壑,坐以待毙。

  劳民伤财者历代有之。宋徽宗很爱奇花异石,于是宰相蔡京便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宋史·食货志》载:“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侧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花石纲之役,加剧了北宋的社会矛盾。元朝人郝经有一首诗:“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当然,北宋不一定是因为石头而灭亡,但是,这首诗是对北宋王朝花石纲所带来的劳民伤财的奢靡之风的一种讽刺。

  4.正气不张。权钱交易,用人不公, 贪婪奢靡,最后的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整个社会正气不张。

  西晋时期有一个叫鲁褒的人,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钱神论》,文章是这样描述的:我有个兄弟叫“孔方兄”,这个孔方兄非常了不起,它没有脚可以走,没有翼可以飞,再刚毅的面孔,在它面前都能笑逐颜开,再难说话的也能让他开口。钱多的人就在前面做高官,钱少的人则在后面当奴仆。钱可以让人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由贱到贵,拥有生杀予夺的能力。今天洛阳的这些当途之士,对我这个兄弟最好,整天把它抱在怀里,拉着我兄弟的手,不管他长得好看不好看。有一句话叫“钱无耳,可使鬼”。鲁褒还说: “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士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朝中无人,不如回家去种田;但是即使朝中有人,没有我这个 “兄弟”的话也不行。既要朝中有人,还要有钱,这样才可以当官。鲁褒的这篇《钱神论》是对西晋政治生态的绝妙讽刺。

  南朝梁代有个叫鱼弘的人,此人做过几任太守。他经常对人说, 我做郡太守要做到“四尽”,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支配他行为的有一个人生“哲理”:“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

  唐代李山甫《上元怀古》诗当中有这么四句话:“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大家想想看,有像隋炀帝这样的皇帝,有像鱼弘这样的大臣,他们的江山能守到头吗?不可能守到头。

  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很多历史时期的官吏们崇尚空谈,崇尚交际,不务实事。勤政的人被认为是“俗吏”,被看不起,高谈阔论、善于交际的人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如东汉后期交际之风盛行,史书记载时人交际:“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意思是一切以实用为标准,谁对我有用,我就赶快去跟谁交际;这个人虽有才能和本事,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对我目前的提拔、对我发财没有用,对不起,那就靠后站。

  在这些风尚下,官吏们不仅不按律令、政令做事,也丧失了做人、 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限、昏聩自傲、迎来送往、唯利是图,失去基本的为政价值观、人生观。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那就要改朝换代,所以统治阶级必须要加强廉政建设。

  (三)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

  自夏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就是王朝的周期性兴亡。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时候,也和毛泽东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即共产党如何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王朝的兴亡这个客观事实,迫使统治阶级要思考廉政问题,以避免这种人亡政息局面的出现。

  关于历史规律的总结,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如何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其典故就是出自于《左传》。《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有一年宋国发生了大的水灾,鲁国派使者到宋国去慰问,宋国的国君对使者说,我很抱歉,因为我的不好,天降灾害,让鲁国的国君担心了,还要派人来慰问宋国。鲁国的使者回去后,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说,宋国兴旺很有希望了,“禹、汤罪己,其兴也悖 (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指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君主,国家就会兴盛; 而把罪过推给别人的君主,国家就会衰亡。

  我国历代有为的政治家、 思想家继承了这种严谨的思考精神,从立国之初就高度重视廉政建设。比如汉初统治集团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总结,唐初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明初朱元璋对元朝灭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等等。

  上述这三种历史背景,促使了中国历史上廉政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历史漫长、道路复杂,廉政文化建设各时期情况不平衡,但总体上看内涵非常丰富,丰富的廉政文化体现了祖先杰出的政治智慧。

  四、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文化

  针对种种腐败现象,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围绕如何治国理政、巩固政权有过许多思考,很多内容对今天来说,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这些思想的产生虽然是为了维持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 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步。

  (一)“廉”的含义

  “廉”字的本意是堂隅,就是房屋的侧角,古代的屋是方方正正的,两个墙的夹角叫作“廉”。这个角,形式上看起来很尖锐、很锋利,后来才延伸为清白、公平、俭约、方正、高洁、明察等意。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到春秋时期,“廉”的含义已经和今天所理解的意思一样了。不晚于春秋,“廉”在治国理政中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政” 一词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中,书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回答说,廉政要像水一样的行为,美好啊清清的流水,只有清澈了,才能够长久地奔流;如果浑浊了,就不会有美好的前途。

  廉的内涵是什么?什么才是廉?我国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认识,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六廉观”。《周礼·天官·小宰》一书中,提出了考察“群吏之治”的六个标准,就是廉善、廉能、廉敬、 廉正、廉法、廉辨。在善、能、敬、正、法、辨六个字前面,思想家都加了一个“廉”字。就是说,廉不仅仅指个人不贪污受贿,还指要有行政能力。“善”,指善于行事;“能”,指能行政令;“敬”, 指敬于职位;“正”,指品行方正;“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 “辨”,指头脑清醒。即使一个人非常廉洁,但没有执政、为政能力, 也不懂法,头脑糊涂,那他也不是一个廉吏。但是,有了善、能、敬、 正、法、辨这六个方面的能力,如果没有廉也不行,这些能力都必须以 “廉”为前提。“以廉为本”的“六廉”观是一个卓识,全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思想家对官僚队伍廉政素质的要求。

  (二)中国历史上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1.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老祖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民本思想的形成,比廉政制度的形成要早,它是我国历代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早在商周时期就看到了重民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表述。如《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我国思想家从商周时期开始就看到国家的治理不是靠天,也不是靠神,而是靠政。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家把神与民、天与民的关系剥离开来,转化为君与民、政与民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廉政思想贡献。

  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继承了奴隶制时代产生的民本思想,关于民本的表述更是史不绝书。西汉初期的贾谊指出:“民无不为本也。”东汉时期的政论家王符说:“国以民为基。”唐太宗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君主,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贞观政要》好好读一读,他谈的很多话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其中包括丰富的民本思想。他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尤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代的陆贽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众”指的也是民。著名的廉吏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清代的思想家唐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都说明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民本。

  民本思想当然不仅仅是廉政思想,封建剥削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民本,也不要认为历史上一切都是以民为本,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上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吏治相对清廉的时期,包括一些皇帝和官吏的一些廉政行为,背后都有一个思想的影子,就是民本。

  民本思想主要包含在儒家思想中,但是道家思想当中也有民本思想的内容,比如说“清静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等等。这些不扰民思想,也包含着民本的内容。

  下面讲两个民本的小故事。

  汉文帝当了23年皇帝,一直没有建新的楼堂馆所,他有一个愿望, 想长生不老。古代认为,喝天上的露水可以长生不老,于是他就想建一个露台。但是他算了一笔账,露台要“直百金”,在汉代,百金要值10 个中产人家的财产。汉文帝说,太贵了,不建了。

  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认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有很多伤害了老百姓,所以下了《罢轮台诏》: “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意为让老百姓富起来。对于汉武帝怎么评价,这里就不说了, 但是,他晚年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好大喜功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苦难,并自己加以纠正,是受到民本思想的影响。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评价说:“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汉武帝的晚年和秦王朝的晚年,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很相像了,大家都怒不可遏,要揭竿而起了,但是秦王朝没有改正,汉武帝改正了,所以西汉又能够延续很长的历史时期,还迎来了汉昭帝、汉宣帝所谓“中兴”的历史局面。

  2.尚贤思想

  “官人,国之急也”“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尚贤用能,是中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商周时期是世卿世禄,血统继承与权力继承合一,谈不上尚贤。尚贤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在儒家、法家、墨家思想中都有。尚贤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墨子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商鞅主张“虽贵无所芬华”“有能则举之”;孟子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秦国的公孙枝向秦穆公说:“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

  二是宣扬求贤若渴。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晋国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燕昭王“千金买骨”,刘备“三顾茅庐”,曹操“唯才是举”,都是千古佳话。

  三是辨别贤才的方法。历史上的思想家也提出让民众来评价、实际考察、先试后用等一些具体的尚贤办法。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这是一种辨别贤才的方法。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3.德先才后

  德与廉紧密相连,历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德在选拔人才当中的作用。 管子提出,君主考察人的第一点,就是要考察他的德,看他的德是否能够“当其位”;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陆贾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康熙皇帝说:“朕观人必先心术, 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

  但怎么衡量德?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大问题。考核“能”好办, “德”怎么考核?没法用指标来衡量。但是,老祖宗有很多关于德的思考,赋予了德很多具体的内涵,如节俭、爱民、正身、谦让都是德的重要内容。

  节俭是德。《左传》说:“俭,德之共也。”俭,是德的普遍表现形式,如果说德看不见,但是,俭是看得见的,俭朴不俭朴、奢靡不奢靡,是衡量德的一个标准。

  老子说统治者要“去甚、去奢、去泰”,要去掉自己身上那些过分的东西;他还说自己一生有三个宝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可见,“俭”在老子的思想当中,放在非常重要位置的。《国语》里记载了季文子以俭为荣的故事。季文子在鲁国为相30多年,“妾不衣帛,马不食粟”。有人劝他说,你当这么大的官,整天穿着这么俭朴的衣服,不知道的人,不认为你这是俭朴,认为你是吝啬,再说你穿得这么俭朴,乘着这么破的车,也体现不出来鲁国的地位。季文子回答说,我也想穿好的衣服,我也想坐好的车子,吃好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今天鲁国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我身为相,我不敢。而且我只听说君子“以德荣华国”,没听说过“以妾与马”华国。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信当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从历史上看,绝对没有哪一个廉吏清官,既过着奢靡豪华的日子, 而又能勤政爱民的。能够勤政爱民,一定是在生活道德上追求俭朴的人。

  谦让是德。孔子一生奉行 “温良恭俭让”。晏子提出: “让者,德之主也。”古人还说:“谦者,德之柄也。”如果一个人连谦让都不懂得,就不是一个有德的人。

  爱民是德。《左传》说“恤民为德”;孔子要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爱民表现在不与民争利, 陆贾说:“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董仲舒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

  孝悌忠信是德。孔子说:“孝,德之始也,弟(悌),德之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节俭、温良恭俭让、爱民、孝悌忠信,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德。 德不再是抽象的。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将具有丰富内涵的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汉代以后,在选官制度当中,都把德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家知道汉代有“举孝廉”,“孝”和“廉”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做到了孝和廉,才可以去做官。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历朝历代基本都是这样,即在选拔人的时候,把德放在第一位。如宋代吏部选官有四条具体标准,如果都满足四条标准,先考虑的是“德行”;明代朱元璋要求选拔官吏“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德才并重,以德为先,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4.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是腐败者常用的方法。公私分明,把国家利益和个人的私利相区别,将义与利相区别,是我国历史上廉政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认为应当取之有道。《左传》说“信载义而行之为利”,是说利要建立在信和义的基础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义方式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飘过的云一样。宋代的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关于公私观,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提出了要“任公而不任私”“不以私爱害公义”的思想。公与私、国家与个人利益要分清楚,包括君主都是这样。尽管传统社会是“家天下”,但是从汉代开始,皇帝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思想家认为,皇帝不能因为喜欢一个人而“私赏”,也不能因为恨一个人而私罚,一切都应该从公的角度出发。作为官吏,应该“居官无私”“国耳忘家,公耳忘私”。 秦汉以后,思想家又赋予了“廉”新的内容,在“廉”字前面加了一个 “公”字,称为“公廉”,这是对廉政思想的新发展。《史记·酷吏列传》记载了一个叫郅都的酷吏,“性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这就是公廉,既公又廉。

  公私分明是我国历史上许多廉洁为政、洁身行事官吏的思想基础,也是历史上廉吏的一个重要特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公私分明,他生前给刘后主上过一份奏章:“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我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官员财产申报书。

  5.正身律己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思想中,特别强调统治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典范。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正,你自己身正了,谁敢不正?自身不正,政令再多,也不会有人听。政风与官风、世风非常密切,特别是高级领导的行为,对社会影响很大。《资治通鉴》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谓王者施政,以自身论,当正心为先,渐次以正万民,如此方可政通人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6.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国历史上思想家主张,通过家庭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 一国兴让。”《吕氏春秋》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孝经》说:“孝,德之本也。”节俭和孝是家庭伦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官吏的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考察历史上一些清官廉吏形成机制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小的家庭教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历代还有很多家训、书信,教育子女如何做人做事。比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告诫子女要修身、养德、淡泊、明志、勤学。这封信很短,只有86个字,但是对于今天的家庭教育仍然有不朽的价值。 《颜氏家训》里面有告诉子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司马光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书信里告诫子女要懂得节俭,都是将家庭教育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典型例子。

  7.循名责实

  廉政不仅仅限于思想道德层面,还需要廉政制度的保障。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主张通过“循名责实”的方式,严格考核,反对徒慕虚名。

  循名责实的思想是战国时期提出来的。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记载,有一天齐桓公对管子说,我最近头很痛,因为最近找我要官的人很多,我哪有那么多官啊?管子说,您只要确立按照能力大小、功劳大小授予官禄的原则,就没人敢来找您要官了。这就是韩非“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的思想。循名责实,实际上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管理,类似于今天的岗位管理。给你这个职位,就按这个职位的要求来考核你。

  我国历史上“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一条基本的历史经验,“循名责实”就是治吏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国历代严密的考课制度,就是来源于循名责实这样一种思想。

  以上讲了廉政思想文化七个方面的内容,那么我国历史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将这些廉政文化思想灌输给官吏呢?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公文教育。历史上的很多文书,从诏书到州郡县公文,往往开头一段话就是教育官吏要如何廉洁从政,尔后再谈具体政务,或者在政务安排中,反复强调忠诚、廉洁、谨慎的重要性。也有很多文书直接就是谈廉洁、廉政的重要性。云梦秦简中的《为吏之道》《语书》都是例证。

  第二,诫勉谈话。有些帝王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教育官吏要廉洁从政。唐太宗就经常和高级官吏进行谈话。《贞观政要》里面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他说如果你家里有一颗明珠的话,你一定会非常珍惜地把它藏好,不会拿着明珠去砸鸟。而你的性命比明珠要贵重得多吧?你见了金钱而不惧刑罚,这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可以用它来砸鸟,何况你的性命这么宝贵,你用性命和钱财进行赌博,值得吗?唐太宗还告诫臣下说,贪婪的人其实是不懂得爱财的道理,如果你受贿,不过数万钱,有一天被发现了,你的官也没有了,俸禄也没有了,这岂是爱财的正当道理?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益其过。.此言可为深戒。”意思是贤能的人钱多了,意志就消磨了,不求上进了;愚蠢的人钱越多,犯的过错就越多。他还说:徇私枉法,心中常怀恐惧就会生病,恐惧多了会致死,大丈夫岂能因苟贪财物而害及身命,使子孙耻辱呢?这种诫勉式的谈话历史上还有很多。

  第三,历代有许多官箴,是教官员为官的常用书,其中有很多明哲保身的落后思想,但也有些积极的内容。如宋代吕本中的《官箴》说: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元代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说,修身洁己,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荣誉也就随之而来,人民也会称颂你。明代的官箴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等。

  第四,家训教育。唐代颜真卿告诫子女:“政可守,不可不守。” 北宋包拯去世前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南宋胡安国在家书中教导儿子胡铨说:“汝在郡,当一日勤如一日。”

  第五,学校教育与策试、考试。学校培养官吏的后备人才,儒家经典为必读书。正身修己、清白做人等基本价值观也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到他们心中。历代帝王也经常用策试、考试的方式灌输廉政观,促使欲为官或已为官者先要学习廉洁为政。如汉文帝策试晁错的题目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就是一道廉政考题。康熙多次以吏治为题考问贡士。

  第六,大众传播渠道。历代的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等大众传播渠道当中,弘扬廉洁、讽刺丑恶的内容非常丰富,这也是官吏廉政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思想中, 道德规范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障。 没有道德规范,没有理想信念,官吏的廉政行为无从产生;没有制度的保证,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了依托。

  五、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文化建设

  一切廉政思想文化有赖于廉政制度的建设。廉政制度建设作为制度文化的一种,也属于广义的廉政文化范畴。历史上汉、唐、宋、明、清,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朝代,都与一套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系。

  (一)官吏选用与管理中的廉政措施

  我国历史上官吏选用和管理上的廉政措施很多,主要有这么几条:

  1.重视基层经验。“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汉代察举制度完善后,被察举的孝廉需要年满40岁,并必须经过为吏的经历,就是希望他们有基层经验。强调做官一定要经过基层锻炼以后才逐步提拔的制度,在科举制度之前实行得比较好;科举制度之后,因为官与吏分开了,官吏的基层经验就淡化了。

  2.功劳制度。功劳制度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含义,一是今天所理解的功劳,就是武有战功,文有事功,立功了给予提拔;第二种是广义的功劳,指没有贡献,也没有过错,依靠年资而获得提升。北魏的《停年格》和唐代的《循资格》制度就是如此。这两种方法在我国历史上都采用过。有突出才能、突出功劳的人,在官僚队伍当中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既无大功,也没有什么错。历史上对这些人,也采取积累一定的年资以后进行提拔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让大家安心工作。

  3.文化考试。我国选官制度中的考试因素在科举之前就有很长的历史。秦代就有从学生中考试录用官吏的方式。汉代察举、特举等科目中,已有考试、对策等方法,并根据选拔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考试方法。考试以后还有复试,以防作弊。隋唐以后,不分门第高下,不问士族寒门,都可以按条件报名投考,考试整齐划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梦想。历代选拔官吏的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和法律制度为主,这些考试中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

  4.重“试守”。从秦代以后,不管是官还是吏,担任新的职务都要有试用期,试用合格了才转正,不合格的就要退回原职。

  5.选举不实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官吏选拔任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廉政措施。从秦代开始,国家就根据不同的需要提出选举的要求,在选举的过程中,如果推举者选举不实,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6.回避制度。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就实行避籍、避亲、避近制度, 避籍是籍贯回避;避亲就是互为亲属关系的,不能有相关的任职;到了清代甚至还有更严格的避近制度,师生关系都要实行任职回避。

  7.考课制度。考课制度是考核官吏是否勤政、廉政的一项重要的制度。相传考课制度从周代就有,秦汉以后,考课制度非常严格,各级官吏都要参加考课,考课严密细致,考课的时间很长。唐代,吏部设置了考功司,把考课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国历史上对官吏的考课分为品德考核和能力考核两个方面,品德考核要高于能力考核,放在第一位;能力考核有具体的标准,如唐代就有二十七最,就是用二十七个细化的考核标准,对于不同部门的官吏来进行考核。考核的结果与官吏的表彰、升迁、奖惩,都有密切的关系。 我非常主张现在要加强考核制度,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是不行的。现在的干部队伍建设管理当中,考课制度还是一个弱项。

  我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强考核制度。如张居正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创立考成法,按月逐条考核官吏任务完成情况。他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二)监察与权力制衡制度

  1.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

  监察是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在其政权内部设立的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权力行使的监督制衡,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调整社会阶级关系。 今天经常看到的监察部门对贪污受贿的查处,实际并不是监察的整个内容,监察的内容应该更加广泛。监察制度并不是因腐败的产生而产生的,而是与国家行政管理方式的变化有关。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

  2.历代监察机构、监察条例及其特点

  历代监察机构和监察条例非常丰富。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奠定时期,突出的表现是中央和地方自成系统的监察机构的设立,监察与行政相分离和专门的监察条例与法规的出现。

  自秦代开始,中央机构中就设立以御史大夫为首的监察官。从汉武帝开始,形成了以刺史为主的地方监察系统,监察从行政当中开始分离。我国的巡视监察制度,就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

  汉代是我国监察体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汉代的实践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权力制衡。中央的御史大夫是监察官,有监察丞相的功能; 刺史已经不像秦代的“郡监”那样与郡守共同组成政府,而是分开办公了,这些都有权力制约的含义。

  第二,指向明确。汉代刺史以“六条问事”,六条之外不管,就是说刺史的巡视监察有明确的专项性。

  第三,秩轻权重。刺史六百石,却能够监察两千石的守相。刺史直属于御史大夫甚至皇帝,行政级别虽然低,但是政治待遇很高,升迁很快,地位也很尊崇。

  第四,选用慎重。从秦汉时期开始,对监察官的选用非常重视,认为“非庸材所能堪”,任重职大。

  秦汉之后,历朝都很重视监察机构和相关监察法规的建设与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御史台,是国家专门监察机构。曹魏时期有所谓 《六条察吏》,西晋时有《五条律察郡》《察长吏八条》,北周时期有 《诏制九条》,西魏时期有《六条诏书》等,这都是监察法规。

  隋唐是我国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以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设三院。在地方是由外台掌管的监察。唐代的监察官地位非常重要。史书记载:“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

  隋唐的监察法规非常多,隋代有《司律六条》,武则天有《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唐中宗到唐玄宗时期有《六察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廉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的一个高峰,它对历代的廉政法规做了非常重要的总结,其《职制律》中, 关于廉政的规定非常具体。

  宋代中央设御史台,下设路和司掌管,既掌管行政又掌管监察。宋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台谏合一”,就是监察官和谏议官合一。它的好处是加强了对行政的监察,它的问题是监察官和行政官合一以后, 在行政的决策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容易造成久拖不决、久议不决的情况。

  元代中央设有与中书、枢密并列的御史台。忽必烈说, 中书是我的左手,枢密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的医生,专门给这两只手看病。

  宋元时期的监察法规和反贪律令主要体现在《宋刑统》《元典章》 《大元通制》等当中。

  明清两代是以都察院和“六科”为中央监察机构,统称“科道”。 所谓“六科”就是中央在各部设的监察机构。地方上是以省为单位派出监察御史。明清的监察法规及反贪律令主要见于《大明律》《大诰》 《大明会典》《大清律》这些法律当中。

  我国历史上对于监察制度建设,以及监察立法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对于监察官的任用,被放到非常高的地位。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监察官,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其出行“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事迹广泛传诵在民间。

  (三)乡论及舆论监督制度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民之议矣”,这些都是历史上关于舆论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我国历史上除了监察制度之外,也非常重视利用舆论来监督监察。从汉代开始, 个人的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声誉,是国家选拔官吏时的重要参考,当时叫“乡举里选”,或者叫“乡论”,即乡里的舆论。如果一个人有违反道德这样一些负面社会舆论的话,想做官是很难的。 汉朝有一个大将叫陈汤,立了很多战功,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声誉非常不好,在家乡没有办法做官,最后只能跑到外地去。三国时期有一个叫吴质的人,只喜欢跟有权的人打交道,不喜欢跟乡里的老百姓打交道,乡里的老百姓就不给他好的评价,结果他也不能做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正官,主要任务就是考察他所在地的士人品行,并对这些人的品行写下评语,供吏部在选用时作为参考,这就迫使士人必须注重自己的形象。

  在历史上,人民大众还经常以歌谣的形式来鞭挞丑恶,歌颂廉洁。 国家也委派风俗使、监察官明察暗访,通过舆论来了解官吏为政的行为,被称为“举谣言”。汉代每年州郡要派人下去,听听老百姓是不是编了什么歌谣。东汉后期规定,州县官治理不好,被“举谣言”者, 一律免官。清代的江西巡抚陈淮和南昌县令徐午贪赃枉法,老百姓给他们编了一首歌谣:“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陈淮贪婪无度,徐午与他狼狈为奸,搜刮老百姓。御史就根据这个谣言把他们举报上去,结果他们被罢了官。把大贪官比作老虎,大概起源于清代。

  (四)奖励与养廉制度

  历代除了对贪官的惩处之外,对廉吏也有褒奖制度。比如说对考核优秀的,采取升官、升迁、增秩、赐爵、赏金、画像、诏书表扬、死后谥号评定,以及追赠荣誉等等表彰方式。

  廉政建设不能单纯依靠个人道德,俸禄高低与贪腐与否有一定的关系,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是防腐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如清代实行过的“养廉银”就有一定作用。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俸禄高低与廉洁与否也并不具有绝对的关系。清朝人就说,如果一个人“只知有私不知有公”“豪奢逾度”,再多的薪水也不能振作。

  (五)惩戒制度

  第一,历代对选举不实、欺上瞒下、失职渎职、结党营私都有细密的惩处规定。从《晋律》开始,特别是《唐律》,有公罪私罪的划分, 对私罪的处理更重。这是有利于廉政的制度。宋朝范仲淹曾言“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第二,历代对贪污受贿处罚严重。秦汉时期,把贪污受贿和盗列在同一个罪等。在唐代的《职制律》中,规范得就更加细密了,对受人请托、接受财物、索贿行贿、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国有财产,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的处罚标准。

  历代都有赦免制度,但是往往对贪官不加赦免,而且牵连其后人。

  第三,历代对官吏的日常行政与日常行为管理细密。对官吏的日常行政甚至日常行为,特别是钱财物的管理有细致的规定,避免他们在行政或政治中腐败。如钱财物进出的审计,交际攀缘的禁止,擅自离开公署,并在出行车马仪仗、饮食待遇上都有细致条文。比如在今天发现的汉代档案里面,对官吏出行中的开支有详细记载,甚至吃几斤米、几只鸡、几斤肉都有清楚的记录。《唐律》更是这样,官吏出差的路线和相关的待遇,都有非常清楚的规定,不按规定线路绕道,甚至将驴换为马,皆属违法。这种法律的细密性,今天还是要借鉴的。良好的政风是靠法制管理出来的。荀子入秦看到秦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这是秦之所以强大并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历代统治者也用“身死而家灭”的高压使官吏 “不敢为非”“念为廉吏”,同时也通过法律来告诉他们不应该做什么。其法律的细密性值得重视。

  六、深刻借鉴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

  (一)要看到腐败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古老而长存,凝重而有时代感。从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历朝历代,乃至一个朝代早、中、晚各个时期都有腐败现象,并不是只到王朝灭亡时才有腐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也出现了像和珅这样的贪官;汉朝初年低层的吏治也很坏。因此,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使今天,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说彻底清除了腐败。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夫妇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认为:生活方式、生产工具在进步,但是人性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几千年来,人性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自私、贪婪这样一些人性当中的因素,今天仍然存在。目前还没有制定出足以阻止贪婪、自私、好斗的这样一些人的本性的道德规范。以上是他们的观点。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但腐败作为人类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的一种历史现象,与文明发展进程相伴随,确有非常强的顽固性。所以,正如王岐山书记所说的那样, 看待腐败问题,要用历史、文化、哲学的眼光,不能够指望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把腐败问题彻底铲除,这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

  (二)坚定反腐败的信心

  坚定反腐败信心首先要科学地理解腐败现象。腐败是与人类文明共生的普遍现象,是几千年私有制下剥削阶级政治生态、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糟粕的遗存,是社会物质生产尚不够丰富、人们思想道德精神境界尚有待提升的产物, 不可能短期内就彻底清除。今天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体制,从制度层面否定了腐败产生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主流意识形态上否定了腐败产生的思想基础,但是数千年传统社会中的某些糟粕,非一天可以清除。

  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急剧变化,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腐败的汹涌,有它的客观性,这在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依据。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腐败现象严重,汉武帝时期和明朝中后期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如何保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遏制腐败的蔓延,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研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制度不如西方,西方的体制,如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等能够遏制腐败,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全面。当然西方在遏制腐败的具体形式和方法上,在操作层面上有一些好的经验。但是要看到,中国的制度和他们的制度是根本不同的,现代西方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所谓民主体制,虽然有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它是建立在以资产阶级利益为代表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本质今天仍然没有变。资产阶级在它的政体早期设计过程中,已经把它的利益占有、权益分配、政治统治的潜规则等规划好了,并通过政权的形式把这些权益保护起来。如果看不到这个本质,就盲目地认为西方的体制比中国先进,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腐败与王朝的兴衰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历史表明,不是有了腐败马上就要亡国,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前期、 中期都出现过腐败和严重腐败,但是由于某些时期统治阶级的重视,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思想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遏制腐败。中国历史上一些延续数百年的王朝,留下的经验就是这个。只有那些不思考反腐败,不敢反腐败,最后没有力量反腐败,甚至沦为与腐败同流合污的统治阶级,才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当然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其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它也不可能找到一套反腐败的根本方法,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的兴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我国历史上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比较普遍,但是作为一种政体设计,它又保持了两千多年的稳定性,我国封建社会从秦代开始的这一套政体,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这里面又有很多合理性的东西,值得借鉴。所以说中国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坚持不懈地反腐败,从制度上找到反腐倡廉之道,而不能简单地说,有腐败就要亡国,这话是没有道理的,也没有历史依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奉献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头颅和鲜血,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这条路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才走了60多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没有理由因某些腐败现象, 就从根本上动摇信心。

  (三)要深刻吸取借鉴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进的,而不是在腐败中轮回。反腐败是上层建筑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是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促进经济基础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所以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反腐败而反腐败,反腐败终究是要激励广大干部廉洁从政,鼓舞士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治国之道当“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是汉初贾谊总结出来的经验。腐败令人痛恨,腐败导致家破人亡、政权灭亡。历史上常常采取严峻的疾风暴雨的方式打击腐败,这对于缓解民怨、震慑腐败、缓和矛盾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 治理腐败还要做长远的打算。从历史角度看,注重均衡性,保持德与法,奖与惩,集中打击与制度建设、政权建设平衡之间的关系,是今天应当重视的经验。

  1.德主刑辅

  治理腐败,必须依靠法制,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历史也一再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德主刑辅、文武并用、礼法并重,才能够既从思想道德层面,又从制度层面来遏制腐败。

  2.奖惩并举

  从历史上看,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官吏的廉洁,奖惩并举、疏堵结合是比较成功的。要给予官吏较好的待遇,形成激励和保障机制,集中惩治少数的徇私枉法之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保障机制,光靠惩罚也是不行的。当代一些西方国家,包括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善养严管” 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

  3.集中打击与制度建设、政权建设结合起来

  从历史经验看,治理腐败既要有决心又要有耐心,既要雷厉风行又要做长远打算。古为今用,历史上反腐倡廉的长期实践和丰富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启示。

  第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当腐败普遍盛行之时,要多从体制机制上来找原因;在严惩腐败分子时,要思考在政权建设中,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现象之一。目前所揭示的许多严重腐败问题,不是用人失误造成的,而是用人腐败所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用人腐败延伸出其他种种腐败。所以,在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建立一个公平用人、管理用人、考核用人的体制。要建立一个功过分明、奖惩分明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机制。

  对于公平用人,我个人主张要加大考试在今天用人当中的比例, 扩大用人的社会基础,倡导学习风气,使用人选拔具有更加客观的标准;在管理用人上,要有更加细密的岗位责权标准,在管理中做到分类用人、知人善任;要建立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德才兼备的人能够脱颖而出,庸庸碌碌者无处藏身,腐败贪婪者罪有应得;要建立起多层次的用人奖励与惩罚机制,让政务干部和事务干部区别开来,使干部的评价机制和奖惩体制常态化与多元化;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评价体制,不要等到干部被双归、进监狱了,才发现他有问题。

  第二,推进政权建设、制度建设。历史上大规模的惩治腐败往往与政权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应当把握机遇,把当前的反腐败和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成都诸葛武侯祠里有一副清代人写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今天在廉政建设过程中,也要围绕未来的制度建设、政权建设多做一些思考。在“四个全面”方针指引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大力弘扬、践行廉政文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了“八项规定”,看似从一些小事入手,但这些都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意味深长。这些规定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学习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思想文化,注重干部队伍思想文化建设,其中包括行为养成和格调培养,在干部中倡导勤俭朴素的生活方式、健康有益的休闲方式,干部的思想境界提升了、情调高雅了,行为层面就会更加好起来。权力影响社会,政风影响民风,官员影响群众, 这是不变的真理。

  今天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认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我们今天这样以豪迈之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人民从来也没有过上像今天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战胜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这一历史重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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