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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至1953 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至2003 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至 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及国内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

  学科范围是中国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在甲骨学研究中,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青铜器研究中,强调“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因素综合研究,推动制订西周金文历谱,在分期上取得新成果。在战国文字研究中率先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五系说”,使这一学科分支趋于成立。在简帛研究中,参加整理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多种珍贵材料,并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有明显成绩和影响。从20世纪 50年代起,共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专著20余部。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谈一下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问题想谈一下作为探寻中华文明第一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成果;第三个问题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怎么样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探寻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

  先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有一句名言: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体会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属于自然史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属于人类史的研究,而人类史和自然史是连续的,是整个的宇宙一直到人类的发展过程。现在我们看起来,从宇宙的发展一直到人类的发展,有一系列的起源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科学上大家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问题。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之后,就是地球和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以及银河系的起源问题。在这个之后,还有在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问题。在生命的起源问题之后,还有人类的起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人类的起源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说是和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一样,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从来为学术界所关注的。

  什么是文明起源问题?文明起源问题就是人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么样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之下,摆脱了自然的动物状态,怎么从自然的动物状态,或者我们叫作野蛮的状态,进入了人类的文明社会。这样的问题对于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马克思到恩格斯都非常关注文明的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曾经参考了当时有关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说俄国的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美国的亨利·摩尔根的著作等等。大家知道亨利·摩尔根的名著就是《古代社会》,很早就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有不少学者研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参考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就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做过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有一部名著,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面,恩格斯专门讨论了从野蛮到文明的问题,而且从这个问题引导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后来列宁在他的《论国家》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恩格斯在他这部经典著作里面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他主要举了三方面的例子,第一个是古代的希腊,第二个是古代的罗马,第三个是古代的日耳曼。他根据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历史的研究,对比了当时一些人类学的研究,然后讨论了怎么样来看待从野蛮到文明这样一个重大变革的问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

  当时的欧洲,东方学和考古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很少提到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的,比如像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像古代的印度。 他们完全没有提到古代中国,这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到今天这个情况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只要谈到世界的古代历史,都是讲到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刚才说的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两河流域、古代的印度,还有古代的中国。

  我们中国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里面,幅员最大,当时人口也最众多的一个。而且中国不但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还有一点是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以及与希腊、罗马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绵延不绝,它是继续传流下来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古代埃及固然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可是古代的埃及和今天的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非常遥远,今天的埃及与古代的埃及不管是在人种、 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那几个古国,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等,这些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断绝了。就是希腊、 罗马这样的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后来到中世纪也中断了,所以后来才有文艺复兴,它们的文明都没有一直从古代传流到现在。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虽然中国的历史有这么多的风云变幻,有这么多的朝代改变,可是中国的文明是一直传流下来,一直传流到今天,这个应该说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正如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就是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今天的中国人口占到世界上的五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在古代世界里面,中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相对众多的国家,所以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因此我们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如果把我们中国文明的起源忽略掉,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应该说有所欠缺,不够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有助于有关文明起源的一些理论上的问题的探索。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应该说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正如各位所了解的, 中国人,包括在世界上的华侨、华裔,都是以中国文明的历史悠久、 它的绵延不绝、它的光辉灿烂而自豪的。我们中国有这么悠久的、这么光辉的文明历史,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人以及华侨、华裔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去科学地探究、说明、阐述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过程,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谈到中国人都以中国的文明的历史悠久而自豪,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社会上人人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用另一句话来说,是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因为我们说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的文明从炎帝、黄帝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炎帝、黄帝那个时代距今,一般的理解就是将近五千年。所以我们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和炎黄子孙这句话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这是有根据的,有着古书上明确的依据。

  我们中国的历史书,过去按传统的说法,有正史、别史、杂史、 小史,各种各样的史书。中国的史书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所以外国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传统叫作正史的,主要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大家都知道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 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当然和世界上其他古代国家和民族的古史一样,带有很多的神话色彩,古代史书一定是这样的,可是里面也有很多今天看起来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记录。根据《史记》的记载,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文明的创造,所以现在我们每年祭黄帝陵,里面有一个匾,上面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这句话,就是说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传说记载,黄帝时期是我们文明的开始,或者发皇的时代。 而黄帝的时间,按中国史书上的传说来说就是5000年前左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推翻清朝的统治,不再用清朝皇帝的纪年了,就曾经用过黄帝的纪元。当时有不同的看法,有几种数字,一般都在4600多年或者4700多年,所以说黄帝距今五千年左右,这个是有史书依据的。当然有史书的依据并不能得到现在学术界的公认,因为史书的记载有一些是神话传说,有一些经过后人的窜改,不一定都那么样可靠。

  那么究竟我们中国的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就不能只依靠历史上的文献记载,而要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学者一直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中国文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通过怎么样的途径起源的?这个问题很多学者都非常注意。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就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专门写出著作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在1929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被推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史的第一部专著,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头就提出来,说恩格斯所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可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中国。郭沫若同志写这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以恩格斯的著作作为向导,把恩格斯所没有讲到的中国补充进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在郭沫若同志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学者又在这方面做了探讨。

  最近几十年,大家都知道随着我们国家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的考古工作发展得特别迅速,有了一系列的、有些甚至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我们今天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及我们早期的历史,已经有了过去所不具备的材料积累,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学科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在我们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这也是我们中国的有关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有责任进行研究而且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

  在这里我想附带说一件事,在2002年的4月11号曾经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发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题目叫作《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在这个会上,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同志有一个开幕词,标题叫作《研究历史,指点未来》。他说研究和借鉴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科学界、知识界的责任,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宋健同志说:现在世界上有人不喜欢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清朝龚自珍讲过“绝人之才,灭人之国,败人之纲纪,必先取其史”。龚自珍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个著名学者,他提到要想把一个国家彻底毁灭,一定要去掉它的历史,这一点后来梁启超也多有发挥,所以宋健同志引他的话,说我们和后人都应该小心,不要上当。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探索我们文明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过程,这样对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会有重要意义。这是今天我向大家讲的第一点,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它的主要成果。刚才我们谈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它的起源和它的发展,新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国家的领导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方面起步,做了一些工作,用新的方法,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去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几年以前已经开始做了,这就是作为国家“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在1996年启动的大型科研项目,在它开始设立的时候论证的文件里面就规定了,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要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工程的目的是确定的,就是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做一个准备,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工程可以视为系统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起步。

  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想这里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多学科交叉,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3个朝代的年代学问题。大家知道夏、商、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3个朝代,当然它的时间距离刚才说的5000年的黄帝时代还是比较远的,可是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繁荣、最发达的时代。研究它的年代学问题,就是要对这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和历史的研究给出一个时间上的尺度,就是说这些朝代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给一个科学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1995年秋天开始提出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宋健同志,他邀请了在北京的一批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来,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具有的一定的条件和优势,来支持一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当时各方面的学者汇报了有关学科所进行的情况和条件,最后宋健同志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先进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首先弄清楚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设立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1995年的年末,由当时在国务院负责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宋健同志,还有另一位国务委员,就是负责社会科学和文物考古方面的,今天在座的李铁映同志,共同组织召集了一个比较大的会议。这个会议有7 个部委级的单位领导,包括当时的国家科委,今天的科技部,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国家教委,现在的教育部,还有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7个单位的领导参加这个会议,邀请有关学科的,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建立。这个项目被列为“九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到1996年春天,经过反复研究和准备,组成了由21 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提出可行性论证报告,最后在1996年5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的按照系统工程的原则组织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一共设立了9个课题,本来设立了36个专题,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又滚动增加了一批,最后一共是44个专题,9个课题44 个专题。参加的专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一共有约200人参加这个工程。这个项目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之下,经过了5年的集体努力,9个课题44个专题陆续结题,达到了预期的目标。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组的验收。同年10月,由工程的专家组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到2000年的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夏商周断代工程”,它的内容就是要研究中国历史上夏、 商、周的年代。周实际指西周, 东周的年代是清楚的,所以主要是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年代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过程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也不是现代提出来的,而是在古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确切年代,或者说年表,只能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的中叶。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从今年往上推,每一年都可以讲出中国以及国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整个的历史都可以一年年排出来。从今年来说,今年是2002年,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入了世界杯,昨天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回到了北京, 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去年在国际上发生了“9·11”事件,前年又有什么,一年一年都可以在历史上往上推。我们中国的历史,按这样往上推,可以推到什么时候?可以推到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就不行了。为什么这样?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候的人,他在当时编著的《史记》里面已经做了年表,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一年年排出来。他的最早的年表叫《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是选取了周以及一些重要的诸侯国,排成一个年表,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创造。他的年表不是从东周开始的,而是从西周晚期,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开始。大家知道在西周晚期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周厉王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对民众的剥削特别厉害,实行暴政,依靠着一批坏人,大肆收敛,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之下, 发生了“国人起义”, 把他赶走了,把周厉王从当时他的首都,就是现在西安附近长安区, 一直赶到山西去了。他被流放在那里,一直到死。这个时候周朝就没有王了,由两个大臣来执政,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由周召二公来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执政”。“共和”这个词后来就被借用来翻译republic这个词,共和国的共和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事件是有准确的纪年的,按公元来说,就是公元前841年。

  司马迁为什么不往前编这个年表了呢?在他的书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他不是没有看到有关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而是看到很多种。他说他看到很多的书,这些书里面从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可是互相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司马迁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觉得既然是有不同,他不能够选定哪一种说法,因此他就存而不论,就不编成年表。这一点非常可惜,因为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很多是我们今天根本看不到的,他是西汉时候的人,很多他看到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态度还是非常之好的。

  有些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中国人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只能确切地上溯到公元前841年,这在世界上是不是很落后的?并不是这样,其实各个古代国家基本都是一样的,它越早的历史就越模糊,是必然的现象。比如说古代埃及的历史,如果确切一年年往上推,按照历史书的记载,也只能推到公元前7、8世纪。希腊的历史也差不多。中国推到公元前841年,就是公元前9世纪的中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是这究竟不能满足研究历史的要求。因此在司马迁死后就有学者要来补充,来解决司马迁没有解决的问题。最早做这个工作的是著名学者刘歆。刘歆是西汉末年的人,他不但是文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当时非常有成就的天文历算专家。刘歆是我们现在所知在司马迁之后第一个用当时新的方法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学者,他的结果都记录在《汉书》里。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就是周朝开始的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他的学说是有很广泛的影响的。可是不管是刘歆,还是从汉朝一直到清朝其他学者所做的许许多多的工作,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什么原因呢?我想各位都可以了解,因为所有这些学者他们所用的材料都是古书,一般说起来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只有失传, 很难有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要超过司马迁,要得到一个公认的结果,就很难了。所以只凭古书来研究就不能够超过司马迁的记载。当然他们弄清了一些问题,这里就不详细来说了。

  从清代晚期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有了较多的青铜器的铭文,即金文,情况有了不同,特别是1899年发现了殷墟的甲骨文,提供了古书里面所没有的新材料。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使人们对古代有了不同的认识途径,根据这些材料,又有很多的学者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年代学问题,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值得注意的成果,有很多在今天看起来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进步。可是他们的工作仍然不能得到学者的公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了解, 对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即使像年代学研究这样很具体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需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任何一个学者专家,即使他在自己学科方面是最权威的、最前沿的,他仍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这些有关学科都能够占领、都能够掌握,这做不到。过去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年代学这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般说起来,他们都是基本以自己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最多也是和他邻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进行交流参考,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研究。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留下来,不能够解决,或者不能得到新的进步。

  我们在筹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时候,就特别体会到我们当前条件的特殊性,不但是近20多年以来,考古新发现积累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的新材料,而且我们有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条件,可以比较顺利地来组织多学科的、大型的系统工程。这样我们就组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涉及的学科超过10个,主要有4个门类,一个是历史学,包括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一个是考古学, 还有古文字学,就是对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古代文字的考释研究。一个是天文学,包括古代历法的研究。还有一个是科技测年,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主要的是碳14年代测定,是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测定方法。这样就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

  各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究竟是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来研究?9个课题,44个专题,各自有具体的研究途径,如果一一介绍呢, 那太繁琐,不太实际。请允许我用不很恰当的方法做一个比喻,使大家了解到我们基本上采取怎么样的途径。大家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项目就像一个车间一样,有两条生产流水线,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古代的年代。大家知道我们要求的是用数字来表示年代,就是说得出的成果不管精确到什么程度,是要用公元前多少年来表示出来。我们说生产线可以生产出这些数字。有怎么样的两条生产线呢?

  第一条生产线是关于文字记录。文字记录又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古书里面有关年代的记载。中国的古书传世的特别多,里面有很丰富的记载,当然有不少我们现在可以采用的记录。对于这些文献记录,我们进行普遍搜集,建立了电脑资料库,从里面选择出有意义的一些材料来。对于每一个有意义的材料都要进行历史学、文献学的审查、验证, 用我们的话说叫作可信性的研究。要研究这条材料是不是可信,能不能使用,如果能使用的话,能使用到什么程度,对这方面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在这样研究以后,这个材料才可以使用。文字记录还有一类,不是在古书里面,就是刚才介绍的出土的材料,比如说青铜器上有青铜器的铭文,殷墟和其他地方的甲骨上面有甲骨文,诸如此类的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首先要进行考古学的鉴定,这些材料属于考古学上的什么时期等等,要弄清楚。在弄清楚这些问题条件之下,对于上面的文字进行研究考释。换句话说,经过这些过程,搜集了古文字和古书里面有关的,特别是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材料,把材料交给天文学家进行研究和计算。 大家知道古代很多天文材料可以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进行推算,达到很准确的程度,比如说像日食、月食这类推算都非常准确,还有历法的材料也可进行排比推算。经过天文历法推算之后,就得出一系列数字。这条生产线就是这样,经过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等研究,得出一系列数字。

  还有一条生产线,是没有文字的,是对一些典型的考古遗址进行研究。为什么叫典型考古遗址呢?“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夏、商、周这3个朝代,而这3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它的都城所在的若干地点我们是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考古遗址,有些遗址很可能就是史书里面的夏、商、周王朝和它们诸侯国的都城。大家知道都城的遗址是最有代表性的,就像现在我们说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化,很多方面要看我们首都北京的文化,道理一样。所以选择已经做过考古工作的一系列的典型遗址,对于这些遗址要首先进行考古学分期的研究。有些考古学家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工程”对这些工作进行核对和补充, 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发掘。实际上我们在“工程”过程中也有不少很重要的发现,就不详细汇报了。对于这些遗址经过了考古学的分期, 然后要取一些系列的测年标本,不是一个标本,而是取一系列的标本, 进行系统的碳14测定。我们用的碳14测定方法是两种,一种是常规的测定方法。对于一些有必要的标本,则用加速器质谱计的方法,对小量的标本来进行测定。不管是用常规的碳14测定方法,还是用加速器的测定方法,其结果都可以得出一系列的数字。这样的话也是一条生产线,也产生一些数字来。这第二条生产线也是多学科的,有考古学的、有核物理等的方法。把两条生产线得到的数字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制定一个年表,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具体的目标是怎么样?这一点我们在制定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时候已经做了估计。1996年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按照历史的规律,时代越近的可以研究得比较清楚,时代越古的就比较模糊,就不那么清楚。我们制定了四个目标,从后边往前面说:在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各个王,都要提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大家知道西周时期第一个王是武王,然后是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厉王, 对于每一个王,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从公元前哪一年到哪一年。我们说比较准确,不能够保证是绝对准确,可是尽可能准确。商朝我们一般把它分成前后两期,商朝中间的时候有一个王是盘庚,他迁都到殷, 殷就是今天河南省北部的安阳。盘庚迁殷是商朝的大事,迁殷之后的首都就是现在的殷墟,就在安阳小屯一带。这个遗址已经过70多年的发掘,发现了十几万片的甲骨。根据甲骨文的材料,加上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研究商代后期的年代。盘庚死后传给他弟弟小辛,然后再传给他弟弟小乙,小乙的儿子是武丁。盘庚、小辛、小乙这3个王没有甲骨文可以确定,可是武丁以后都有,武丁然后是祖庚、然后是祖甲、然后是廪辛、然后康丁、然后武乙、然后文丁、然后帝乙、帝辛,帝辛就是纣王。对于这些王也要求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这个准确就没有西周那么准确,差一点了。至于盘庚以前那就不行了,盘庚以前的商代前期, 我们要求给一个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大概商前期从多少年到多少年, 中间给一系列的考古年代。对于夏代只能给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

  经过5年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编出了一个《年表》,这个年表已经公布,现在已经为新版的《辞海》以及一些书所使用。可能各位会问,你们做出的《年表》究竟可信性怎么样?是不是在这里可以这样估计,根据专家组的验收,我们是达到了刚才讲的这几个目标,可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做的只是在20世纪的末叶,我们这200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还有很多地方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努力。事实上在我们公布以后,有不少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给我们提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有利于我们今后的研究。这就是我谈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它的基本成果。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简要地来探寻一下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道路。上面我已经向各位汇报过了,2000年已经告一段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一个基础。所以在2000年秋天,在“工程”通过了验收,公布了结果之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们就筹备组织一个新的项目,“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这个项目预期规模更大,所以需要一定的组织工作。经过请示和研究,我们在“十五”计划里面列入一个叫“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的项目。我们准备做3年,想通过一些试点性的研究,为大型的、更多学科的研究做准备,工作已经开展。这个“预研究”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有类似之处,继续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研究途径,仍然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以考古学为它的中心领域,多学科交叉地研究。当然这回就不限于年代学了,所涉及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也更多。

  在“预研究”这个阶段里面考查的年代的上限早于夏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夏代的开始是在公元前21世纪的中间,我们定的一个估计的数字是公元前2070年。从考古学来看,夏代不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在这以前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所以我们想把考查的年代再往前推1000年,就是推到公元前3000年。这个考查的范围是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的,第一个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有关的文明因素大约都开始在公元前3000年或再晚一点。第二个从我们国家的古书里所记载的传说来说,黄帝时代大约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可是在“预研究”中,为了集中力量,我们更强调公元前2500 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一段,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后一半,而不是前一半,这一段用历史传说来说大约就是尧舜那个时代。在考察的地区方面,也想集中力量,从夏商周的中心地区出发,把重点放在山西的南部到河南的西部。这个地区,晋南豫西,不管从考古上来说,还是从历史文献记载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当然我们也同时参考其他地区,甚至于边远地区的发现。

  刚才我们谈从考古学上来看,中国文明的因素,多是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开始,是根据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界流行的一些理论学说来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在国际上曾经有讨论文明起源、国家起源问题的一个热潮。今天,关于古代文明问题常常要讨论有几个文明因素,也就是说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考古文化,怎么看它是属于文明,或者不是文明?它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还是一个原始的非文明的社会?现在在历史学、考古学上流行的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说在这个时代应该有城市,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聚落。人类社会很早就出现了聚落,因为人是群居的,就会形成一些聚落。这些聚落有时候只是原始的农村或者是游牧人的聚居地,它还不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墙,可是要有一定的规模。在目前一般认为居民要达到5000人左右,才能算做城市。第二,应该有文字。文字恐怕是衡量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最主要的标准,没有文字很难说是文明社会。第三,外国的学者常常提到一个说法,要有大型的礼仪性的建筑。就是说这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的使用,而是为礼仪性的目的来建筑的,而且规模不能小。宫殿就是这样的一种建筑,因为它不是为了一般的居住,而是为了统治者举行一定的仪式来使用的。宗庙也是, 宗庙是为了神、祖先来居住使用的,是祭祀行礼之地,所以也是一种礼仪性建筑。还有比如说埃及的金字塔,它是一种大墓,美洲的金字塔则是一种举行宗教仪式的神坛。这些特殊的建筑物反映了社会的分层和等级的出现。西方的学者对于古代文明一般流行这3个标准,而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常常还要强调一个标准,就是冶金术,有金属器的存在。古代的金属最早的主要就是铜,铜器的出现。刚才说的城市、文字、大型的礼仪性建筑,还有冶金术,这是目前考古学、历史学界衡量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几个标准、文明的因素。当然只有一种因素,还不能说是文明社会,一般认为要有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算一个文明社会。

  这种文明因素的分析,这种理论,最早的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 在美国召开的关于古代两河流域的一个研讨会上,经过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格林·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传播普及开来,这本书在西方成为考古学生的必读的参考书。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不少中国古代的城址,当然对它的人口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可是如果我们按照常识的理解,较大规模的城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呢?现在我们知道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开始了。比如在河南郑州有一个西山古城,这个古城属于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它的始建距今已经超过6000年。这个古城继续到龙山时代。在南方也有大溪文化的古城,在湖南。更多的古城,是出现于龙山文化,或相当龙山文化的其他文化,包括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在四川成都周围,发现龙山时代古城就有6处之多,每一个古城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以可以说中国在龙山时代, 换句话说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 2000多年的这段时期里面,古城已经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古城林立,不仅四川,山东尤其如此。武松打虎的景阳冈经过初步探测就是一个古城遗址,这一点还有待于最后证实。所以说,在公元前 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个范围之内,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已经是很明显了。

  文字也是如此。关于中国古代文字起源当然是有争论的,可能大家还能回忆起在“文革”后期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讲仰韶文化的一些刻画符号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那些问题还有争论,可是无论如何,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出现的一些符号,如果说跟文字没有关系,恐怕就不好讲了。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时代跨度是在公元前 3000到公元前2300年多一点。各地有关这类符号的发现已经很多了, 我们现在的“预研究”已经准备在几个主要有关的省里面,把已出现的符号,不管是和文字有关或者是关系遥远的,全部搜集起来,提供给大家研究。

  中国的礼仪性建筑最主要的应该是大墓。中国的大墓不像埃及金字塔那样一望就可以看见,中国的大墓基本是在地下,可是它发掘出来规模是非常惊人的。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大汶口文化已经有一些大墓,里面随葬大量的陶器、玉器等等。这些材料都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社会上等级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冶金术的出现也是很早的。现在我们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一件铜的器物,是在西安附近的临潼姜寨发现的。这个遗址离秦始皇陵很近, 近于半坡博物馆。在姜寨这个地方,在一个仰韶文化的房基上面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铜片。经过分析,这个铜片是黄铜,大家知道黄铜是含锌的铜基合金。过去认为黄铜只有到历史时期才有,汉朝时候有人拿黄铜假充黄金。我们的科学家做了实验,证明以含锌的铜矿,用古代土方法就可炼出黄铜。我们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发现在甘肃东乡的一个遗址叫林家,属于考古学上的马家窑文化,也是在一个房子遗址里面出土一个小铜刀子,这个铜刀相当规整,经过鉴定,证明是用两块范拼起来铸造的,成分是青铜,含锡的铜基合金,它的时代是在公元前 3000年上下。现在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公元前3000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青铜器。到夏代的时候,青铜器就普遍使用了。

  这些文明因素的发现,应该说还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发现,是在这个遗址发现一种,那个遗址发现一种,这个省发现一些,那个省发现一些,由于我们的地区广大,还有我们考古学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很多的材料都有待于将来的发现。可是从现有这些文明因素来看,作为一个综合的论断来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是相当早的,这一点作为一种趋势性的论断应该说是成立的。

  我们讲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工作过程之中,对有关的文明因素做深入、系统的探讨,是有必要的。 可是这些有关文明起源的学说、观点,主要是西方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还需要结合中国考古发现的实际来进行检验、研究、 补充和发展。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也是具有理论性的。我们今后探寻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问题,总的来说,就是通过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学科结合的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理论的研究。这个工作一定是长期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最后我还想介绍一位学者的意见,作为我向各位汇报的结束,同时也再回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性上来。我想介绍的是一位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就是去年逝世的张光直教授。张光直教授是台湾人, 实际上是生在北京的,他的父亲过去在北京大学做日语教授。他在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后来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主任,主持工作多年。他曾经多次回到祖国大陆来,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河南商丘进行发掘,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张光直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他的著作多处谈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他说: “中国(文明起源)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他认为,从野蛮到文明的变革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形态,而中国的形态与西方的,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形态不一样,“中国文明起源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一个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的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张光直的这个论点是不是正确,里面有多大的正确成分,当然需要今后长时间的验证。可是无论如何,这番话表明他认识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高度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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