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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
  李中华,祖籍山东临淄,1944年生于辽宁法库。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及冯友兰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1978—1982年任冯友兰先生助手;1987—1988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97—1998年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曾先后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法国、韩国等国家, 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短期讲学及参加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及魏晋玄学等。多年来在北京大学分别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及外国留学生等开设过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20余门课程。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魏晋玄学史》(合著)、《冯友兰评传》《人学大辞典》(主编,合著)、《中国人学思想史》(主编,合著)、《纬书与汉代文化》等。

  曾获国家级精品教学(中国哲学史课)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桐山奖教金优秀奖及北京大学精品课程(中国哲学史)荣誉证书等多种奖项及表彰。

  一、国学热的表现

  从20世纪后期到现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潮。国学热的表现大家都历历在目。包括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从民间到官方,从幼儿园到大学,出现了一股追踪传统经典和传统文化的热潮。 第一,在民间,早在20世纪末就出现了所谓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人们常常在小学附近就能听到稚声稚气的背诵《大学》 《中庸》《论语》《老子》等国学经典的声音,这往往使人产生很多的联想。 第二,在企业界,从21世纪初到现在,企业家们热衷于学习国学。 大家在周五到周日这三天到北大看看,里面车水马龙,经常是车辆拥挤。因为一到周末,企业界的人就大量地涌入北大。以前更多的是学习MBA、EMBA等课程;现在企业家们提出一种说法,说在北大MBA毕业以后,学习还没有走到一个高位,因此还要到哲学系去学习国学。 他们自认为,在MBA学习的是“术”,但在哲学系国学班里学的是 “道”。他们越学越感兴趣,有的人在哲学系学了三年还不走。据我的了解,99%的人认为学习国学收获非常大。但是当初他们来报名学习的时候,周围的人却有些不理解。后来他们自己总结,在这儿学的东西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企业、个人和国家一样,也要建立一种软性的东西,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这个词现在很时髦,界定也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是政治上的实力,有人认为是文化上的实力,有人认为是一种大战略的思想。比如美国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就谈到软实力。 他认为,做一个强国所必备的条件有4个,第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 GDP的数量,这是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就是科学技术水平雄厚,有高度的科学技术创发能力。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第四个就是软实力,就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如何建立这种政治的亲和力呢?那就要依靠文化。软实力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但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没有它不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软性的力量。《孙子兵法》和《老子》这两部著作最能体现出这种大战略的精神。老子有一句话叫“柔弱胜刚强”。这个柔弱实际上是道家的一种战略思想,一种软实力。他形象地说“上善若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但是它却能在天下最坚硬的东西当中往来驰骋。它有一种软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精神意识层面的东西。美国搞大战略,我们中国也搞战略。美国人把战略思维看作是一种技术性的,离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不把战略看作是技术性的,认为它是综合的整体的,是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比如,外交政策就充分体现了什么是软实力。其他国家愿意亲近你,相信你背后的力量,这就是软实力。老子讲:“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大邦就是大国。大国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小国,就能取得小国的信任。而“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就能取得大国的信任。这就是一种软实力。

  第三,在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先后成立了孔子学院和国学院。教育界对此的评价是:这是国学第一次纳入到了我们体制内的教育体系。 教育部承认国学作为一个正规的学科确立下来了。所以有些学校纷纷地建立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中心等等。国学这个学科变成了一级学科,而且正式招生,有正式的编制。

  此外,像北京大学在教育部取得的一个国家级的重点攻关项目——“《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儒藏》,就是关于儒家文献的一个藏,“藏”就是府库的意思。我们知道历史上《佛藏》和《道藏》早就编出来了。《佛藏》就是把佛教的所有文献都收集在一起。后来道教模仿佛教,把道家的所有文献收集在一起编成 《道藏》。历史上没有《儒藏》,而儒家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又占有核心的地位。传统文化里讲儒释道,这个儒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干,但没有编 《儒藏》。没有编《儒藏》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不认为自己和道家、佛家是平起平坐的。儒家认同汉代以来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现在我们应该打破原来儒家正统的观念。我们承认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干、主流,但是我们也承认传统文化中其他的因素,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要编《儒藏》。当我们中华民族经济崛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不能落后。 现在“《儒藏》编纂与研究”的领衔首席专家是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的意义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只是对儒家文献的结集,更重要的是使古代的传统文化,首先在形式上、 版本上以及可读性上要现代化。我们用新式的标点重新排版、校勘,以使大众阅读方便。

  二、国学热的成因

  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工业文明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工业文明近300年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已大大超过了自人类产生以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今天我们享受到的一切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对工业文明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了。我们不能否定或者贬低工业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但一个硬币还有两面,工业文明发展到目前为止,它的弊端和很多负面问题暴露出来。

  从20世纪末以来,大家一直在讨论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威胁。 如果不纠正人类的一些行为,那么人类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提前灭亡。人类面临哪些威胁?

  首先,最大的威胁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以及因此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不再详细地说明,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比如生态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

  第二个威胁就是人和社会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这是20世纪西方一些国家总结出来的,即人类道德被逐渐解构。所以在20世纪末召开了一系列的大会。像芝加哥的世界宗教大会,提出了各大宗教要选择一个共同的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伦理,即 “底线伦理”。他们选中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底线伦理写在了宣言里。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以及如何制止目前人对自然的破坏。他们在宣言里也谈到要回到中国的孔子。“9·11”之后,在法国里尔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公民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还是人类面对的这些困境,20世纪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到了新世纪反而又再加剧。他们感到忧心如焚。

  世界公民大会的宣言最后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人类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要在各个领域实行一场革命。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主导人类工业文明形态300年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西方人提出的反思就是要反思西方的文化。在他们的反思当中,形成了很多的文章、观点、看法和专著。首先要对以往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去寻找一个新的行动指南, 到人类的优秀文明当中去寻找。我对优秀文明的注脚是,它包含着我们东方的文明,中国的文明。 刚才我看到发给大家的《季羡林说国学》的这本书里, 有好几篇文章谈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代表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决定着中国文化的方向。所以, 我们谈国学热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世界范围内在酝酿着一次新的文明转型,它必然出现这样一个转变,对原有文明形态的一个修正。 人类的发展受到巨大的影响,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必须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文化问题,来看待国学和国学热。

  三、“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理解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这部著作里。古代的国学主要是讲国子学,就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近代以来讲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的。五四时期,梁漱溟先生曾说:大家有的讲亚里士多德,有的讲马克思,就是没人讲孔子,那么我梁漱溟来讲孔子。 所以梁漱溟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那时候提倡国学的目的之一是使中国人不丢掉自尊心,就像章太炎先生说的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它背后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是国学。如果没有国学,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左传》里面也有一句话体现了这种思想,叫“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在天下,一定要有足以立国兴邦的基础。《左传》里这句话实际讲的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成为立国兴邦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章太炎讲的,“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而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精神文化,这个国家就不能立足于天下。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一定有它立国兴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它的凝聚力。所以有的学者又把国学叫作国魂,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自尊心,那会是国将不国。

  到了近代,国学具有振奋中国民族精神的意义。当然提倡国学的人,应该说相对于提倡西学的人来讲,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是文化激进主义者。20 世纪初,在中国就存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中西文化之争。在这个争论当中,因为中国长期的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所以国学是处下风的。甚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再到“文化大革命”,国学都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国学和五四时期讲国学不一样的地方。那时候讲国学是为了启蒙和救亡。所以,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不能一概抹杀,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那个时代保守主义的保守性,他们的主观动机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如,胡适的全盘西化, 梁漱溟、章太炎等人的文化本位思想。我们今天要从历史的眼光去看他们,不要再纠缠于那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辩论,他们各有长短。我们今天对国学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提倡的,也有否定的。对国学也有讲过头的,如提倡说古话,穿古服,行古礼,以及过度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大典等等。但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扣什么帽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行政的力量去干预。

  国学的概念实际上不难理解。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国学,就是传统文化的别称,也就是和“西学”相对的那个“中学”,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发展的、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学问总体。所以它所涵盖的内容,就是中国所特有的,或者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特定条件下,在中国文化母体当中孕育产生、 发展、演变的学问的总体组合。中国古代把这个总体学问分为经、史、 子、集。实际上这还不足以完全囊括国学的范围,国学是无所不包的。 更重要的是国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的发展,又不断融进新的内容,新的文化传统。这里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也应该是现代的国学。所以我们讲国学不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当然,某种外来文化,其中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只有被我们充分吸收和消化之后,它才能真正成为国学的内容。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到了唐朝才真正地出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在此之前,也产生了佛教和儒家的强烈争论,出现了所谓的儒佛之争、佛道之争。韩愈的《原道篇》就讲了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批评佛教,排斥佛教,甚至运用行政力量和国家力量去消灭佛教,结果也消灭不了。要相信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有消化能力。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慧能禅宗的出现。慧能本身没有文化,但他却完成了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六祖坛经》。禅宗讲“见性成佛”“佛性我”,佛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连一阐提人都有佛性等等。一阐提人是梵语的音译,是印度最低的种姓。原有的印度佛教认为谁都能成佛,但一阐提人不能成佛。因为一阐提人是最低的种姓, 是不可救药的人。但禅宗认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佛性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叫 “佛性我”。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就能成佛,成佛的关键在你自身,不是外力。慧能提倡对佛教进行改革,不要念经,不要崇拜偶像,排斥念经打坐,甚至布施。因为禅宗认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成佛的根据,因此成佛要向内用功,即“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如果内心的佛性不觉悟,即使念一千遍《法华经》也不能成佛。这是佛教的一次大改革,打破了贵族对佛教成佛的垄断。用列宁的思想来说,禅宗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张不仅廉价,而且是免费进入天堂的门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的性善论和禅宗的佛性说有相似之处。孟子讲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心、即同情心, 是仁爱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知善知恶,懂得是非,是智慧的萌芽。 孟子讲这四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四心不是由外界某种力量赋予的,而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这强调了人类的道德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自觉的意识。儒家就这样来突出其道德的主体性。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四心,在孟子看来,没有四心就是禽兽,这叫“仁义内在”说。仁和义体现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道德意识。能否作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不能把声、色、嗅、 味当作人性,不能把生理的本能当作人性。孟子说“口之于味也”(口尝美味),“目之于色也”(眼睛看美色),“鼻之于臭也”(鼻子闻美味),“四肢之于安佚也”(身体得以休息),这些爱好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因此也都是天性,但是得到与否,却属于命运,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即君子不把声、色、嗅、味看作是人的本性,因为你想得到,却不一定能得到。而性却不同,性是由己的,只要你想做,就能做到,如尊爱老幼、孝敬父母、不加塞、不吐痰、不随地大小便等道德行为,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这就叫“为仁由己”。大家看儒家的性善论, “为仁由己”这种内在性和禅宗的“佛性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走到了一起,这就标志着佛教中国化了。

  四、国学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建设

  国学中有很多精华,同时也有很多糟粕。我们以前用很大的力气去辨别精华和糟粕,结果还是搞不清,甚至弄颠倒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再纠缠这个问题。时代不一样,评价标准也有所变化。这个时代认为是精华的,到另外一个时期可能就是糟粕。例如,我们以前认为佛教是糟粕,现在我们转变了观念。佛教对提高人的境界,对于凝聚人心,对于人的向善都有一定的意义,我们不能一概地排斥佛教,同样的道理,也不能一概地排斥道教、一概地排斥西方哲学。以前大讲阶级斗争,排斥中庸中和,我们现在把国学里的和谐价值系统用上了。

  和谐理念是国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本源的话,《尚书》《左传》《国语》及《周易》等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提到过。如《乾卦·彖辞》最后有一句话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众物,万国咸宁”。《周易》认为算卦都是小术、小道,它真正的意义在于使自然和社会都达到一种和谐,这就是最大的吉,最大的善。“乾道”就是自然天道的变化。“各正性命”,就是使万物都各自得到它的本性,都从天道自然的变化那里得到一个稳定的生命本质。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性自命出”,说人的性是由天命给的,这个天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理解成自然界。

  大家知道《中庸》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天命之谓性”。《中庸》一开头就说了这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天所给予人的禀赋叫作性;遵循天性而行叫作道,修明这个道并加以推广叫作教。人的禀赋或人的性是自然界给你的,天道给你的,所以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最重要的话在“保合太和,乃利贞”。“保合太和”,是指天道变化能够保持、调整、合成自身的最高和谐。“乃利贞”,这个“贞”就是正的意思,是天地自然的正常的规律。所以“保合太和”才能够使自然天道乃至人类社会和万物得到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它产生万物的首要因素,是使天下所有的国家都稳定安宁。(即首出众物,万国咸宁)它既是一个理想,又是儒家最推崇的一个价值理念。这个和谐的理念,首先是人和自然界的和谐。

  再看一段材料,它出自《尚书》。我们古代的六经,《诗》《书》 《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实际上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了。它们代表了春秋战国以前,我们中华民族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结晶,所以它们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一些价值理念。到了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由夏、商、周三代经过春秋战国,过渡到秦汉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才使中国的历史真正地走到了近古。汉代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的跃升,有人把它叫作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崛起。在 《尚书》里,主要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迹。在第一篇的《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当时的人对尧的追忆。在这个追忆中,提到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圣王,即在于他能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王尧能够发扬才智美德,首先能使家族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在家族和睦的基础上,又能辨明百官的臧否善恶。百官的臧否善恶辨明了,才能使天下国家(当时指各诸侯国或部落)协调、 和顺、和谐,天下所有的人从此也就友好和睦了。这里提出的“协和”概念和刚才讲的 《周易》里面的“太和”概念都有同样的含义。所以古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万邦协和,九族亲睦,从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都要保持和谐和亲睦,这是一个最高的价值理念。这个思想一直传下来,成为国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据《国语·郑语》的记载,周幽王时有一位聪明的史官叫史伯。 他在讨论周王朝为什么会衰败时,提出一个对后来影响很大的哲学问题。后人称其为《史伯论五材》或《史伯论和同》。史伯认为,周王朝所以将走向衰败,主要原因在于幽王抛弃了传统的和谐理念,“去和而取同”,即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只愿与专断同欲的人打交道,国家能不衰败吗?由此,史伯提出一段精彩议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夫如是,和之至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同。天将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大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和”才能生出新的事物,而完全同一,事物则不能继续发展。因此,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加上不同的东西,才能使事物丰富发展,从而使万物归于新的统一。如果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加到最后,只能变成没用的东西而被丢掉。 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杂而生成万物……这是最和谐的了。一种声音构不成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美丽的文采,一种味道不能引起人们的食欲,一种单一的事物则构不成和谐。事物多样性的调和,才能产生新的东西,这就叫“和而不同”。史伯提出的这个命题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是从《尚书》和《周易》里面继承下来的这个思想,即强调“和”才能产生新的东西,“同”是不能产生新东西的。这个思想在国学和传统文化当中具有核心价值的地位。所以到了孔子,就把它继承下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有君子才和而不同,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而不是去追求绝对的同一和没有差别的境界,那只是小人追求的。

  孔子认为,中国文化即是用礼把“和”确定下来,礼的作用就是 “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最根本性作用,就是使天下百姓安宁,使社会能够和谐。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和”当作最贵重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孟子,到《中庸》。《中庸》里面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就是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它还在人的心里,这叫“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它发做出来了,但是都符合节度,就是“和”。所以儒家不是不要喜怒哀乐,而是主张发作符合节度。它们一旦发做出来了,就变成一种情感,这叫“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所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个中就是人的性,是万事万物的基础和前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大本,和是达道,即天下四通八达的道路。喜怒哀乐发作得合理,那么人就身心和谐。喜怒哀乐发作得过了分,就不能和谐。所以“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就是达到中和,天地才有正常的位置,这个位就是秩序。有正常的秩序,万物才能生长发育。这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存原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正常的秩序,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所以和谐的作用就是能保持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环境、 位置、秩序。把这段话里面的几个字抽出来合在一起,便是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匾额“中和位育”四个字。它集中体现了儒家或者是国学的最核心的价值。

  上述的这种核心价值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它的力量是无形的,是摸不到,看不见的,但却可以发挥巨大力量。所以我们现在讲建立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家庭,一直到和谐的世界、和谐的宇宙,包括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需要和谐。因此人类文明的转型,需要有中国文化的参与,我们不能自我贬低自己的文化。像五四时期,有人提出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要废除汉字,要打倒孔家店等。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人讲中国要摆脱落后,要走向蔚蓝色,首先要改变肤色,改变头发的颜色,甚至主张要和外国人通婚,改造整个种族。我们的国学100多年来承受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中国落后的罪名、保守主义的罪名、封闭主义的罪名、拖累近代化的罪名等等。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这样来诋毁我们自己祖宗的文化。如果这个文化是不值得赞扬的还可以,但是它有很多好的东西。它所追求的和谐理念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是关乎人类生存的真正哲学和智慧,因为只有和谐,最高的和谐,人类才能真正地生存和发展,此之谓“中和位育”。

  国学中还有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与时俱进”, 与“生生”“日新”。《尚书》里面有一段话是讲商汤王的,儒家把他推崇为一个圣王。商汤王有一个洗澡的木桶,上面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强调日新,每天都要像洗澡一样,不仅要洗掉身上的灰尘,还要洗掉头脑里陈旧的东西。你一旦做到了日新,那么这个新就不要停顿。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不间断的。人类社会、 自然界,包括人自身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以《周易》认为,吉凶祸福都是在这种变动当中产生的。所以你要把握吉凶祸福,就要把握这个变动。《周易·系辞传》有一段话,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说,《周易》这本书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是不远的。“其为道也”,它也在不断变动。“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不能拘泥于一点,把它作为不变的教条。要“唯变所适”,人的行为要不断地跟上这个变化,这样才能趋利避害逢凶化吉。“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易》的不去算卦,而是在《易》里面得到一种易理和哲学的智慧。“唯变所适”,就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随时跟上变化了的客观外界的形势,这也叫“与时偕行”。 何谓“与时偕行”?《周易》 的《艮》卦《彖辞》解释说: “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离其时,其道光明。”

  这些观点最能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哲学所强调的是要善于调整自己的行为,紧跟时代的发展。老子有一句话叫“动善时”, 任何行动都要善于抓住时机。“政善治”,要善于治理政治。“心善渊”,思想要像大海一样渊深。在《上善若水》那一章里面讲到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水是最接近于道的。水的特点是不争,往下流,所以人要效法水,不要什么都争。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说,“咎莫大于欲得”,人犯错误的最大根源就在于不知满足,贪得无厌,导致你出问题。《周易》 实际上也是讲这个问题。所以《周易·系辞下》讲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则思变”,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做的。事情做不下去了就要考虑变一变,这样才能长久,不至于半途而废。

  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人要保护自然,对待自然,要像爱护自己的父母那样。宋代的张载把《周易》的“乾坤父母说”扩大为整个宇宙,讲天地就是人的父母。汉代的《太平经》里讲,“天地乃人之真本”,自然界、天地是人的真正的根本,这个本就是根,自然界是人的根。“天地有亏,不能竟吾年”。如果天地自然受到亏损,受到破坏,那么人类就不能享尽天年。所以“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天地,然后可得长安”。这就是说,人类的生存及命运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类要想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安宁,应该首先使自然界得到安宁, 自然界得到安宁,然后人类才能得到长久的安宁。这就有如子女对父母一样。所以在《礼记·祭义》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父母把孩子生出来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孩子对父母就要“全而归之”,这是孝子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人类对待自然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不亏其体,不辱其亲”,不要使父母的身体丢掉什么,不要辱没自然,不能破坏自然, 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此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性命合一、形神合一、体用合一等等。佛教后来讲的就更多了,如“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中国文化大量地讲合,而少讲分,构成我们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未来人类文明的转型,就是要把被冷落被边缘化了近百年的中华文明吸收进去,要对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这就要了解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国学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价值, 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国学和国学热,才是理性而客观的。

  问:感谢李教授的精彩讲演。问您一个问题,在东西方文化对比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学主要方法是归纳,而没有像古希腊文明中产生的形式逻辑的推理和演绎的方法,我想请您对此发表评论。您在研究国学中,是不是发现了中国的国学中也有形式逻辑比较完善的体系?由于这点不同,认为国学只能做定性的东西,不能做定量的东西, 而对后来的科学的发展和一些其他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您有何评论?谢谢!

  李先生:谢谢你提了一个很重要很内行的问题,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杨振宁先生曾经对中国文化中的《周易》有过一个评价,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国文化缺少西方的形式逻辑和演绎推理,造成中国文化重质不重量,只能有定性的分析,没有量化的研究。所以我们的中药、中医直到现在无法量化。我承认,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地方。中国文化缺少量化这样一个哲学的指导。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哲学不是科学的,西方哲学接近于科学。中国哲学如果说接近的话,那更接近于艺术。像《周易》讲象思维或形象思维,所以在讲中国哲学的时候都是用比喻。比如我在前面曾引用过的《老子》第六章讲:“谷神不死, 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是说, 大道就像山谷之神一样,它是永恒不死的,所以叫“玄牝”。玄牝就是玄妙的母性。玄妙母性的“门”,就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这个“根”,连绵不绝地永存着,其作用无穷无尽。这里,老子首先以 “谷神”喻道,再以“玄妙的母性”喻“谷神”,再以“玄牝”喻女性生殖器。短短十几个字就用了三个比喻。所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区别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哲学认为“道可道,非常道”,说一个本体,一个道,如果你非要用语言把它说出来,那么说出来的这个东西就不是道了,因为它有确定的内涵了。说你是张三,你就不可能是李四。作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的最高形式的道,是不能用逻辑给它确定一个内涵的。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关于钟会和嵇康的故事。钟会很羡慕嵇康, 找了一帮朋友去看嵇康。好不容易找到了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和向秀锻铁。钟会来了以后,两个人见面是“移时不交一言”,很长时间谁都不说话。钟会觉得很尴尬,掉头想走。这时候嵇康说了一句话,问钟会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很聪明,回答说“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冯友兰先生在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时即引用了这个故事,说哲学不能做具体的回答,做具体的回答是科学的任务。哲学思维是以思辨的形式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所以西方的哲学更接近于科学。它的逻辑实证主义,完全是逻辑推论,逻辑分析,中国人认为那不是最好的哲学,那是科学,哲学的任务和科学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哲学认为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刚才我谈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主要强调人的精神境界,它只能指导现实的实际问题, 而不能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老子认为,哲学是无用,庄子认为是无用之用,无用之用那可是大用。你不能把哲学当作技术来用,也不能当作科学来用。否则哲学家都成专家了。在大学里,哲学是基础学科而非应用学科。其实哲学家是最脱离“实际”的。我们以前对哲学有误解,就是学哲学,用哲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林彪那个“十六字方针”,是糟蹋了哲学。哲学怎么用?因为哲学不能具体地用,只能是抽象地用,它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它是一种智慧的积累,不是知识的积累。所以中国古代哲人强调“转识成智”“下学上达”。东西方哲学的功能不一样,也就有这样一个差别。对不起,我没有完全解决你的问题。谢谢!

  问:李老师,您讲到和合。我听到过去古人对中和、和谐社会都是一种境界的描述,但是怎么去实现?现在我们提出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不是我们走向和谐社会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是不是将来也是对国学和文化的一种丰富?谢谢!

  李先生:这和刚才的问题有联系,哲学管不了那么多。哲学管的是你有了这个境界以后,你实际的东西可能就有了。比如说人际关系要和谐,就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个和谐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你要把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家际关系、校际关系、部际关系都协调得非常好,给你各种工作创造一个前提,那不只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是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它是软实力,原因就在这里。它本身你看不到,但是没有它就是不行。比如文化素质的问题,现在老说我们中国人出外旅游, 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晾脚丫子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综合素质问题,是个软实力建设的问题。这是精神层面的、哲学层面的东西。哲学管不了那么多,它只能管这么一段。它所管的或关心的是形上问题。形上问题搞好了,形下问题才能搞好。老讲斗争哲学怎么搞建设?弄得家也不和,国也不和。一个部里头互相穿小鞋,贴大字报,这怎么行。和谐创造良好环境,这是软实力建设,这是中和位育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能解决了,就已经不简单了。哲学也不是万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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