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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 贞观之治的历史启示
  孟宪实,1962年出生,黑龙江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1983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 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 先后有《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等多部著做出版。 2006年开始,先后在《百家讲坛》主讲 《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真相》。与著名作家阿城合作编剧电视剧《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只有23年,公元627年到公元649年,因其在位期间年号“贞观”,所以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对唐太宗治理国家的一个高度评价,时间虽然短暂,却给中国漫长的历史增添了无穷的色彩。130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短短23年的时间,唐朝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所以贞观时期基本上是从动乱的中国走向大治的中国。这么短暂的时间,唐太宗是怎么完成的,又是怎样带领他的一班大臣,治理天下, 把中国的历史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

  一、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

  贞观之治取得的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臣关系和谐,成为君主制度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文明标志。 古代历史上君臣之间、臣臣之间常常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而贞观时期的和谐君臣关系是难得一见的政治文明的高度坐标。他们之间虽然也有意见分歧,也有矛盾冲突,但大家却能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所以在唐朝君主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开创了君臣同心同德建设国家的政治局面。

  第二,社会关系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今天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古往今来的一个基本理想。上古时期所追求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理想,在贞观时期变成了和谐社会的真实写照。

  第三,国际地位崇高。唐朝从太宗以后的每一个皇帝都有一个“天可汗”的称号。“天可汗”是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对唐太宗的尊称,所以从贞观四年开始,唐太宗就多了一方皇帝印玺,即“天可汗之印”。各国见到印有“天可汗之印”的信都要认真执行,唐太宗事实上成为各国公推的国际领袖,是在一定世界范围内的天下共主。“天可汗”负责国际纠纷的调解、调停。

  第四,政治制度稳固。隋朝统一全国之前,分裂局面持续了300年之久,国家统一之后,如何在政治上、制度上实现统一是统治阶层十分关注的问题。所以从隋文帝到隋炀帝,唐高祖到唐太宗,四代君主都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如何从政治制度上实现南北的统一。到唐太宗时期,基本完成政治制度的建设。

  二、贞观之治的历史启示

  总结贞观时期的历史,有几个方面对今天仍然有启发作用。

  (一)理性行政

  所谓理性行政是指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中,正确把握方向,理智运用权力。古往今来,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权力如何正确使用。古代帝王掌握很多权力,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难免感情用事。 所以权力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在古代历史记载中基本上是明君形象。在帝王谱系中,他的位置是数一数二的。唐太宗在运用最高权力时比较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绩。如果唐太宗不是如此理性执政,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则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贞观时期,唐太宗在以下几个方面使理性行政成为可能。

  1. 克己纳谏

  古代帝王一人治理天下,即使再聪明,一个人的智慧仍然不足以治理国家,因此要设置百官和各种机构,来协助皇帝对国家事务的管理。 所以,皇帝纳谏,是要善于听从臣下的规劝,改变自己的主张。通常纳谏的难度来自多方面。其一,人性的弱点。一般来讲,帝王纳谏之难, 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人性的一般意义上说,纳谏有颜面、尊严的问题。愿意听表扬,不愿意听批评,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的弱点。 其二,权力的弱点。从政治环境来看,君臣之间,势若天隔,如果君主总是听大臣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似乎有损君主的权威。人们一般相信,权力的高低与人的能力大小成正比,权力的不平等使上下之间的沟通非常艰难。如果君主曲己从人,会被认为是能力弱的表现。而向上提不同意见,是古今为官的难题,这就是权力的弱点。

  既然君主纳谏有难度,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能够做到呢?

  其一,从个人角度讲,唐太宗求治心切。李世民是通过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暴力夺取的政权,是逆取,而不是顺接,所以迫切希望通过治理好国家来改变民众对他的负面评价,以便百年之后树碑立传时能写上更多正面的词汇。

  贞观二十二年修《晋书》的时候, 有一些唐太宗的议论,让人一看就知道大家是在谈论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非常感慨:真是不懂人心为什么会这样?对一件坏事记得这么牢,做了这么多好事,总是记不住。从他个人讲,他想做好皇帝的角色,与个人经历,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求治心切,所以他就能够更主动克服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弱点。

  其二,周围大臣的作用。李世民和他的大臣都经历了隋朝,他们都是隋朝灭亡的见证人,隋炀帝如何把一个强大的国家毁于一旦,大家都亲眼所见。其中,隋炀帝护短拒谏是大家共同的认识。贞观君臣经常坐而论道,隋朝的灭亡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君臣由此站在一个历史的最高点上反思历史的教训。

  其三,李世民以军事起家,无数的征战使他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将领。在靠军事打天下的过程中,领袖权威已然形成。李世民当皇帝是在取得过许多胜利之后,他跟一般的皇位继承人不同,他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帝王,不用担心臣下与自己争风,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条批评意见而担心自己的领袖地位被否定。他的能力和自信历史已经证明了,所以他在克服别人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和权力弱点上,拥有了先天优势。

  一条正确的意见被接受,往往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是纳谏者要正确理解进谏者的动机;二是进谏者要掌握正确的方式方法。

  贞观四年,唐太宗考虑到日后要常去洛阳,所以提出要修建洛阳宫,遭到中书省大臣张玄素的反对。张玄素以隋朝灭亡的历史作为例证,批评唐太宗重蹈隋朝的覆辙,认为皇帝应该珍惜民力,注意节俭。 唐太宗当时非常不快,认为张玄素是在给自己盖棺定论,批评自己不如隋炀帝。所以李世民问道: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比夏桀、商纣王如何呀?唐太宗误解了张玄素进谏的动机,于是张玄素改变了进谏的角度, 回答道:如果这宫殿非要修下去不可的话,那最后一定是同归于乱。不再涉及对皇帝的评价而是突出国家的存亡,李世民也就理解了张玄素的苦心。原来张玄素不是要为自己盖棺定论,而确实是替国家担忧,唐太宗于是承认自己考虑不周,最终改变了态度,并且赏赐了张玄素,马上下令停止修建洛阳宫。所以一条意见能否被接受,纳谏者正确理解进谏者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古代的大臣提意见,常有人言词苛刻,为的是引起皇帝的高度重视。贞观八年,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对国家的很多事情提出批评。第一,他批评社会风气不好,认为当下流行了高髻发型和短围帽纱,“盖宫中所化”。第二,他批评政府的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已经承受不起。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 “皇甫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斗租,宫人全是光头, 是什么用意?”唐太宗认为皇甫德参是在诽谤朝廷,要从严处理,将他治罪。魏徵解释说,自古以来,上书皆言辞激烈,否则不会引起君主的注意,看起来如同讪谤,其实不是。皇帝明白了,下令赏赐皇甫德参。过几天,魏徵又说,贞观之初的时候,陛下闻谏则喜,近来皇帝纳谏,心胸不如从前豁达。李世民立刻知道魏徵说的是什么事情,干脆提拔皇甫德参担任监察御史。

  通过皇甫德参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有时候意见本身重要与否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个言路畅通的环境。同时,使用适当的言辞表达才有利于意见被领导接受。一个正确的意见,对于国家来讲,它涉及决策,影响深远。

  2. 避免战争

  战争是最消耗国力的事情,不仅要消耗财力,还要牺牲生命。但是有些地方军事官员却希望打仗,特别是针对弱小族群的战争。只要有战争,他们就可以从中受益。打仗不仅可以立军功,还可以通过物资调配发大财。有的时候,李世民也会被地方官吏所蒙蔽,几乎上当。比如岭南的冯盎,很早就归顺了唐朝,但是很久没有朝贡。于是,周边各州纷纷上报,说冯盎图谋不轨,前后十多次。唐太宗渐渐信以为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调兵遣将,准备派十万大军横扫岭南。将军都选好了,岭南周边的十几个州也都做好了作战准备。这时魏徵出面反对,魏徵认为冯盎谋反,证据不足。唐太宗说:这么多州屡次报告, 还不是证据吗?魏徵说: 如果他要叛乱,一定会攻打周边的州县,但是各地的州县纷纷报告岭南谋反,却没有一个州县被打,这就说明岭南没有任何军事动作。唐太宗问:那为什么不来朝觐呢?魏徵说:这么多年,经常有人告发岭南谋反,但是朝廷从来没有派使者到岭南去了解情况,人家当然就不敢来朝觐了。唐太宗一听,认为魏徵分析的有道理,于是派人出使岭南,安抚冯盎。冯盎大喜,终于见到了皇帝的特使,于是特意派儿子与特使一起回长安,上朝觐见。唐太宗很高兴,说魏徵一席话,顶得上十万大军。 一场战争避免了,来自臣下的一条正确意见,解决的不仅仅是十万兵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对民心的伤害。

  3. 制度创新

  贞观五年,河北相州人李好德患风疾,即现在的间歇性自大妄想症,一旦发作就胡言乱语,妖言惑众。于是,李好德被抓进了监狱。大理寺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精神病,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应按照规定将其释放,唐太宗也决定不再追究。张蕴古说服了皇上,很高兴,跑到监狱里告诉了李好德这个消息。结果,这个情况被监察御史发现,并告发,唐太宗大怒,认为张蕴古泄漏禁中语,立刻下令斩杀张蕴古于东市。手下的人手脚麻利,便立即执行。

  事后,唐太宗非常后悔,张蕴古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就这样被杀了,非常可惜。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如何改正已经发生的错误呢?他决定给张蕴古恢复名誉,让他的儿子做官,但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后悔没有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类似的错误重犯。于是下令出台一个新的制度来防止因一时之怒而错杀生命。一个在当时很高明的制度出台了。凡是死刑犯,下达死刑命令的时候,不能立刻执行。京畿地区,要反复五次上奏,地方的要反复三次上奏,才能执行死刑。这就是五复奏、三复奏制度。这种复奏制度,就是面对死亡处决时,要尽量谨慎,要给皇帝留下反悔的机会,给生命留下保全的机会。

  这是贞观时期,理性行政方面制度创新的一个典范。《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自是,全活者甚众。”很多生命因此得以保全。

  (二)以人为本

  先秦以来的理论提倡以民为本,后来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理论,一般认为是儒家象牙塔之说,没有实现过,但是唐太宗时代就很好地履行了这种理论。

  1. 重视生命

  贞观某一年,河北卫州发生一起杀人案。一位名叫杨贞的士兵,途经卫州,夜宿板桥店。当晚该店老板被人杀害。 经检查,发现杨贞的佩刀上有血迹。于是杨贞被收监,严刑拷打之下,杨贞只好承认老板系他所杀。卫州地方官府判杨贞死刑,但由于地方没有死刑处决权,于是该案上报中央。 唐太宗看过案卷之后,觉得非常奇怪,认为杨贞是个过路者,与店老板素不相识,没有杀人动机,于是唐太宗让大理寺派人重新调查。最终,案件调查清楚, 杨贞系被人嫁祸。是老板娘有外遇,与情人一起杀掉了店老板,然后嫁祸于客人杨贞。案情最终大白于天下。如果皇帝不重视人的生命,此事的结局就是杨贞白白做了替死鬼。恰是遇到唐太宗这样的皇帝,冤案便没有继续下去。

  2. 亲临司法实践

  在贞观时代,皇帝亲临司法实践,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每月听刑部的汇报,主要是了解监狱犯人的情况;二是每年的皇帝录囚。皇帝要亲自过问犯人的情况,皇帝还要到监狱去视察,而视察的重点是死刑犯,这就叫录囚。这种视察可不是走过场,他要听犯人申诉。对于罪犯而言,他就有机会遇到皇帝,可以最后一次喊冤。而且有规定,只要向皇帝喊冤,这个案子就可以立刻重审。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事务繁忙, 许多地方官员一生都见不到皇帝,但唐朝的死刑犯却有面见皇帝的机会。这个制度里所表现出来的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李世民的个人功绩, 更是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风貌的体现。

  3. 藏富于民

  贞观四年,房玄龄报告皇帝,国家的粮食储备、军事器械已经超过了隋朝。 唐太宗听了应该很高兴,但是他很平淡, 他说隋朝不是因为贫穷而灭亡,而是因为太富有才灭亡。隋朝政府储存的粮食到贞观时期还在继续食用。但隋朝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却舍不得开仓放粮。隋末农民起义,几乎都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所以隋朝不是亡于贫穷,而是灭于富有,两极分化很厉害,国家严重不和谐。唐太宗明白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还重要。

  4. 开源节流

  贞观时代,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国力不足,社会贫困。李世民一班人,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方针来扭转局面。贞观元年,唐朝中央机构官员近700人,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决定精简机构。同时下令合并州县,大量减少地方官员的数量。这样一来,拿俸禄的人少了,国家财政负担大幅度减轻,民众的负担也相应减轻了。

  5. 均田制

  汉朝以来,土地兼并问题严重,“富者田连千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西汉的灭亡。历朝历代的流民问题都是当权者急需解决的社会肌瘤之一。李世民当然认识到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对于农民具有超越生命的重要意义,于是迫切需要用制度的方式来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均田制是唐代国家对土地的管理制度。唐初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后来为保证农民收入,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即每户所有土地为口分田和永业田。永业田永远不允许出售,而口分田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政府机构批准,可以买卖。均田制的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弱势阶层的利益,同时,通过部分土地流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

  以人为本,就是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重视人性,重视人情,重视人心。唐太宗对人本思想有着高度的认识,他常说:“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君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过分地盘剥百姓,无异于割股自食。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在当时很了不起。

  有一次,朝堂之上,大臣一起讨论问题,说天下有盗贼,怎么消弭刑事犯罪呢?当时就有人主张严刑峻法,加强打击力度,让百姓知道法律惩罚的严酷性,他自然就不敢犯罪了。唐太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凡人皆有廉耻之心,百姓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觉悟不高,而是因为迫不得已。赋敛太重,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得廉耻了。而国家的过分盘剥才是百姓产生衣食之忧和生活的切肤之痛的根源。所以,要想“去贼”,养民的政策才是治本的方针。

  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政治智慧,是儒家特别强调的一种政治理念。它不是一句空话,是有相关的制度保障的。就贞观之治而言,它是儒家这种政治理念的一个具体的、成功的实践。我们是在批判历史的过程中发展过来的,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智慧,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对待。

  (三)良臣魏徵

  魏徵进谏是一千多年以来的一段佳话,正因为有魏徵这样敢于进谏、善于进谏、能够进谏的贤臣,才使贞观时期的理性行政成为可能。

  魏徵经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即所谓“站得高,看得远”。 贞观十五年,西突厥叶护可汗继位,按照规定,天可汗唐太宗应该派出特使参加新可汗的继位典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西突厥位于中亚草原,盛产宝马良驹,于是有人向唐太宗建议,既然派出使者到中亚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就要多办点事,让使者顺路购买马匹。唐太宗认为这样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于是就同意了。魏徵听说后,立即反对,认为这样做是得不偿失。西域可汗册立是大事,使者专门前往说明朝廷重视。 结果使者又去买马,会让西域各国误以为册立可汗是顺路的,可汗是不被重视的。如果新可汗也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唐朝和西突厥的关系势必要发生不良的变化,以后朝廷在西域的威信势必受到影响。只要跟西域关系良好,马匹还不是小问题吗?西域甚至会主动送来宝马。唐太宗只注意节约成本,让册立可汗的使者一身二任,没有魏徵看得全面,没有看到这种“节约”的害处。一经指出,太宗立刻明白了,马上命令停止购买宝马。可见,魏徵总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重视防祸于未然的重要性。

  魏徵敢于进谏,历史上已经留下定论。魏徵为什么敢于进谏,在《旧唐书》或者其他史籍中都有记载,大概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一,魏徵有治国之才。其二,赤胆忠心,不惧龙颜,愿意以死来报唐太宗的知遇之恩。其三,从制度设计上来看,魏徵尽职尽责。唐朝中央政府设置谏官制度,魏徵是谏官中最重要的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任务就是负责给皇帝进谏,所以,勇于进谏是魏徵的职责所在。

  后来,魏徵又很快成了秘书监,是从三品,负责管理图书、资料的文职。 唐朝的宫廷藏书最早是在魏徵的手中丰富起来的。他做秘书监的时候,还参与朝政。这是唐朝官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本来有具体职务,然后给你加一个衔,叫参与朝政。唐朝的重要会议大约有几种,一个是行政办公会议,就是部长级会议,叫八座议事,就是六个部的长官尚书加上左、右仆射一起开会。比它再高的就是政事堂会议,政事堂在门下省,这是一个宰相会议。宰相有很多人,凡是有 “参与朝政”这种职衔的人都可以参加宰相会议。第三个更高级的就是皇帝的御前会议。有了参与朝政这个头衔,既可以参加宰相的这个政事堂会议,也可以参加皇帝的御前会议。所以魏徵一直未曾离开提意见的职位。

  贞观七年,他当了门下省的长官,叫侍中。门下省的工作就是审核皇帝的命令,看它对不对,对了就发给尚书省执行,不对就反驳回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什么魏徵的意见总是那么多呢?因为一直到死,他都是门下省的长官或负责人。

  贞观元年,右仆射封德彝跟唐太宗汇报,说当下兵力不足,需扩大兵源,建议18岁以上的中男,也检点入军。当时,唐朝政府的法律规定是男子到了20岁才可以承担国家的兵役,但迫于封德彝所说的这种形势,皇帝就同意了这个建议。敕书发出三四次,魏徵坚持不签署。不但不签署,还要上奏,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大概就是中男身体还没有长成之类。封德彝也不示弱,说中男也有长得很强壮的。 太宗于是大怒,继续出敕,魏徵还是不签署。唐太宗没有办法,只好把魏徵和门下省负责人王珪都招来开会。太宗声色俱厉地说:中男要是身形矮小,自然不会点入军中。若体貌魁伟,当然可以征发。你这么固执,简直不可理喻!魏徵据理力争,认为其一,军队的问题在于兵力和战斗力,战斗力在精不在多,与其扩大兵源,不如加强训练。 其二,“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魏徵是从国家更长远的利益来看待征兵问题,认为不能把年轻人都点了兵,都点了兵,赋税怎么办?以后再需要征兵怎么办?不能把人力一下子用完啊。国家治理要有长远规划,不能只看眼前。道理很简单,一讨论就明白了。 皇帝就立刻下令,禁止下发这个文件。 最终,皇帝被魏徵说服。魏徴的理念是正确的,国家在平时应该节约民力,为的是防止突发情况,所以居安思危很重要。这个政策没有出台,门下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门下省是唐朝制度设计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它的审核程序, 使得决策过程更加理性,可以从源头上尽量避免错误。

  魏徵不仅敢于提意见,而且善于提意见。他能够把道理说清说透,还善于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表扬的方式达到帮助皇帝改正错误的目的。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非法买卖奴婢,被有关部门扣押审讯。蜀王妃的哥哥是千牛卫士,在皇帝身边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于是向皇帝申诉说:我父亲没有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有关部门因为仇恨皇亲国戚,就将我父亲扣押了。唐太宗听后,勃然大怒,认为自己的颜面受到伤害,要解除有关人员的官职。这时魏徵出来讲话,他说:“城狐和社鼠都不强大,只是因为它们有所凭恃,所以清除起来很不容易。何况世家贵戚,从来号称难治,汉、晋以来,朝廷对他们都没有办法。武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骄纵了,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刚有所收敛。有关人员能为国家守法已经难能可贵了,怎么可以随便妄加刑罚到他们身上,让这些外戚的私心得逞呢!自古以来,能禁断这样的事情,只有陛下一人而已。防微杜渐,是国家正常的方法,怎么可以水未横流,便自毁堤防?”唐太宗听后,马上接受了魏徵的意见。

  我们看到,魏徵批评皇帝的做法,是以表扬为前提的。这样做, 有利于皇帝改正错误,不会让皇帝产生误解。寓批评于表扬之中,容易让领导接受,毕竟领导只有接受之后才能改正错误。这就是进谏的艺术性。

  给领导给皇上提意见,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显示自己比领导高明,那方向就反了,结果也常常会适得其反, 那样往往会陷入意气之争。关键在于把事情做好,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这样就能够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样才算是善于提意见。

  贞观之治的主角是皇帝李世民,而最具风采的大臣当属魏徵。自古以来,谈到贞观之治,人们首先表扬李世民,其次肯定魏徵。不论是李世民还是魏徵,因为共同对创造贞观之治做出了杰出贡献,君臣关系作为典范载入史册,千古流芳。

  贞观之治已经过去1300多年了,我们现在每每提起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地方让人感动,给人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建设成就。对此,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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