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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 人类社会之贡献
  汤一介(1927—2014),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3年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此后又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其他学术兼职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第19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及该会驻中国代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其他学术兼职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第19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及该会驻中国代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强调两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只能是讲它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都讲到。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今人类社会可以有贡献,而且对当今人类社会也有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现在把它分成八个问题来讲。

  第一点,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加剧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这个问题在当前已经非常明显。比方说科索沃地区、中东地区,甚至于美国最近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种种问题,都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为文化的隔绝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21世纪人类的命运。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相继瓦解, 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正受到严重质疑,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有害的潮流, 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传统习惯出发,企图把反映他们继续统治世界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仍然坚持 “西方中心论”。例如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来“文明的冲突”理论,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稍微补充一点,就是亨廷顿发表了 “文明的冲突”以后,1996年他出了一本书,是关于文明的冲突和世界文化的,书名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对他原来发表的文明冲突的那篇文章有一定程度的修改。他给中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承认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他在这一点上有相当大的改变。但这本书,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可以看到它里面还隐含着对美国的失落非常惋惜,他仍然希望美国将来有一天还成为世界的领导, 他还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在他那本书里,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就是他承认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和复兴的国家,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了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的部落主义,他们无视千百年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要求返回或者保存并且发掘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部落主义——“原教旨主义”。比方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可以说是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代表,它把巴米扬大佛都给炸掉了。

  2001年“9·11”事件以后,这两种有害的思潮可以说正在严重地违背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存的要求,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至于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除,实在是当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必须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必须是以承认和接受多少世纪以来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和互相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为前提,批判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因此,人们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当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格局。

  第二点,关于“新轴心时代”的问题。人们预期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这个“新轴心时代”的问题的提出,大概是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间段里提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美国,比方说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在1999年做了一次关于 “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在欧洲,也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都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在1999年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来,所以大概都是在1998年到1999年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问题。

  众所周知,“轴心时代”的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 比方说在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西方当时是犹太教的先知,实际就是现在包含在《圣经》中间的《旧约》那一部分,后来在希腊就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大思想家。

  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人类文化主要的财富,而且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和印度并没有交往,跟欧洲就更没有交往,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都是大体上同时发展起来的。雅斯贝尔斯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个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个论断在历史上已经有多次可以得到证明了。比方说,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当时就是把目光投向它的文化源头古希腊,文艺复兴要回归古希腊,因而使得欧洲的文明重新燃起了光辉,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宋明理学(也称新儒学),是在印度佛教的冲击之后,再次回归到先秦的孔孟,从而把中国本土的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2000多年前的 “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我们能不能这样看,21世纪或者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是对2000多年前“轴心时代”的新的飞跃?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者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呢?我认为从种种的迹象也许可以这样讲。可以说,人类文化正在进入或者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大概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来说明这一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哪个国家独立了,它就要确认它自己国家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特身份的重要支柱。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昨天我还碰到马来西亚来的一些朋友,我问他们:“你们官方文件是用什么语,是用英语还是用马来语?”他们说官方文件还是用马来语,民间交流也是用马来语,只是我们华裔人和马来族人交往的时候,除了用马来语以外还用英语,他们还是用马来语,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把长期以来仅仅应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日常用语。亨廷顿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任何文化或者文明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和宗教。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了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以个体或者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这个辩论曾经在李光耀和韩国的前任总统金泳三之间发生,前任的韩国总统认为西方价值就是世界价值,李光耀说应该有个东方价值,东方价值是以群体和家族为中心的,西方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亨廷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就是西方文明也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上讲的。

  2.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各自独立发展,法国的汉学家于连·弗朗索瓦有一本书叫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他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他认为你要想将西方文化看得清楚,看得全面,你就要离开西方,你要到中国看西方,很可能它的特点,优点、缺点都能够看得清楚。其实在我们中国早就有这种思想,比方说苏东坡的那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看一个东西你要离开它,才能看得更清楚,你要是仅仅在我们自己文化中看自己的文化,常常有的时候看得不是很清楚,你要是跳出它也许看得更清楚,这就是现代西方所谓的“他者”的观点,我们从第三者的观点来看另外一种文化,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传承自己的文化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任何文化不受外来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如果能把你自己文化的内在精神发挥得很充分,那么吸收外来文化的力量就越强。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之认同”,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一定不要失掉对自己的认同,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 必将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这跟2500年前很不相同,2500年前孔孟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西方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今天中国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它一定是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3.就当前人类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21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就是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 中东北非文化(也就是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等。但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来得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少有十二种主要文明,其中七种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 安第斯文明),五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比我上面说的四种文明多一个日本文明,因为我的归属还是把它归在东亚文化的范围里面。那么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的混乱纷争局面,特别是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 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地推动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够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三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希望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有文化上的自觉。对自己的文化应该有个自觉,不仅对自己的文化有个自觉,而且应该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自觉。 文化自觉,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费孝通教授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 他考察了一些少数民族,比方说,北部的鄂温克民族和赫哲民族,这些民族很难保证它的文化继续发展下去,比方有的原来是靠打鱼为生,但是现在鱼的资源没有了,打鱼为生就很难继续下去,就不得不改成务农或者是放牧。所以他就提到文化自觉非常重要,跟这个社会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他先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么所谓文化的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他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它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等等能做出认真的思考或者反省。反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几乎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比方说它的来源,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它的特点和发展的趋势,我们有点茫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它一直徘徊在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和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西方文化,怎么来看中国文化? 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不断,这个从20世纪初,大概1915年开始吧,这种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论战就开始了,一直不断,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将为我们的文化自觉提供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阶段,因此我们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的所在,以便我们把我们优秀的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思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走出困境,真正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个文化的自觉,要知道我们的文化的起源、演变、优点、缺点和它将来发展的趋势,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文化自觉如上所说包含着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看看我们的文化传统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最重大的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以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和合理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这个一元又实际上包含着多元,因为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费孝通教授认为, 我们的国家是多元一体。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它既有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有价值的资源,又有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消极的方面,我们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因此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理解其内在精神的同时,在和其他各种文化的交往中取长补短,吸取营养,充实和更新自身,适应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常常说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所作所为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刚刚结束的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是说在21世纪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和平共处,也就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我想孔子的仁学和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某些积极的有价值的资源。人类要共同持续发展就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可以为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供十分有意义的借鉴。

  第四点,儒家的仁学为协调人与人之间,当然包括民族与民族、 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大家都知道1993年在湖北荆门地区出土了一批楚国的竹简,这些楚国的竹简据推断是公元前300年以前的。郭店楚简中有一篇文章叫《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中有一句话“道始于情”,这儿的“道”是说的“人道”,不是说的“天道”,因为你从通篇文章看它讲的是“人道”, 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原则,它和“天道”不同, “天道”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或者宇宙运行的原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是孔子仁学的基本的出发点。孔子有个弟子叫樊迟,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作“仁”,孔子讲“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到底有什么根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中庸》这篇文章中引用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什么呢?就是人自身,自身的一种品德。“亲亲为大”,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停止于此,所以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 爱你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扩而大之爱别人才叫作“仁”。他还有一句话,“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孝的放大,你要爱天下的老百姓,不仅仅是爱你自己的亲人,要爱天下之民,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仁民,就是要仁爱老百姓,这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 “忠恕之道”作为为人的准则,达到这个“仁”的准则。朱熹的《四书集注》将“忠”解释为“尽己”,尽己为忠,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叫作“忠”;“推己”为“恕”,你把你自己的仁爱之心推广出去,这才叫作“恕”。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费孝通先生有一种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扬己”就是表扬自己,只说自己如何如何好,“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文化的差异的一个关键。因此照我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应该是说你只有在克制自己的基础上的复礼才能叫作“仁”。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便合乎礼仪制度、规范。为什么呢?因为“仁”是人自身的内在的品德,所以儒家讲“爱生于性”,爱是产生于人的本性的, “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和谐相处,所以《论语》中讲“礼之用,和为贵”。叫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必须是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的,这才符合“礼”,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做到仁爱,是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内在精神的发挥, 哪儿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精神的礼乐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的要求, 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安宁了。所以他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大家都能够克己复礼的话,那么天下就可以互相仁爱了。这种把追求“仁”的要求作为基础的思想,把它实践于实际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极高明”就是要求我们追求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就是仁爱的仁,你要追求哲学上的最高的要求,你就必须有仁的品德。“道中庸”是要求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把这种仁爱之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而“极高明”和“道中庸”是不能分成两截的,你有了很高的仁爱的精神,你必须把它实现在社会生活中间,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最高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 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然后你要把它实现来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认为只有有道德,只有人格最高尚的人,才是“内圣”,最适合做王。而道德人格高尚的人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必须是兼济天下,所以 《大学》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成一个系列。修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齐家、为了治国、为了平天下。我认为孔子和儒家所讲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意义。治国平天下就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孟子进一步讨论了人与天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最早产生于商、周时代。“天”有上帝的意思,比方说“皇天上帝”“受天有大命”等等。到了孔孟的时代这种意思逐渐淡化了,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了,“天”还带有目的性、能动性、有机性。但是无论如何,“天”已经包含有自然界的意思了,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就是发挥人的内在的恻隐之心等等,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人的本性是善的,知道人的本性之善就可以知道天是生生不息的,它有使人、物生长养育的功能,所以《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是一个刚健的大流行, 这样君子就应该自强不息。朱熹说得更明白, 他说“仁”是什么呢? “在天地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从天讲, “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它表现为有生物之心,它生养万物,因此人就应该爱人利物,不应该违背这个天的道理。 “天心”就是说,自然界的要求本来是仁爱的,是生生不息的,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和天心是贯通的,就是说儒家的这套仁学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不是和辩证法相对的那种形而上学,而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就是讲超越的,所以《中庸》 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作为超越“人事”的宇宙的运行规律,是真实无妄的,本来如此的,因此人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应该是真实无妄的、信实无欺的,自觉地按照天道的要求来做事。所以儒家认为,人不仅仅不应该欺人,也不应该欺天,就是说不应该违背天的规律。而现在的统治者,特别是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不仅欺人,而且欺天,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看,这样的统治者不仅要受到人的惩罚,而且要受到天谴。孔子这套仁学的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部问题,但是作为一种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人们和谐相处,无疑仍然有现实意义。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孔子提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仁政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能够做到在不同中间求得和谐相处;而不讲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往往强迫别人接受他的主张而不能和谐相处。这就是说,孔子把“和而不同”看成在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处理事情的一条原则,这一条原则对于解决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因为文化上的不同,例如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等等引起的矛盾冲突,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点,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是防止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智慧的学说。如果我们说孔子是一个仁者,那么老子应该是一个智者, 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子《道德经》一书中,“道”是他基本的概念, 而“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特性。王充在《论衡·初禀》中说“自然无为,天之道也”。“自然无为”是什么,就是天的道理。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种种纷争,无疑是由于贪婪地追求权力和金钱所引起的, 那些强国为了私利,扩张自己的势力,掠夺弱国的资源,实行强权政治,正是世界混乱无序的根源。某些掌握了权力的领导者、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贪污腐化,使国家政治混乱,社会风气败坏。老子提倡“自然无为”就是说不要做违背老百姓自然之性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因此“自然无为”的基本内容,老子认为是“少私寡欲”,少一点自私自利之心,少一点欲望。老子认为治理国家主要应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你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烤小鱼一样,如果你老去翻腾它,那个小鱼就翻坏了,翻烂了,所以不能老去折腾老百姓。《汉书》有所谓“文景之治”,为什么会出现“文景之治”呢?因为汉文帝、景帝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让老百姓自己来管自己,因此生产发展了,社会安定了,所以老子讲“为无为,则无不治”,用无为的办法来治理国家,那就无不治,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他还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就是说统治者按照无为的原则来做事,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教化自己;统治者能做到不折腾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走上正轨;统治者如果不多方压榨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自己富足起来;统治者如果能没有私欲,那么老百姓自身也就会要求朴素。如果我们给它以现代的诠释也许有一点意义,这样就不仅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安定,而且对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无疑有一定价值。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来给它一个新的诠释,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中间,对老百姓干涉得越多,社会越难安定;在国与国之间,对别国干涉得越多,世界必然越加混乱。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越要控制老百姓的言行,社会越难走上正轨;大国和强国,动不动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世界就越是动荡不安和无序。在一个国家中,统治者没完没了地折腾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和穷苦;大国、强国以帮助弱国、小国的名义而行掠夺之实,弱国和小国就越来越贫困。一个国家中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欲望越大,贪污腐化就大为盛行,社会风气就越加败坏;发达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欲望争夺世界的财富和统治权,世界就一定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世界。据此,我认为 “无为”也许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统治者和对世界各国的领导者的一副清凉剂,它是可以使人类社会能够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较好的治世原则。在《道德经》中,这类无为而治的思想很多很多,比方说它认为圣人应该像“道”一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也就是说,圣人应该像道的自然无为一样,让万物自己生长,自己繁殖,生养了万物,不据为自有,推动万物发展而不以为自己尽了力,领导万物而不对它宰割,那么这样是最高的德行。圣人怎么样才能做到无为而治呢?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理想的统治者没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愿望,而应该以老百姓的意愿作为自己的意愿。这说明老子比较懂得使社会安定必须是顺民情,顺乎老百姓的要求。顺民情也就是要顺老百姓的自然之性,所以老子又说: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只是辅助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发展,他不敢做什么违背万物自然发展的事。如果能这样,统治者虽然处在统治者的地位,老百姓却不会感到压力,即使走在老百姓前面,老百姓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妨碍,这样老百姓就会拥护他。老子说: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百姓之所以遭受饥饿,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收税太重,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干涉太多,老百姓之所以会用生命冒险,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统治者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少私寡欲,少一点自私,少一点欲望,他应该做到不要去夺取那些不应该属于他的东西,不要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损害他人。因此老子认为罪过没有比诱人的贪欲更大的了,祸患没有过于不知道满足的了,罪恶没有过于贪得无厌的了,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满足,这就是他讲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知足之足,恒足矣”。老子还讲:“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天道”,自然的规律就像拉弓一样,高了一点你把它压下一点,低了一点你把它抬上一点,就可以命中靶子了。治天下应该是有余的你让它减少一点,不足的你给它补足一点,这个是天的要求;可是人恰恰相反,人常常是损不足来奉有余,本来就很少了,你还更多的拿走它来给有余的,那就不好了。老子这种思想不能说对我们今天的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没有意义。当然,2000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它的智慧之光对我们应该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如何把他的思想中的精华加以发掘,给它以现代的解释,使之有利于人们从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中得到某些经验教训。

  第六点,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思路。西方的文化在近三五百年之间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量开发和无情掠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这种可怕的现象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所以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宣言,叫作《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 宣言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不说和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讲道:“笛卡尔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就是说你研究物质可以不研究人,研究人可以不研究物质,或者你研究天可以不研究人,研究人可以不研究天。这就是说,西方哲学曾经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它的哲学是以人和自然的外在关系立论,人和自然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联系,或者说,它的思维模式是心物为两个独立的二元。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与它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或者自然的规律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早在先秦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的《郭店楚简·语丛一》已经讲:“《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认为《易经》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它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说《易》这本书是讲会通天道和人道所以然的道理的书。在对《易经》做哲学解释的《系辞》中就明确地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就是说《易》这本书是广大无所不包的,它包含天的道理,人的道理,地的道理。《易传》还有一篇叫作《说卦》,《说卦》里讲:“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易经》是顺乎性命的道理,所以用阴阳来说明天道,用刚柔来说明地道,用仁义来说明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看,表现为乾坤。因为《易经》实际上就是两画,一画是不断的,一画是断的,实际上它是用这两画来作为代表的,所以到了宋朝,张载说:“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所谓 “三才”实际上就是表示乾坤,刚柔也是表示乾坤的,阴阳也是表示乾坤的,仁义也是表示乾坤的。而且他说:“《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易》讲的是一回事,把三才合在一起,“天人一也”,天人是统一的,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到宋朝就更明确了,程颐曾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和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到另外一个,所以朱熹讲:“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这个“即”是离不开的意思,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人开始产生的时候是从天来的,是从自然中间产生人。有了人怎么样呢?天又在人,只有人能够体证天的道理,也就是说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如果没有人如何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王夫之的《正蒙注》讲:“抑考君子之道,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所以明夫人之生也,皆天命流行之实,而以其神化之粹精为性,乃以为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无非阴阳变化之秩序, 而不可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考察学者的学说,从汉朝开始,他们只是抓住了先秦学说的一些外在的表现,他们没有能够得到圣学的人道的根本,不知道《易经》是人道的根本,只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周敦颐开始提出了《太极图说》,他探讨了天人合一的道理,阐明了人开始产生的时候是天道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在天道变化中,把它的精粹部分给了人,使得人成了有人性的,所以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 就是天道“阴阳变化之秩序”,就是说人道的道理和天道的道理是一致的,是统一的,不能随便违背的。王夫之的这段话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对《易经》所说的“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比较好的解释。因为人道本于天道,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到人道,这是因为天人合一既是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张载在解释《易经》的时候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他用儒家的“诚明合一”来解释“天人合一”应该说很高明,“诚”是“天之实理”(自然界的实实在在的道理),“明”是人性中最有智慧的能力,因此天人是合一的。 我们讨论天人合一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讨论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天人二分的,他们研究一个方面可以不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思维模式是研究一个方面必须研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今天研究天人合一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来研究的,是要说明人和自然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统一关系,我们必须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统一起来考虑,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而不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因此我们说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今天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说有它正面的积极意义。我们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并不是说古代的一些哲人的思想可以直接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某些命题,比方说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命题,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我们可以沿着他们思考的路子去针对今天社会存在的问题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对今天人类社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第七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当今保护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1983年夏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过去世界哲学大会都没有中国哲学讨论组,从这次大会开始有了一个中国哲学讨论组,这样就引起世界各国很大的兴趣,因为过去讨论中国哲学都是在东方组里面讨论,没有单独的讨论组,这次我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讨论组,所以像大会的主席,还有很多西方哲学家都参加了这个组的讨论。在这个会上,国际现象学会的会长、女哲学家田缅尼卡有一个发言,她讲:“西方哲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是一例。”我对莱布尼兹没有太多的研究,我查了好多书,像哲学史的书, 没有直接找到他关于普遍和谐的观念受到中国的影响的记载,但他确实有普遍和谐的观念,因为他的学说是叫作“单子说”,他认为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跟宇宙的和谐是一体的,不分开的,他是这样来讲的。这个思想我没有找到它是来源于中国的直接的证据,但是中国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佛教讲,佛教有“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它的例子就是月映万川,在江、河、湖、海中映出来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月亮,而不是一个分割的月亮。月映万川的思想到了宋儒就变成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理是同一个道理,它表现在各个事物中不同,人有人的理,物有物的理,但是理是一个。“理一分殊”的思想是不是对莱布尼兹有影响,不知道,但是理是一个。莱布尼兹确实有普遍和谐的思想, 中国也有这种思想,甚至于田缅尼卡也有。田缅尼卡认为:当前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幸运,没有走上西方哲学分崩离析的道路。她提出,当前西方哲学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第二,体证生生;第三,德性实践。我想这是她的亲身体会,因为我们今天看西方哲学,它确实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 就是说它的学派很多,我们很难找出来西方哪一个学派今天成为西方主流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哲学“上帝死了”兴盛了一段时间。后来很快“实用主义”出来了,“实用主义”出来以后就是“新实在论”出来,“新实在论”出来以后就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后又有“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后是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和“超后现代主义” 等等,它是不断地在更替。所以常常开玩笑说西方哲学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没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体会,当前西方哲学没有中国哲学幸运,因为西方哲学已经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找不出一个主流哲学的思潮来。所以田缅尼卡说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崇尚自然”哪儿来的,主要是老子的思想;“体证生生”是哪儿来的,是我们《易经》的思想,《易经》讲“生生之谓易”,这个宇宙的变化是不断发展着的;“德性实践”,西方的道德哲学、伦理学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西方的道德哲学、伦理学是理论,它并不一定要实践,中国完全不一样,它的理论一定要实践,修身一定要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系列的。中国讲知行合一,知就必须行,知而没有行的话,就不是真知。王阳明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它们是统一的,德性一定要实践, 德性不能不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崇尚自然是老子道家的思想, 老子从对宇宙自身的和谐认识出发,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可以说他揭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 或者说道以自然为法则,也就是说人归根结底要效法道的自然,应该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则,所以老子说:“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圣人只能辅助万物的自然之性而不敢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要效法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自然,破坏道的自然规律,人违背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之所以受到尊重,德之所以受到重视(所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道所具有的本质,也就是说自然无为,道有这样一种性质, 道的性质是自然无为),就在于它们对万物不命令它们做什么,只是顺应它们的自然之性。所以照老子看,人就更加的不要去破坏自然,人之所以不应该破坏自然,是基于道法自然这一个基本思想。比老子更晚一点的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提出了一个观念,叫作“太和万物”,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应该“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就是说人应该顺应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的要求。为此,《庄子》这一部书特别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比如他讲“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他认为最高明的统治者,也就是圣人,应该是通情达理而顺应自然,他说:“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他还有一段话讲:“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就是天有东、西、南、北、上、下六合,五常即五行,就是金、木、水、火、 土,帝王顺着它就能治理好,违背它的道理就会发生混乱。九洛就是九州的意思,当时所谓九州就是天下。天下的事情就能够成功德备, 监照人间,天下就会拥护他,这样做是皇帝统治的最高境界。照庄子看,远古的时代人和自然本来是和谐的,“古之人……莫之为而常自然”。古时候那些人他们不做什么, 经常是顺应自然的。在《庄子》的《应帝王》里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它讲:“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就是说南海的帝和北海的帝去拜访中央之帝,中央之帝叫浑沌, 浑成一团了,浑沌对他们很好,他们要走的时候,觉得对浑沌应有所报答,怎么报答他呢?他们就想人都有七窍,眼、耳、口、鼻……七窍可以视、听,可以吃饭等等,浑沌没有七窍,我们不如给他凿一个七窍。 “日凿一窍,七日浑沌死”,我觉得这是2000多年前庄子对人类发出的警告。地球本来是个很完整的东西,如果你要无量地开发它,今天凿一下,明天凿一下,最后把它凿成一个死寂的东西,人就没法生活。这个故事看来极端了一点,但是表现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你对地球不能无量的开发,无序的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今人类社会应该从老庄的道家思想吸取智慧。崇尚自然实际上也是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思维模式上说,它和天人合一有共同点,就是人跟自然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就这点说,可以说天人合一,崇尚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同一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了与西方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对立的很不相同的思想,把人和自然看成“相即不离”,它是不能离开的,它是从人与自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第八点,对古人的思想必须是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这是毛主席讲的,当然非常对,但是精华与糟粕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把孔孟、老庄的思想都看成是糟粕,现在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间发现有不少仍然对今天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这是由于当时我们认识上的偏差,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这种偏差总是应该纠正过来。现在我们已经不会那么简单、片面地看问题了。即使是古代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也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使它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从历史上看,孔子的《论语》,对它的注解一共有3000多种,这是日本学者林泰辅的统计。据元朝道士杜道坚的统计,对老子的《道德经》的注释也有3000多种,虽然今天很多已经散失了,但是几百种还是有的。各朝各代的注释都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哲学思潮变化往往更是随时代而变迁。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注释常常是不同的,一代一代都不大一样。如汉朝,由于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考试的科目,因此有章句之学的兴起,一章一句都要做注解,每一句话都要做注解,由于章句之学的兴起,所以当时我们的训诂学、文字学、 音韵学就发展起来了。汉朝章句之学非常烦琐,据《汉书·儒林传》 载,“五经”每一个经典的注解常常达到百余万言,经书都是几万字, 他一注就是几百万字,太多,一个儒家的经师注释《尧典》就注释10万言,《尧典》注释10万言干什么?没有必要。可是到魏晋时候,风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清谈的风气兴盛了,当时有一种说法“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就是通达的人讨厌烦琐,把章句之学看成一个很羞耻的事。当时对经典的注解,如对《周易》《老子》的注解都是简单而有很高哲理性的。魏晋人注释经典多半都是非常简明的,他们提倡“得意忘言”“辨名析理”这样一些思辨的方法。每一代对经典的注释都在变化。我们今天就应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来对古代的经典做新的诠释,不能老是按照他们的诠释来做。从古到今,我们就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两种诠释经典的方法,汉朝实际上是“我注六经”,完全根据六经的字句来注六经,可是到了魏晋往往是用“六经注我”,用六经来解释自己的思想,所以大慧禅师就说,人家读郭象《庄子》的注,都说是郭象注《庄子》,实际上是《庄子》注郭象,郭象用《庄子》来注他自己。这些古代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不仅包含着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变迁的要求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说都包含着某些错误的东西。其实不仅古代哲学家如此,可以说任何哲学家、任何哲学体系都包含着哲学上的内在矛盾,不会是非常圆满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不错,他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正因为这样,思想才会进步。比方说,从西方看休谟的问题没有解决,谁解决?康德帮他解决, 康德没有解决,黑格尔帮他解决,黑格尔留下矛盾,马克思又给他解决一点。马克思其实也有很多矛盾,翻开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看, 他自己就有矛盾,他有一句话非常不切实际,他说:“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和传统的思想彻底决裂。”怎么能彻底决裂呢?你不能彻底决裂,应该像毛主席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要彻底决裂就等于把人类原来的东西全都要抛弃掉了,根本不可能的。我非常欣赏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的附录中讲的一段话,他说:“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体系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想要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我觉得这个看法非常重要,你想构成一个完满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发展的,很多问题你没有碰到,你怎么能都给它解决呢?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那么怎么办呢?有些哲学家想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就一定要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空白,就是说要进行很多不合理的想象,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观念论者实际上就是唯心论者。无论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老子的道家学说都包含着不适应现代人类社会要求的内容,也存在着其内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包含着若干错误。我们讲它有好的东西,可以经过我们来分析它,给它以现代的诠释,对我们现代有用,不是说它就没有问题,而我们要继承的并且给以现代诠释的主要是那些可以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要继承并且必须给它以现代的诠释才能对我们今天有用。

  儒家的仁学和道家的道论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形式,儒家注重的是积极治世,因为它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用它的道德理想来治国、平天下,因此它对人的心性做了充分的分析讨论, 它是讲人的问题的。道家注重的是消极的应世,要求人应该以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超世理想来应世,因此它对人类在自然中应占的地位做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不要夸大,把人看成是什么都能干的,那是不行的。从以上分析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是要修自己的道德,它要敬业,它要做事,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可以在提高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减损人的欲望,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自然本性方面贡献于人类社会。儒家的仁论和道家的道论以及他们的天人合一和崇尚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维模式,同样会对今天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其哲学的思维方式也会对21世纪的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实,现在西方哲学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至少从现象学开始,它已经讲心物不能二分,主观和客观不能二分,认识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主客交融的,总是主观来看客观,而且主体从不同的侧面看客体的话,就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离开了主体对客体就无从讲认识。当然,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得“一分为二”,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它的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这是很麻烦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修身是应该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底下一句话非常有问题, 儒家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皆以修身为本”,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修身这是不行的,因为一个社会绝对不是靠修身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不能只靠道德完全解决问题,还要靠法制,还有经济问题,都靠修身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它底下那句话是不对的,夸大它的人本主义思想可以走向泛道德主义,认为一切都是道德可以解决的,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去的西方国家也不是特别多,不过也到了一些地方,像北欧有些国家比较平稳,社会比较稳定,它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一点是基督教,一点是政治法律制度。基督教是管理道德方面,是社会的功能,尽管有些人不进教堂, 但是基督教确实是在生活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国家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教会的这一套配合起来,才能使社会比较稳定,不是说光靠道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如果把儒家思想夸大了,它就可以走向泛道德主义。如果夸大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顺应自然的思想,它的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我们不能无量开发自然,故意地破坏自然,但是不能不利用自然,如果你不利用自然,人怎么前进,怎么进步呢?所以要完全按照道家自然主义的话,夸大自然主义,就会走到无所作为的地步。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取西方哲学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那个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就难以克服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也很难开拓出一个更高的层面。比方说“天人合一”这个学说, 今天看起来天人不能分开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妨碍了中国科学的进步,老从天人不能分开来考虑,因此就没有去对客体做具体的分析,就缺乏把客体做为一个认识的对象来进行研究,所以中国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实际上是应该先把天人分开来研究、分开来考虑之后再把它们合起来,看出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那才是比较理想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从思维模式上讲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首先把客体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所以我们科学不能发展起来。所以向西方学习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因此我们必须给儒家和道家思想一个适当的定位、一个新的解释,使它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只能对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起一定的作用,它不可能解决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任何哲学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都不可能解决人类当今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中国文化要想在21世纪走在人类社会的前列, 就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内在的活力,排除自身文化中过了时的、可以引向错误的方面,在和其他民族的对话中,大力吸取其他各种文化的先进因素,使我们的文化“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世界哲学发展的问题上做出贡献,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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