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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 魏晋人文精神
  唐翼明,湖南衡阳人。两岸知名学者、作家、书法家。1982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师从国际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先后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博士学位(1991年)。1990年9月赴台,先后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是赴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的第一人。2008年从台湾政治大学退休,定居武汉。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古典今论》《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大陆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大陆“新写实小说”》《大陆当代小说散论》《大陆现代小说小史》,回忆性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等多部著作。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的是从汉末三国起,到隋朝统一中国为止的一段长约400年(220—589)的历史时期。第一段是三国,大约50 年;第二段是西晋,也大约50年;第三段是东晋,大约100年;第四段是南北朝,大约170年。从东晋开始,长江以北就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先是建立了若干小国,后来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朝代,历史上叫作“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当中,真正最有活力、 最有创造力的就是前100年,所以我们常常把魏晋南北朝简称为魏晋。

  (二)中国人认为,人间的社会伦理是参照天地而塑造的,所以上有天文,下有地文,中间有人文。中国早期典籍《周易》里面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话。但是“人文精神”一词却是结合了西方的思想观念,于近代提出来的。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重视个体的价值。儒家思想当中就有浓厚的人文精神,我们今天读《论语》都可以感到。

  魏晋时期,中国的人文精神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乃至普通人心里,都认为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是一个不太重要、不太光彩的时期,甚至误以为这段时期没有多少贡献,所以对魏晋南北朝我们听到的往往是负面的评价多于正面的评价。这个看法其实很错误,事情往往是辨证的,混乱不见得没有贡献,稳定也不一定就有贡献。事情常常是两面的,英国文豪狄更斯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双城记》,开头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我觉得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魏晋南北朝真是再恰当不过,一方面这的确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代。

  几十年前,著名学者宗白华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很热烈的时代, 充满艺术气氛的时代,令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章太炎先生也很重视魏晋南北朝。他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最发达,魏晋人的文章也写得最好。鲁迅先生也非常欣赏魏晋时代,他特别推崇嵇康。他在没有投入新文化运动以前,曾经有十几年在教育部做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订正、编辑出版了近代最完备的一本《嵇康集》。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民族整个文明的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上、精神的更新和创造上,是一个贡献很大的时代,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任何忽略和贬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放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纵线坐标上看,也可以放在全世界各大主要文明发展的横线坐标上加以比较。从纵线坐标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 精神文明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三个时期之一。这三个时期分别是战国时代、魏晋时代和清末民初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或称 “五四时代”)。战国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奠基时代,或如冯天瑜先生所讲的,是中华文化元典产生的时代;魏晋时代则是中华文明的进一步扩大和转折的时代; 而清末民初则是中华文明由传统转入现代的过渡时代。

  从横线坐标看,战国时代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而魏嵇康晋则相当于西方学者说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五四”就是“现代化运动”(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了。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这一阶段,人类的几大古老文明,同时出现哲学上的重大突破,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思想者,为这些民族编织了一张意义之网、价值之网。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犹太文明在这一段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先知,最后出现的是耶稣基督;印度文明产生了释迦牟尼;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所以,中国的战国时代相当于世界史上的这个“轴心时代”。

  欧洲的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左右,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口号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旗帜则是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当时涌现出一大批艺术巨匠、学者、科学家等,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文艺复兴带动了人文精神的发展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以人为本代替以神为本,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及现代工业的成长。由此开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成为西方最庞大的阶级。中国在魏晋时期也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目标是复兴先秦的诸子百家,其结果也是推进了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发展。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早了1000年,虽然影响不如西方大,但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则是极其重要的,不容低估。 最近汤一介先生有一个讲话,他说冀望中华文明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更倾向于把这个意思表述为:冀望中华文明能出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二、士族阶层的兴起与社会结构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又自由活泼的时代,造成这个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是中央政权的相对弱势和地方势力的相对强大。为什么那个时代中央政权会比较弱势而地方势力会比较强大呢?这里面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从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历史学家通常把这个阶层叫士族阶层。士族阶层到魏晋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若干士族变得很大,几乎垄断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源。

  讲到士族,我们不得不提到董仲舒。董仲舒是个很有头脑的思想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建议。一个建议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的地位提高到百家之首,经他改造过的儒术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个建议是劝汉武帝兴办太学。太学里面只教儒家的五经,每一经都找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来教,这些老师叫“五经博士”,学生则主要是贵族青年和官员子弟。东汉末年的时候,太学规模庞大,有三万多学生。当时中央一级除了太学以外没有别的学校, 地方上虽然还有些官学,但规模不大,程度不高,一般人要接受教育很困难。所以太学的师生就变成这个社会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者。而且这些人的家族很容易就会造成世代相传的局面,代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代代都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读书和当官是他们两个重要的标志,这样的家族就叫作士族。由于皇帝的恩赐和法律的偏袒,这些士族往往会得到很多的土地,又享受免税的权利,许多农民也自愿地投到他们家族的大树底下来寻找荫庇,成为这个大家族的佃客,这样雪球般越滚越大,逐渐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家族,人数可以多到几百人甚至几千人。这几百、几千人连同大片的土地,就变成一个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集团,甚至还拥有一些保卫庄园的武装力量。我们在《水浒传》中读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那个“祝家庄”就有点像我这里所说的士族的庄园。

  在汉末,这样的大家族已经有一些。我们读《三国演义》就可以看到。在三国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军阀、谋士们基本上都出身于士族阶层。例如袁绍、袁术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书上记载袁家是“四世五公”,“四世五公”就是一家里面连着四代出了五个当 “三公”一级的大官。“三公”是当时最高一级的文官,“三公”名称各代略有差别,周朝时候是司马、司徒、司空,汉武帝时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和中纪委书记这一级的官。这样的家庭当然是典型的大士族。再比方说曹操的大谋士荀彧、荀攸,二人是荀子的后代,也来自当时的一个大士族。再比如诸葛亮,虽然诸葛亮说他早年躬耕于南阳,出身清寒,但其父也是做官的,只是死得早。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官至吴国大将军,其族弟官至魏国大司空,都是一级大官,所以诸葛家也是一个大士族。晋朝以后,特别是东晋以后,士族的势力更加发达,他们垄断了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那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控制在一百来个大士族的手中。我们现在还偶尔会用到“王谢子弟”这个成语,这里的王,指的是山东琅琊王氏,就是王导那个家族;谢,是指的河南阳夏谢氏,就是谢安那个家族。王导、 谢安都是东晋的名臣,都做过宰相。王、谢两家,就是晋朝士族的代表。其余如颍川庾氏(庾亮的家族)、谯国桓氏(桓温、桓玄的家族)、京兆杜氏(杜预的家族)、 河东裴氏(裴潜、裴秀、裴的家族)、陈郡殷氏(殷浩、殷仲堪的家族)、范阳祖氏(祖逖、祖冲之的家族)、吴郡陆氏(陆逊、陆抗、陆机、陆云的家族)、吴郡顾氏(顾雍、顾荣、顾和、顾恺之的家族),都是著名的大士族。

  士族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地方势力相对强大,中央的权势就相对削弱,皇帝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士族的盟主,很多人都想当皇帝。例如,东晋大司马桓温图谋受禅,未成,后病死。我们再来看看琅琊王氏。众所周知,东晋政权是司马睿建立的,但是司马睿如果没有王家的帮助,根本建立不了东晋。当时王家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王导,他是司马睿的大谋士,可以说东晋政权的创立几乎都是他一手谋划的。另外一个大人物是王敦,大将军,东晋初期的最主要的武装力量就是他统率的。王导、王敦这一文一武,在建立东晋政权的过程中,功劳比司马睿还要大。所以司马氏登基的时候上演了一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戏:当群臣拥戴司马睿做皇帝的时候,司马睿居然亲手拉着王导说,咱们两个人一起去坐金銮殿吧。历史上有这种怪事吗?有哪一个皇帝会让别人跟他一起坐金銮殿吗?但是东晋就真的发生了。当然对司马睿来讲这只是一个姿态, 王导也没有敢接受,但毕竟反映了司马睿对王家功劳的感激与重视,所以当时民间有一句谚语,说“王与马, 共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士族,又叫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大到几乎可以跟皇族相抗衡的地步。 这样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自然就削弱了,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混乱、政权交替频繁的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就形成了许多空隙,社会便有了自由的空间。士族势力的强大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后果,就是这些士族中的成员可以相对地脱离皇权的控制,不需要事事都靠皇帝才有饭吃。这样一来,他们终于慢慢摆脱皇权奴仆的心态,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独立价值。

  士族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阶层,魏晋以前没有这个阶层。秦以前的社会基本上是两个阶级:贵族与平民。贵族是世袭的,天子是贵族的首领。秦汉时代中国基本上也只有两个阶级:皇族与平民。 官吏是皇帝指派管理平民的人,随时可以变化,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魏晋时新兴的士族阶层,不是世袭的贵族,又不是随时可以变动的官员, 当然也不是平民,多少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中产阶级,不过比今天的中产阶级富有,数量上也没有今天的中产阶级多。在此之前,所有人包括官员都觉得自己是皇帝的工具和奴才,个人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到了魏晋,个体的独立意识觉醒,思想得以解放,精神文明得以创造和发展。例如,“三曹”“七子”和陶渊明的诗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祖冲之的圆周率等,都足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精神文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士族阶层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历经变化,一变而成为大大小小的士绅阶层,基本上成为全社会的骨干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士族,到隋唐时期慢慢变成中小士族,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成为国家取才的主要道路。不少底层社会的子弟通过科举,走出寒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结果使许多寒门迅速发展起来,瓜分了大士族的力量,于是大士族慢慢就演变成中小士族,再变为半耕半农的农家,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读书,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耕读之家。近代以后,基本上有用的人才, 都是从这种耕读之家走出来的。耕读之家逐渐成为社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社会思潮从儒术独尊走向儒道融合

  汉朝的主流思潮是儒术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术独尊的局面导致整个社会观念走向僵化与虚伪,魏晋冲破这个藩篱, 一批贵族青年,例如荀粲、何晏、夏侯玄、王弼、嵇康、阮籍等人, 发起了一个清谈运动,以谈说论辩的方式把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思想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这就是中国中古时代一场有名的思想复兴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魏晋清谈,我们有很多误解,以为清谈就是闲聊天、侃大山。其实清谈是一种高级的社交活动,有规矩,有论题,有主人,有听众。这场清谈运动延续了将近400年,几乎跟魏晋南北朝相始终。作为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束,先秦诸子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尤其是道家思想得到大力的提倡,最后产生了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玄学思潮。自魏晋以后,儒道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外儒内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所以魏晋时代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转折时代,它为以后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更广阔、更平衡的发展道路。

  四、士族阶层精英分子个体意识的觉醒

  与人文精神的张扬魏晋时期人文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本来这种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尤其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里面,已经有很积极的表现,只是在汉朝被打压,到了魏晋以后又重新张扬起来,重新认识到人作为个体的价值。人的价值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笼统的价值,比方古代讲的臣民、百姓,现在讲的人民的概念,这些概念容易抽象化,有时候落实不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人文精神要落实到个体,以人为本不是以抽象的、笼统的人为本,而是以具象的个体的人为本,只有使个体的意识得到发扬、得到尊重、得到张扬,才是真正的人本精神。

  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张扬,之所以会出现在魏晋时期,取决于两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就是前面所说的魏晋时代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士族阶层。这个阶层由于具有特别丰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资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不必一切靠皇上的恩赐。于是这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逐渐意识到自身生命的价值,意识到自己和更高的统治者是一样珍贵的个体,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别人的手段与工具。这个觉醒很重要,这是重视生命、重视个体的人文主义的源头。今天人们普遍承认的平等、自由、仁爱的价值,都来源于这种觉醒。魏晋士族阶层的兴起是魏晋人文主义能够产生的物质基础。第二,就是前面所说的魏晋时代的思想复兴,当时一批年轻的贵族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先秦的诸子百家,从百家中找到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并且加以发展,从而打破了儒家独霸的局面。原始儒家中本来就有丰富的人文资源,但是汉兴以后,在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共同扭曲下,原始儒家中强调个体自由独立的思想遭到阉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维护皇帝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魏晋文艺复兴对当时已经变得僵化和虚伪的儒术给了一次猛烈的冲击,特别是发扬了道家思想中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成分。这是魏晋人文精神能够产生的思想基础。这两个前提一个是物质前提,一个是思想前提,二者缺一不可。

  下面我们来引述一些故事,说明魏晋人文精神的一些表现。

  (一)对独立人格的坚守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首领,虽然年龄不是最大的,但精神高贵, 才华横溢,擅长散文和书法,他的书法作品曾经作为太学学生练字的范本。通晓音律,他写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篇完整的论文。嵇康提倡服食养生,所著《养生理论》是中国传统上第一篇完整的可以指明作者的论文。嵇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身高七尺八寸,喜欢打铁锻炼身体。嵇康是真正的正人君子,非常厌恶司马氏这批小人。他赞美古代隐者达士的事迹,向往出世的生活,不愿做官。同为 “竹林七贤”的山涛曾推荐他做官,他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一篇名传千古的著名散文,文中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他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坚决拒绝为官。

  实际上嵇康的这篇《绝交书》不是写给山涛看的,而是写给司马氏看的,他与山涛的交情其实没变,临终前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山涛。他以这篇《绝交书》向司马氏宣战,表明自己不合作的态度,后来受小人钟会挑拨,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嵇康临死前,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求司马昭赦免嵇康,到太学做他们的老师,结果自然被司马昭拒绝。在刑场上,嵇康顾视日影,从容弹奏《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赴死。嵇康做到了真正的视死如归,他不是为了狭隘的利益而死,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他所看重的价值,这一点非常令人尊敬。可以说,魏晋士人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对自由思想的追求

  阮籍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 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家是大家,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司马昭一直想与阮家结亲,但阮籍心里十分不愿意,便连醉60天不醒,使此事不了了之。景元四年(263)十月, 司马昭封王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篡权的重要一步。按规矩要找大手笔写一篇《劝进文》,司马昭便派人来找阮籍,阮籍不想写,又不敢拒绝,便再次喝得酩酊大醉,但这次却没有躲过去。他被使者从床上拉起来,只好醉醺醺地写了一篇《劝进文》。阮籍这个人活得痛苦,他后来写了82首《咏怀诗》,每首诗都表达了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阮籍性格没有嵇康那么刚强,虽然也很厌恶司马氏,但又不敢像嵇康那样明白地表示。但是这个人思想上是绝对不屈服的,不仅不屈服,还写了很多讽刺文章,比如流传后世的《大人先生传》,就把司马氏一流的伪君子讽刺为沿着裤裆的缝隙爬行的虱子。

  阮籍常常说儒家的礼仪教义都是虚伪的,不愿意遵守,他有句名言, 叫:“礼岂为我辈设也?”其实阮籍和嵇康都不是真正反儒家的人,他们只是讨厌司马氏借儒家的名义来残害异己。儒家规定,父母死后儿子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按时哭泣,不能喝酒吃肉。而阮籍偏偏不遵守这些规定,吊客来了,想哭就哭,不想哭就不哭,而且还照常喝酒吃肉,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个不孝子。但事实并非如此,阮籍很爱自己的母亲,客人一走,他就会悲伤地哭到呕吐。阮籍认为很多世俗的礼节被人为地糟蹋了,变得很虚伪,失去了礼节的真实意义,而成为一种作秀。而他是一个决不愿意跟大家一起作秀的人。

  (三)情的觉醒

  魏晋时代有很多与感情有关的故事,父子之间、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都有很多感情真挚的例子。魏晋清谈中的辩论题目之一就是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为什么辩论这个问题呢?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偏向于现实,中国人是比较务实的,所以孔夫子不谈怪力乱神,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愿意谈那些抽象、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中国文化也并不否定价值和意义有一种超然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文化是鉴于有神和无神之间的,中国人把意义和价值的超然源头归之于天,天和人之间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圣人。圣人被认为是懂得天的意志的,凡人可以向圣人学习,通过向圣人学习,而体会天意、天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结构。凡人一生有许多的烦恼来源于情,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没有情。如果圣人没有情,那就说明情感这个东西是坏的,我们要努力做到无情;如果圣人也有情,那凡人也不妨有情,所以这个讨论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的名士像何晏、王弼、夏侯玄都参加了这个讨论。最后王弼的结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他说圣人有情,但是不为情所累,比如孔子的好学生颜回死了,孔子痛哭,所以说孔子是有情的,但是他不会为情所累,不会一直沉湎于痛失颜回的痛苦里。后来王弼的结论就成了魏晋士族所信奉的一个原则。圣人既然可以有情,那凡人当然也可以有情,至于圣人不为情所累,凡人恐怕不能完全做到,只能努力少为情所累。

  “竹林七贤”中有一个王戎,在“七贤”当中年纪最小。王戎生了一个小儿子,才几个月便夭折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前去慰问,看到王戎非常伤心,山简就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说情这个东西,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我们是读了书的士族精英分子,我们更应该重视情,因为情是组成个体意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四)审美意识的觉醒

  魏晋时期人们都很注重仪表美,不仅女人爱美,男人也很爱美, 所以魏晋时期出了很多美男子。例如,我们常说的“貌比潘安(潘岳, 字安仁,西晋人)”“曹操捉刀”“傅粉何郎(何晏,字书平,魏国人)”“看杀卫玠(卫玠,字叔宝,西晋人)”等典故,都足以说明魏晋时期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

  (五)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一个小故事,读起来很有趣,原文是: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故事当中的桓公是桓温(312—373),殷侯是殷浩(305— 356)。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个人都出身名门,年龄也差不多,儿时还是朋友,但两人老是暗中较劲。长大后两个人的地位名望都差不多,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州。更有趣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那段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难以考证,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 但还没有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的性质,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非常客气地回敬了桓温,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殷浩的答话中张扬了一种坚持自我、 坚持个性的态度,这正是当时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

  (六)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张扬直接推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蓬勃发展,因而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不仅超越了两汉,甚至超过了后面的唐宋。这个问题限于时间今天不能详谈,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名字就会有一个总体的印象了:文学上的“三曹”“七子”、潘岳、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书法上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绘画上的顾恺之;炼丹学(这是化学的起源)上的葛洪;地理学上的裴秀、郦道元;天文学上的何承天;数学上的祖冲之; 机械学上的马钧;医学上的华佗。

  上述这些例子足以证明,在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人文思想的发展进程,人们对于个体的人的生命、情感、审美、思想、人格都有高度的自觉和重视,从而促进了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的大发展。这些对中华文化后来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小结:文明发展的金字塔模式

  我们今天回顾自己的传统,会发现魏晋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转折与进步,如果没有魏晋人文精神,就没有后来我们引以为傲的博大辉煌的唐宋文明。魏晋人文精神虽然仅仅体现在士族阶层, 尤其是这个阶层的精英分子身上,但是并不降低其伟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人类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或者精神文明,都是循着金字塔模式向前发展的,即总是由金字塔尖端的少数人首先享用文明发展的成果,然后才逐渐有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最后普及到整个社会。 汽车、飞机今天人人可以坐,但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具备享用的资格?我们能够因为汽车、飞机开始只为少数人服务而贬低发明汽车、 飞机的伟大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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