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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 从世卿世禄到选贤任能 ——中国古代入仕制度
  阎步克,1954年生,辽宁沈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入选教育部第7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7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国家教学名师奖”, 2008年入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人文学部委员。 阎步克先生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等。其中,《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荣获“首届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中国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集权官僚政治的早熟。自秦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皇帝与官吏共同管理的国度。所以官员如何选拔录用,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中国历代选官制经历过不小变化。在技术层面上,历代政治家、管理者不断改进考察选拔程序,以求录用到最称职的官员,由此推动了选官制的变迁。在政治层面上说,选官制是为政治体制服务的,一旦政治体制发生变化,选官制就将随之而变。那么首先,我们对历代政治体制和选官制的关系,作一简述。

  一、夏商周的政治体制,在周代进入了典型形态。此期的重大政治特点之一,就是贵族政治。大小贵族凭借高贵血统和传统家族权势,世代把持政治权力。

  二、战国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一场巨大政治转型,由小型简单社会进入了大型复杂社会。通过战国变法,“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体制获得了巨大发展。官僚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功绩主义、择优录用,用古语说就是“选贤任能”。秦汉国家行政的承担者,来自文法吏、儒生两大群体,他们都是凭借专业能力得到选拔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被称为“士族”或“门阀”的阶级发展起来了。他们凭借雄厚的文化、崇高的门第,世代占据高官显位。江东有顾、陆、朱、张,北方有崔、卢、李、郑,最显赫的是王、谢两大家族。“士族政治”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

  四、唐以来,科举制创立。科举制以考试选官,至少在考试这个环节上,“门第”不起作用。这就给寒门士人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科举考生、进士群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随即展示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门阀势力逐渐衰落下去。选贤任能的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唐宋明清时期的政治体制,回归于官僚政治。

  历代选官制,就是随着上述政治体制的变迁,而不断变迁的。周代实行贵族政治,相应地,选官就采用世卿世禄之法。到了秦汉,建立了官僚政治,察举制应运而生——举孝廉、举秀才等等。察举制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到唐代演变成为科举制。若对两千年选官制变迁做一个最简概括,那就是六七百年的察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

  同时在帝制时代,家族特权性质的选官制,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着。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有了官位,权力、财富、声望什么都有了,因此传统官僚就有了一个政治要求: 能把官位传给子孙后代。而皇帝对这一诉求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从行政管理角度看,若官职依家族、门第、血缘选拔,其能力、素质就无法保障。皇帝好比雇主,官僚好比雇员。从理论上说,每一位雇主都希望自己的雇员精明强干、胜任称职。 但另一方面,从维持稳定角度看,皇帝若不给官僚特权,官僚就可能转而拥护别人当皇帝,这样的政治风险也很大。所以为了保障官僚、大臣们的政治效忠,多少要给他们一些甜头。纵观中国历代政治,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皇权强则官权弱,皇权弱则官权强。皇权、官权二者此消彼长。因此,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政治秘密,往往就隐藏在官僚特权里面。

  那么在帝制时代、家族特权性的选官制又有哪些呢?汉代有任子制;魏晋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唐宋虽然进入了科举时代,但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由此我们又看到了历史的苍凉:人类历史不仅会走回头路,而且它的进步总是比期望的要慢很多。要削弱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中古士族赢得的巨大特权,到了唐宋,不会一下子降下来,所以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不过到了明清,情况就变了。朱元璋以降,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皇权强则官权弱”的规律开始发挥作用。明清官僚的各种特权明显萎缩,恩荫制度虽依然存在,但已经变质,变成了官生、荫监的形态了。

  一、贵族政治:世卿世禄

  周代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选官上就采用世卿、世禄、世官之法。

  首先是“世卿”制度。所谓“卿”就是执政大臣。在周代,天子与诸侯的朝廷上都有一批大贵族,把持政权、做执政大臣,而且实行世袭制,父死子继,由嫡长子继承。这就是世卿制。

  鲁国的世卿有孟孙、叔孙、季孙三大家,世代为卿。楚国的大贵族有昭、屈、景、鬥(dòu)等。大诗人屈原出自屈氏家族,所以屈原年纪轻轻就做了高官。晋国有“六卿”,即范、中行、智、韩、赵、魏。 韩、赵、魏后来把晋国一分为三,各自做了国君,史称“三家分晋”。 曾有学者把“三家分晋”事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齐国的大贵族有国、高、晏、田等。晏氏出了一位著名的外交家晏婴,他出使楚国,留下了若干有趣的故事。田氏后来发展得非常强大,竟然篡夺了齐国的君权。 又有学者把“田氏代齐”事件,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由此我们看到世卿势力如此之大,竟然影响到了历史分期。

  其次再看“世禄”制度。世卿的嫡长子继承父位,其余的子弟,通常也都各自有官、有爵、有禄位。这个制度就叫“世禄”。

  再看“世官”制度。这里的“官”指某一个特定的官职,它由某个家族固定地把持。世官制所涉及的官职,往往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技术。在历史早期,知识技术是稀缺资源,某家族专门传承某种知识技术,此家族世代做某官,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比如占卜是一门专业技术,占卜之官往往就是世官,父死子继。史官的专业要求也相当高,所以往往也是世官。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祖先,在周宣王之后“世典周史”。1976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青铜器《史墙盘》,其铭文显示,一个微氏家族从周武王到周夷王七代做史官。因某家族世代做某官,世代相继,这家人往往就以官名做了他们家的姓氏了。例如,世代负责占卜, 这家人就姓了卜;世代做史官,这家人就姓了史;世代做乐师的就姓了师,世代做巫师的就姓了巫,世代负责祭祀就姓了祝,世代负责制陶就姓了陶,世代负责屠宰就姓了屠,世代制作毛皮衣服就姓了裘,等等。 这叫“以官为氏”。中国人的若干姓氏就是这么来的。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官僚政治突飞猛进,所以社会上的“举贤”呼声高涨起来了。儒家、墨家、法家都主张举贤。社会上还滋生出了许多 “举贤”佳话。这都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

  二、选贤任能:汉代察举

  战国秦汉间官僚政治赢得了巨大发展,各种新兴的“举贤”之法因之而生。察举制出现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24)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命令各位郡守国相,在每年年底以“孝廉”为科目之名,推荐一位贤人到朝廷来。由此建立了孝廉岁举之制。史学家劳榦曾这样赞扬: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政治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

  首先谈谈察举制的结构。汉代察举先后发展出了很多科目。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特科与岁科。

  特科是随机的、不定期的察举。什么时候朝廷需要某种人才,皇帝就下诏设立一个科目。让大臣、地方官推荐。比如贤良、方正、文学科,都是特科。有一些科目面向特种专业人才:太学(相当于最高学府)缺了老师,皇帝就可能下诏举明经;廷尉府(相当于最高法院)缺了法官,皇帝就可能下诏举明法。若黄河决口、洪水泛滥,皇帝就可能下诏察举“能治河者”;若边防线上狼烟四起、匈奴来犯,皇帝就可能下诏察举“勇猛知兵法者”“高第良将”。这类特科体现了汉代察举的一大特点:分科取人、专才专用,有利于贯彻专业原则。

  岁科是每年年底固定举行的察举。其中最重要的是郡太守举孝廉和州刺史举秀才。汉武帝把天下分为十三州部,设置刺史负责监察,西汉后期还负责岁举秀才。从理论上说,各州每年察举的秀才共13人,人数少、荣誉高,任命也比较优越,通常直接任命县令、县长。到了东汉, 因开国皇帝名为刘秀,为了避讳,秀才改称茂才。

  郡太守所举孝廉,在东汉每年约二百余人。朝廷照例让他们进入郎署, 做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卫,拿着兵器在回廊之中值勤站岗。“郎”的本意是回廊,这个官儿是拿值勤地点命名的。 郎中等于是皇帝的私人保镖。历史早期存在着一个重要制度:贵族大臣子弟当官一般不能一步到位,通常要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应到王宫里当差打杂做侍从,或值勤站岗做侍卫,服务若干年——也算是一种培训;然后再经一次选拔,才能进入第二阶段,担任国家的正式行政官职。郎官就是从这种传统发展而来的。郎中再经一次选拔,就可以担任县令、县长、县丞、县尉了。

  所以,举孝廉,做郎中,进而担任令、长、丞、尉,就成汉代官僚的“经典仕途”了。汉代名碑《曹全碑》中,就能看到“举孝廉”“除郎中”和“拜酒泉禄福长”三个环节。汉代年轻人向往做郎,因为由此就踏上了人生的金光大道。汉代乐府民歌中就有这样的夸耀:“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所以汉魏间“郎”又被用作青年男子的美称。 周瑜又称“周郎”,孙权又称“孙郎”。今天以“郎”为青年男子之称,就是这么来的:先由回廊之“郎”变成官名之“郎”,又变成了青年男子之“郎”。

  汉代察举有若干特点。首先,如果科举制是一种考试制度,那么察举就是一种推荐制,它以州郡长官及大臣担任举主,举主的个人考量起决定作用。这种做法,在政治清明之时能够正常运作,若政治腐败,那么举主营私舞弊的空间就是比较大的,他可能会在“举状”(推荐书) 上把一个无能之辈说得天花乱坠。科举考试就不一样了,即便举状写得天花乱坠,一张考卷会让他原形毕露。而且科举的精密复杂也大大超过察举。就此而言,察举推荐不如科举考试严密客观。然而我们又知道, 学历高、会考试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若政治清明、长官能秉公推荐,那么他的个人观察,可能比只看考分准确得多。即便现代社会,推荐、考试两种办法都在使用着,二者可以并存互补。

  察举的又一特点,是分科取人。缺了老师就举明经,缺了法官就举明法,很有针对性,较多地体现了专业原则。而科举时代就不一样了, 天下士人只考进士一科。就是说历史早期相对偏重分科取人,而历史后期变成了不分科取人了。

  察举制的第三大特点是“以德取人”。德行的要求相对较高。像贤良、方正等科,都以德行来命名。孝廉科更不用说了,充分体现儒家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儒家有一个很高远的政治理想,认为富国强兵并不是最高政治境界,一个由善良的人组成的社会、人人以善意彼此相待的社会,才真正和谐美好。所以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教育,是把每个人都变成善良的人。所以选官不能只看能力,还要看道德,因为官员还承担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使命:给民众做道德表率。而各种德行之中,“孝”被认为是最崇高的,“百行孝为先”。而且“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所以就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么一种政治理想,真就影响到了汉代国家制度,催生了“孝廉”之科。这样的选官科目非常富有 “中国特色”。

  必须指出,虽然汉代选官重孝子、选官举孝廉,但也不是不考虑行政能力。东汉光武帝改革察举,实行了一种“授试以职”的制度。他规定,州郡长官对将要察举的茂才、孝廉,应该先给他一个职务,经一年试用证明了其通政事,然后才能举至朝廷。这种“试职”之法,有效地强化了对能力的考察,它体现了另一种“以能取人”的选官精神,跟 “以德取人”很不相同了。

  到了东汉后期,顺帝阳嘉年间,察举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孝廉一科实行考试了。考试的办法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儒生出身的考试儒家经典,文吏出身的考试公文写作。这种通过专业文化知识的书面考试的取人之法,可称“以文取人”。孝廉考试的出现,表明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进,迈出了一大步。

  不难看到,汉代察举制包含着多种选官倾向,体现了多种选官原则,既有“以德取人”因素,也有“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因素。从两千年的发展结果看,最终是“以文取人”占据了主导。

  在实行考试之前,察举只有一个环节,举主推荐即能得官。实行考试后,察举制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变动,它有了两个环节:一是州郡举荐,二是中央考试。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考试的分量越来越重。在北朝后期,个别地方官开始考试秀才了。进入唐代,各州县普遍实行考试。中央、州县两个都考试,察举由此进化为科举。

  三、任子制、九品中正制与门荫制

  下面再来介绍几种家族特权性的选官制度。

  (一)任子制

  前面已提到,历史早期有一个重要制度:贵族大臣子弟要做官, 首先应该到王宫里当侍从、侍卫。这就是战国秦汉任子制的来源。汉代 《任子令》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便可任子弟一人为郎官。即,父亲可以任儿子为郎,如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兄长可以任其弟为郎,如骠骑显位将军霍去病任其弟霍光为郎。朝廷有时还成批地任子,如东汉安帝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各一人为郎、 舍人。

  历代官僚特权有大有小,汉代任子制给官僚的特权,可以说是相对较小的。理由有四。

  1.级别限制较高,仅限二千石以上官。郡守是二千石,可以说相当于后代四品左右的官。也就是说后代的四品以上官在汉代才有任子权利,比这低的官就没有这个特权。跟历代官僚特权相比,汉代的任子范围不算太大。

  2.人数少,通常一家只一人。

  3.郎官不是正式国家官员,在早期连俸禄都没有。他们相当于皇帝的私人保镖,要宿卫宫廷、值勤站岗,也是个挺辛苦的差使。其制服、 战马、剑等装备要自备,花费很大。所以做郎官有财产限制,中等财产以下人家的子弟不能做郎官,因为你承担不起花费。考虑到其辛苦与花费,对这个特权的评估也可以低一点儿。

  4.任子郎地位低于孝廉郎。汉代郎官来源有二:任子郎、孝廉郎。 皇帝认为孝廉郎是有真才实学的贤人,选拔时优先考虑;而对靠“拼爹”上来的任子郎,皇帝是很轻视的,选拔时往往置之一边儿。若官职的空缺多了,皇帝发了善心,宣布这次选官任子郎也有份,但任职往往也低于孝廉郎,比如说只能做县丞、县尉,不能做县令、县长。

  (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前已提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士族政治阶段。这从《三国演义》小说、电视剧中是看不出来的,然而专业研究早已揭示了这样一点。一看选官制就清楚了,恰好有一种九品中正制,与这个时代共始终。

  这个制度是魏文帝曹丕颁布实行的。其具体办法,是遴选德高望重的朝廷官僚担任“中正”。中正是一个业余的差事,其责任是每月初一集会,品评士人,根据其德行、才能之高下,把士人分成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士人凭借所获得的中正品,到吏部候选,吏部就根据其中正品的高下授予相应的官职。中正品高的,起家官就高一些;中正品低的,起家官就低一些。这就是九品中正制。

  中正品是九品,官品也是九品, 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中正品是士人个人的做官资格等级,而官品则是官职的等级。但两种九品之间也有一定联系,日人宫崎市定认为,中正品与起家官品通常相差四品左右。就是说,若士人被评为中正一品,就意味着他理论上最高可以做到一品官儿, 但他必须从比中正品低四品的官儿, 也就是五品官起家;若士人被评为中正二品,就意味着他理论上最高可以做到二品官儿,但他必须从六品官起家。以此类推,到了中正六品以下的官,就只能做无官品的流外之吏了。

  从形式上看,中正应参考社会舆论,根据士人的德才来品评,好像并没有优待士族。但这是一个士族政治的时代,不久就变成了按父官位、家族门第来定品了,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中正制度在事实上维护了门阀特权。

  魏晋南北朝士族的选官特权,就相当之大了。当时士族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史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公”就是三公或八公,是宰相级的;“卿”就是列卿、九卿,类似今之国务院各部部长。这就好比说:总理的儿子接着当总理,部长的儿子接着当部长)。 南朝王僧达出自琅邪王氏,他做官时“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 其孙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年望为公辅”。南朝史学家沈约曾有比较: “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意思是战国秦汉选拔高智能的人才来管理其他人,等于说是选贤任能的;而魏晋以来情况变了,人先天就有了贵贱之分:生于高门则天生就高贵,就能做高官;生于寒门则天生就低贱,只能做小官,甚至根本没资格做官。这个时代“士庶之科,较然有辨”,谁是高门士族,谁是寒门庶族,泾渭分明,世代不变。

  至唐,九品中正制被废除。

  (三)门荫与恩荫

  中古士族的巨大特权,在唐代一下子降不下来,所以唐宋时期的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

  唐代法律规定,皇亲国戚、有封爵者可以门荫,五品以上官僚子孙也有资格门荫;六品到九品官子弟,可以从“品子”出仕。“品子”就是根据其父品级,给儿子出身品级的意思,实际也是门荫。

  大致说,三品以上官子孙,给七品出身;四五品官子弟,给八品出身;六至九品官子弟,给从九品出身。一家不限一人,全家子弟都有份儿。九品官僚全都有荫子权。 一二品官甚至可以荫及曾孙。唐代的六部尚书是三品官儿,七品则是县官的品级。拿今天的话来打比方:唐代部以上领导,其儿子生下来就注定了是县处级干部。唐代门荫优于科举,因为由门荫最高可以获得七品出身,而进士及第只能获得从九品出身。

  不要误以为唐代实行科举了, 官僚就都是考上来的了。其实相反,唐代官僚大部分出自门荫。宋代依然如此,官僚大部分来自恩荫,而非科举。宋代科举已颇繁荣,科举取士年均高达360人左右,而恩荫入仕年均500人左右。当时 “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赵翼)什么官的子弟从什么官起家,都有明确规定,如宰相的儿子从诸寺丞起家,副宰相的儿子从太祝郎、奉礼郎起家。

  明清皇权专制高度强化,“皇权强则官权弱”,恩荫制度虽依然存在,但已有了较大变化,特权缩小了。首先,此期恩荫变成了“官生”“荫生”形态。即,一定品级上官员,其子弟一人可以进国子监太学读书。这等于只给了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比起直接给官、给品级,入仕特权显然缩小了。第二是品级限制大大提高,明初官生面向一至七品子弟,后来缩小到三品以上;清朝限于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第三是人数大减,一家只限一人。第四是官生、荫生要学习三年,入学、毕业都有考试。第五,科举而来的举人、进士更能保障政治前途,可以光宗耀祖,比官生与荫生优越。最后,就是明清的官生或荫生规模非常小。明南京太学洪武二十四年(1391)民生为1487人,官生仅45人;洪武三十年民生为1826人,官生仅3人。可以说,明清高等教育与最高学府的公平开放,完全就是现代水平。

  (四)历代官僚选官特权变迁

  总的看来,周代公、卿、大夫、士各级贵族都有特权,世卿、世禄、世官,这时的特权相当之大。秦汉任子制,所任的郎官不是官,只是值勤站岗的侍卫,且限于二千石以上官子弟,相当于后代四品以上, 一家只一人,这种特权相对较小。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子弟“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这个特权相当之大。唐代五品以上门荫、六品以下品子,九品官全都有特权,一家不限一人,这个范围很大。宋代大约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弟可以恩荫。明清不再向官僚子弟直接授官、给品级了,只是做官生、荫生,一家仅一人,大致限于四品以上,特权大为萎缩。这样的变化轨迹,对理解中国政治史很有帮助。

  四、科举考试:公平竞争

  (一)唐宋科举

  察举制以举主推荐为中心,科举制则允许自由投考。在察举制的进化中,一些科目逐渐采用考试了。那么发展到何时,士人不需要被动等待推荐,而是可以自由报名参试了,就将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下令,本次大臣、地方官举荐人才,允许士人“投牒自进”,即主动报名。此后“投牒自进”逐渐普及到了各个科目。以王朝设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为特点的科举时代,拉开大幕。

  唐代的科举考生有“乡贡”“生徒”两大来源。“乡贡”是自由报名的士人,他们若通过了州县考试,就获得了参加中央考试的资格。 “生徒”是国家学校的学生,在经过学校考试后,也可以参加中央考试。按,南北朝的皇帝,往往就让学校的学生直接参加科目考试。至唐,“生徒”成了考生的来源之一,这反映了学校与科目结合起来了, 教育培训跟考试、录用、任官初步一体化了。

  两批考生随后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有很多科目可供考生选择,如进士、明经、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等。可见科举制在创立之初,还保持了察举制的一大特点:分科取人。不过到了宋朝, 就出现了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的趋势。经过金元而至明清,基本就只考进士一科了。

  宋代形成了三级考试制度:州县考试、尚书省礼部试,再加上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实行不久,就取消了黜落之法,参试者一律录取,以显示皇恩浩荡。殿试的功能,就变成给进士分甲授予学位。宋英宗把一年一试,改为三年一试。

  至此已能看到这样一些大趋势:

  1.从世卿世禄发展到举荐,再由举荐发展到考试,是周以来三千年选官变迁的一条主线。

  2.学校与科目的结合日益紧密。唐朝的生徒已成为考生的一大来源。北宋末年一度废科举,完全采用学校考试来录用官员。经过金元而至明清,学校与科目完全合一,要参加科举必须首先入学读书。这样, 教育培训与考试、录用、任官,就完全一体化了。

  3.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的趋势。帝制前期偏重分科取人,而明清不分科取人,士人基本上只考进士一科。这个变化的意义,首先是能简化制度。进而还能带来一个社会效益:更便于保障公平竞争,维系社会流动。历史后期文教繁荣,人才的供应已不成问题。此时的科举几乎变成了一个全体士人参加的社会流动游戏。各地各阶层的士人按同一套游戏规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沿同一条跑道公平竞争,以期“知识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进入统治阶层。所以,历史后期的科举制的功能,跟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存在着很大相似性:不仅用于选拔称职的人才,而且事关社会流动。公元7世纪中国就开始实行了科举制,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民众对公平的期望值,不妨说考什么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同一标准、同一方式下的不同结果,优胜劣败。这最终导致了分科取人之法的衰落和诸科向进士一科集中。公平原则不断被强化,专业原则就相对淡化了。

  (二)明清科举

  明清是科举制高度成熟发达的时代。此时因科目与学校已完全合一,所以考试的流程, 看上去就分外漫长。不妨把它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入学及学校之内的考试,第二阶段是传统意义的三级科举考试。

  第二阶段最后的 “朝考”,这里解释一下。殿试及第的进士还可以参加一次朝考,及格者可以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高级进修生,在翰林院修习三年,结业后可在翰林院留任编修、检讨等职,由此就获得了“翰林”的资格。明清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经庶吉士而为翰林, 就有希望进入内阁做大学士。所以庶吉士有“储相”(未来的宰相人选)之称。就做官资格而言,庶吉士与翰林,也不妨看成一级学历。

  为了这样的晋升机遇,很多进士乐于参加朝考,去做庶吉士。较早时候,杨树藩有统计,清代进士约有43%做了庶吉士。邸永君的最新统计显示,清朝每科进士录取平均230多人,其中平均有51人考上了庶吉士,占进士的1/4以上。清雍正之后定型的朝考,实际已成了第四级考试。

  (三)科举制与社会流动

  历史后期,特别是宋明清时期,科举制有效促进了社会流动,提高了统治集团的更新率。唐后期的宰相,出自科举的已高达80%。北宋71 名宰相,有64名出自科举。不计皇帝,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是最高学历。 明清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清朝二百六七十年,做了内阁大学士但没有进士学历的,只有左宗棠一人。

  唐代科举及第者,约1/4来自寒素士人。《宋史》有记载的官员, 有46.1%来自寒族。对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考察显示,非官员家族出身的进士,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5%。何柄棣考察了多达 12226名明清进士的家世,结果显示,此期进士中三代无任何功名者, 占30.2%。

  这样的社会流动规模与统治集团更新规模,虽然比不上现代社会, 但多少已有一定可比性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普世价值,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应得到享受生活的同等权利,每个人应得到发挥能力的同等机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理想。而我们中国人在公元7世纪就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科举制,它给了绝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知识改变命运”,通过文化知识竞赛的方式,一种比靠血缘、靠金钱或靠马上抢夺天下文明得多的方式,实现向上流动。可以说,科举制体现了中国人在寻求人类平等的道路上的历史探索与历史贡献。

  降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从理论上说有三种途径:第一,降低等级高度,尊卑贵贱贫富的差距不能太大;第二,增加上升通道,让各行各业都能到达顶点,条条大道通罗马;第三,活跃社会上下层的对流。 由此可以看到,科举制主要是通过第三种方式,即活跃社会上下层对流的方式来增进平等的。不过传统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尊卑贵贱贫富的差距悬殊;在这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就是唯有做官高,造成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样两个情况,又限制了科举制积极作用的发挥。

  五、结语

  概而言之,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传统选官。

  在技术层面上,展示了“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的各自表现形式与关系变迁。

  在政治层面上,展示了选官制与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在贵族政治、士族政治、官僚政治之下,会有不同的选官制度与之配合。

  进而在社会层面上,可以看到,在传统中国选官制跟社会公平、社会流动息息相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是一个“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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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为先:打造不可复制的销售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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