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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 《资治通鉴》与王朝兴衰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汉堡大学、剑桥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特里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汉学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兼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主编的《中国家庭史》一书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9)、中华优秀图书奖(2008);合著的 《中国历史》一书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6)。为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首席主讲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学术史》《中西文化关系史》《中国历史》《中国家庭史》等。

  中国在治国安邦方面是有传统的。我使用“传统”这个词,并不是说我国在实践上取得了多高的成就。治国安邦在中国的经史学问里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问做好了就去当领导,领导做好了再去做学问,至少从字面上可以这么理解,但学术上有更复杂的解释。中国人做学问,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 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不是没有钱,而是指政治地位不太高。当有一个机会的时候,读书人就做一些有利于天下苍生百姓的事。《中庸》里曾说,“唯天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四书里的每一本书都是指向怎样治国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与西方比较一下。西方在15世纪以后才有近代化的民族国家。15世纪前,西方是封建社会。西方当时的观点是: 我的臣民的臣民不是我的臣民。比如说英国国王,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他的领地。他没有统一的军队。如果外敌入侵就像中国周朝一样,各个诸侯带自己的军队去保卫国王。但中国不一样,中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就是中央集权国家。郡县都是直属中央的机构。到秦始皇时,海内皆郡县。国家是中央集权制,有统一的官吏考核任免制度,统一的军队征调布防,统一的赋税征敛和分配。持续几千年都是如此,不像西方亚历山大、凯撒大帝或者汉尼拔,人还没完帝国就崩溃了。在广土众民的漫长时间里,要保持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维持国力不断向上发展、繁荣、 昌盛,在当时通信和交通很落后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这样。有些小的城邦,如希腊、斯巴达、罗马持续繁荣的时间很短暂。中国在治国方面是很有传统的,并注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总结历史经验的著作。

  一、《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书

  康熙和乾隆都读过《资治通鉴》,张居正曾亲自给万历皇帝讲解过。他们从《资治通鉴》中读到了什么呢?是治国安邦的经验。我们根据司马光的指引,从一些史实谈起,总结领导者治国安邦的经验。

  毛泽东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 《资治通鉴》。曾国藩对《资治通鉴》非常器重,说这是一部经济天下就非要读的书。曾国藩曾说过,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这个经济是经邦济国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治理、管理,不是 economics。曾国藩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经邦济世的书,没有哪一部超过《资治通鉴》。史部里有关于王朝兴衰、前贤往哲成败得失的记载。曾国藩还说了“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曾国藩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说他是对中国文化正宗“大本大源”把握的人。

  1954年,毛泽东在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容肇祖等12名著名学者点校的《资治通鉴》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两部书是不一样的。《史记》是中国正史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作者司马迁处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此前史书都是私家修的,后得到王朝的认可。唐代设了史馆以后,国家都要为前朝修史。《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是要探讨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读历史?司马迁讲了两句话:“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当今之世应该了解此前古人的发展道路和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借鉴。“未必尽同”,古今未必一样,所以帝王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事。“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古今不能搞混了,所以既要借鉴历史,又要避免食古不化。司马迁这两段话,前面三句话讲他的志向,后面这两句话讲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是非常理智的。

  (一)关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杰出领导人如此重视呢?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接续《左传》(《左传》的记载截至公元前403 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 年“三家分晋”到公元959 年五代终结长达1362年的兴亡史。全书计294卷300多万字。这一点与司马迁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从远古一直写到“今上”(汉武帝)有所不同。

  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代来编写的,如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种书编起来更不容易,因为容易写成流水账。但是《资治通鉴》读起来并没有这种感觉。它既有历史的发展脉络,对史实也交代得很清楚, 这是司马光的高明之处。

  司马光(1019—1086),今山西人。他在给宋神宗赵顼的信中,谈到编写宗旨时说:“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之文字繁多,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更无暇周览。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 就是考虑到人君政务繁忙,渴望了解历史知识又无法通览现有史书的需求,因此删繁撮要,以编年的方式,编纂一部内容条贯、叙事清晰的简明通史;其内容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过程中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宋神宗非常欣赏司马光编纂的这部史书,慨然为之作序。该书本名《通志》,神宗改赐佳名《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这符合古代人治国和治学的宗旨。治学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马光说,我现在“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他对自己描述得很清楚,说我现在老了,眼睛看不清了,牙齿也没几颗了,精神也不太好,刚刚做的事情转过脚就忘了。但是他强调,“臣之精力, 尽于此书”,即我的精力都用在这本书上了。他希望皇帝能够有时间赐览,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司马光是希望给领导提供借鉴,所以《资治通鉴》就问世了。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通鉴》成了一家族。《通鉴》本身是模仿春秋《左传》的写作方式。《续资治通鉴》也是如此,此后还有《明通鉴》《清通鉴》,所以成了《通鉴》的一个系列。朱熹及其以后的学者觉得《通鉴》内容太多,又编成 《通鉴纲目》《通鉴辑览》,都是按照《通鉴》的模式编的。《通鉴》 家族的一个偏支就是《通鉴纪事本末》。《通鉴》是按照年代编的,但是按照年代编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安史之乱”八年,这八年记载了很多事是交叉在一起的。袁枢把《通鉴》重新编写,把《通鉴》的内容分成239个事目,只是按照事件的发生时间重新抄写了一遍,抄成了 《通鉴纪事本末》。这本书非常好,因为读者按照事件来阅读,对于事件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得非常清楚。这又成了一个系列,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1926年,《京报》请梁启超先生给大家推荐一些人文基本阅读书目,他当时推荐的就包括《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总之,《通鉴》成书以后,成为皇家教育的必备教材之一。张居正曾专门给万历皇帝讲《通鉴》。现在也出版了 《资治通鉴皇家读本》。

  为什么毛泽东读《通鉴》17遍?因为他确实觉得《通鉴》有利于他借鉴历史经验。有时候他读着读着就忘了吃饭,忘了弹烟灰,真的是入迷了。这本书读进去以后,就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智慧。

  (二)《通鉴》提供的历史经验

  《通鉴》它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历史经验呢?

  司马光在这部书里面叙述了22个王朝的兴衰。第一个是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部分。他是从战国开始写起。为什么从公元前403年开始写起?司马光有他的说法。秦汉统一的王朝,中间包括一个短暂的新莽和东汉。中国将近300年的分裂,除了西晋将近50年的统一以外, 接着是魏晋南北朝。司马光非常讲究正统。他认为南朝是正统,西晋完了以后就是东晋南朝。北边是五胡十六国,接着是隋唐五代十国。五代包括梁、唐、晋、汉、周。在司马光记载的22个王朝里面,秦汉和隋唐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一统的王朝,秦短暂,接下来是汉;隋短暂,接下来是唐。一汉一唐让中国的文化、历史、疆域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以后的历史《资治通鉴》里没讲。可以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秦汉把春秋战国的乱象给统一了,秦是制度上统一,汉承秦制,各个方面都有发展。隋把魏晋南北朝将近300年的分裂统一了,但是隋很短暂,不过制度是隋朝建立的。唐进一步发展,将近300年的天下。五代十国都是分裂的,宋、辽、金、夏更是如此。元、明、清又是统一的, 其中明、清各有26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历史确实是在这样一个循环方式下进行的,但是每一次分裂都有更高一级的统一国家出现。

  司马光总结出什么经验呢?他说领导是关键,人君是核心。他特别强调一个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德对国家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说不, “人君”应该有更主要的责任。他把领导分成五个不同的类型。他在 《资治通鉴》里面没有明确的分类。但是他在给哲宗皇帝编的《资治通鉴》的一个简本叫《历年图》中,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1362年的历史,与《资治通鉴》是完全一样的年代记法。在这里面他说领导有五种:一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自我约束;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四为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五是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他把这1362年的20多个君主分成这几种,他认为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最糟糕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 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 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性不受法则”这几个字大家别小看了,“依法治国”这四个字是法家提出来的,韩非子就提倡依法治国。中国古代是讲法的,但是法是在人治的基础上。圣君贤相都受法则的约束,昏君奸相全当无法,不受法制约束。但是在国家治理过程当中有明确法律。帝王因为不受法律约束,所以荒淫无厌、刑杀无度, 民怨沸腾,国家自然就灭亡了。《资治通鉴》正面褒扬了唐太宗那样的仁明之君,批判了隋炀帝那样的荒淫之主,记述了刘邦等创业者的艰难,揭露了秦二世等乱亡者的无耻。一部《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不同的众生相,也留下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教训。

  司马光的评论往往用“臣光曰”的形式。他在给宋神宗的上疏里说,“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就在这儿。他所指是:第一修心。修心有三个要点,治国有三个要点。修心三个要点是仁、明、 武,治国三个要点是用人、信赏、 必罚。仁、明、武是古汉语的词汇,1954年搞白话文后就很少用了。什么叫仁?我们现在也使用仁义、 为富不仁或者宅心仁厚等词汇,但是词义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更多时候是使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我们目前对古人的词汇内涵已经比较陌生了,但它的内容指向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说这六件东西,我过去献给仁宗皇帝,又献给英宗皇帝,现在又献给陛下神宗皇帝,我平生所学至精至要都在这儿。《资治通鉴》提供什么历史经验呢?司马光认为:

  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人君要具备三条关键品质:仁、明、武。治国的关键三条是:用人、信赏、必罚。所谓“妪煦姑息之谓也”,妪是老妪,煦是和煦,春风和煦,姑息就是不忍心原地处罚,叫姑息养奸。他不是指的婆婆妈妈那种,或者韩信说的妇人之仁,而是讲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这才是人君之仁。所谓仁就是讲政治影响力。什么是政治影响力呢?就是跟着领导干这件事的理由。领导得让别人认同你或者服从你的领导力,争取民心。争取民心有哪几条呢?包括“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要加强教育,重视教育,重视民生,让老百姓肯跟着你走。这是讲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影响力。古人的仁更多包括爱民、养民。什么叫人君之明呢?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 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主要是指有判断力,辨别是非、察觉安危、识别人才贤愚忠奸的能力。人君如果是非不分、忠奸不分是不行的。什么是人君之武呢?“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用现代汉语来讲就是决策能力和付诸实施的能力。人君在这三个方面都兼备了,国家就强大了,缺一个衰,缺两个危,缺三个国家就灭亡了。

  治国也有三条。那么人君如何来治国呢?

  司马光说: 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官人是指干部的任用,赏罚就是激励机制,就是如何鼓舞下属去认真做事。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 必罚则是外在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交集就是“用人”。这其中包含了法家的思想。法家讲信赏必罚。这是韩非子的话,“必罚明危、信赏鉴能”。习近平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次提到三刘:刘邦(西汉缔造者)、刘秀(东汉缔造者)、刘备(蜀汉缔造者),其实这三个人自身没什么特别高超的本事,他们的本事就是让那些有本事的人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去做事。如何让下属全心全意去做事呢?领导要有激励机制,激励下属为你去做事,所以古人就讲信赏必罚。今天的激励机制应该是多方面的。所以司马光讲,“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关键是用人的问题,所以用人是人君之道的核心。司马光把用人得失看作治国安邦的关键,认为善于用人是人君治国的不二法门。“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 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通鉴》卷一百二)。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兴衰。关键是用人,人君之道一,就是用人。用人是关键。

  但是怎么样去用人呢?那就要识人、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譬如,如果根据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下属,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如何知人?行胜于言。譬如说,“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产,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通鉴》卷七十三)。“行胜于言”,司马光在实践中考察人才、按照政绩选拔人才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领导者用人也很有启发。

  《通鉴》反复记载了历史上创业君臣用人上的成败得失。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通鉴》突出了其用人上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用人要赏罚分明: “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用人要充分信任人,敢于授权:“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通鉴》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通鉴》卷九、卷十、卷六十三记载,魏得许攸破袁绍,汉得陈平诛项羽。许攸本来是袁绍的部下,但是袁绍言不听计不从。许攸建议他看好乌林的粮草,但是袁绍不接纳。 许攸建议曹魏在官渡,袁绍可以出一支骑兵去袭其老巢,到许昌把汉献帝拿下。袁绍还是不听从。领导如果对是非、安危搞不清楚是不行的。 许攸投奔曹操,曹操来不及穿鞋子赤着脚就迎出来了。许攸问曹操,你现在有多少粮?曹操撒谎,说差不多有够吃一年的粮。许攸说你说实话,曹操说差不多半年吧。后来曹操不得不说实话,只有半个月的粮草了。许攸告诉他,你现在去攻袁绍的粮仓。曹操马上采纳,结果取得了成功。项羽也不采纳陈平的建议,结果陈平到刘邦那里得到重用。领导如果忠奸贤愚分辨不清楚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司马光讲的这三点确实是核心问题,领导懂不懂政治,是否懂得争取民心,有没有判断力,决断以后能否马上采取措施。领导不能光看到问题而不能采取措施。

  古人治国是很有传统的。我们现在讲管理总是习惯去向西方学,其实可以先把中国祖先的优秀经验学来。因为西方与中国不一样,古今也有很多情况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其特色才不一样。我们有一套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办法,这些跟今天的治国领导学、管理学是相通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司马光在《通鉴》里讲的第一个故事把刚才讲的这些道理都写进去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智伯覆亡的故事,故事里出现了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家分晋的领导人。韩康子相段规,魏桓子相任章,智伯的谋士疵。相是诸侯国的宰相,下一级叫宰。司马光写《通鉴》第一个故事的第一句话就是“初命晋大夫魏、赵、韩为诸侯”。这是公元前403年。这一句话司马光做了一个长篇议论,这个议论太重要了。这是从分封制到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郭沫若谈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是从战国时开始的。“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纲纪哉?……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毛泽东说,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走向衰落的转折点。“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选择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开宗明义,与《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臣下做得不合法,天子还承认,那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因为封建制度被破坏了,整个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毛泽东专门谈了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司马光从这一年开始写,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司马光认为的这件大事就是春秋战国的分期,也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制度有问题不是三晋的坏,而是天子的坏,因为三晋本是大夫, 现在他们想当诸侯,天子就任命他们为诸侯,不是承认他们的胡来吗? 后来大夫把晋国给分了,他们自己成了诸侯,相当于一个地区闹独立。 司马光认为这是大事,这个变革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

  下面接触一下原典。司马光讲的仁、明、武这三点在这个故事中都可以体现出来。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想给。韩康子的相段规就劝韩康子,智伯好利而且刚愎,你不给他就会讨伐你,不如给他。他必定会向别人再要地。别人如果不给,他必然举兵相向,我们就能免于祸患静观事情的变化。这相当于把祸水引向别人了。康子说好。如果康子不给的话,智伯就会攻打康子。智伯势力强大是很危险的。段规把这个危险告诉了康子,康子采纳了。康子虽然不知道危险,但是他能够做出判断。智伯得寸进尺,又向魏桓子要地,魏桓子也不想给地。魏桓子的相任章劝说魏桓子把地给智伯。魏桓子说,智伯无故向我要地,我为什么要把地给他?任章说您说的不错,智伯无故来索地,诸大夫一定会害怕。我们给他地,智伯会更加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诸大夫因为害怕,关系会更加密切,以诸侯团结相亲的军队去对付轻敌的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 必姑与之”。任章说,我们选择可以交往的人谋划去如何对付智氏,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智氏刀上的肉。桓子说好,又给智伯一万户人家的城邑。魏桓子也懂得把祸水往外引,而且他很清楚,让智伯更加骄横,其他人也就害怕了,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这就是懂得明和武。“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 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赵襄子不愿意把地给他,智伯大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韩、魏对智伯心怀不满,怎么会与智伯一心呢?这其实就像前秦苻坚带着姚苌去打东晋一样。赵襄子就逃跑了。他说我能往哪跑呢?随从们说,山西的长子近,而且长子的城池很厚且完整。赵襄子说,“民罢力以完之”。罢就是疲。老百姓费力、尽力来修筑这个城池,你又让他们用命以死相守,谁会来守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很丰实。襄子说,邯郸的仓库怎么会丰实?邯郸的钱库不就是老百姓的钱吗?现在我到那里去,让百姓们去守城,等于就是让他们去送死一样,谁会跟我们一起?襄子说,也许晋阳是最好的。 因为我的先人在这里有恩德,而且那里的领导对老百姓非常宽厚,老百姓一定会与我一条心。所以他就逃到晋阳去了。三个不同的城池,长子城池强但是民心不可用,邯郸粮食多但民心同样不可用,晋阳因为领导宽厚所以民心才真正可用。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 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

  三家用水来灌晋阳,城池只有三版的位置没有进水。灶堂里青蛙跑来跑去,但是“民无叛意”。为什么民无叛意?因为这里的百姓感恩赵国的先人,而且这里的长官尹铎又宽厚。百姓对政府没有不满意之处。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可见智伯很骄傲。司马光通过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智伯的骄傲描述得淋漓尽致。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也可以把一个国家灭亡了,可见智伯非常狂妄。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康子,康子用脚踩了一下桓子。这两个人心想,这次把赵国灭亡了, 下次就轮到我们了。 疵是智伯的一个谋士,他告诉智伯,韩、魏必定会反叛的。智伯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疵说,这是一个平常人的正常反应。韩、魏出兵与我们一起攻赵国,赵国灭亡了,下次就必然轮到他们了,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我们相约把赵国打败以后,三分其地。如今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赵国人和马互食,城降有日,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高兴的样子。 疵确实是一个智能之士,他能以情理度之,猜测这两位要背叛。那么智伯怎么做的呢?智伯把疵的话告诉了二子。这两人说这是谗臣得了赵氏的好处为赵氏游说,使你怀疑我们而放松对赵国的进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两家怎么会无视即将得到的好处,而背叛你是又危险又困难且完全做不成的事。 疵进来后问智伯,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这两位了呢? 疵说,我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就快步走了,我就知道你告诉他们了。智伯不采纳疵的建议,还傻乎乎地告诉人家。 疵知道智伯要灭亡了,他就找个机会出使到齐国去了。韩、赵、魏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联合起来攻打智伯,智伯被灭亡了。同样是谋臣,那两家君主就能听进去劝谏而且采取了措施。智伯的属下并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能力指出危险所在,但是智伯既不明又不武,判断不出安危,所以智伯的下场悲惨。司马光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他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但故事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谁赢谁败,为什么成为什么败。司马光的写法大多数都是这样,他将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讲得很清楚。《通鉴》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归结到最后是司马光总结的经验。

  二、“千古兴亡多少事”

  我主要选取了秦汉和隋唐这两个重要朝代的一些事,把司马光给我们道出的历史情境做一个分析。我们将1300多年的历史分为先秦时期、 秦朝和楚汉相争时期、西汉时期、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在此不能一一讲述王朝的兴衰,我们把《通鉴》里提供的最重要的史鉴进行分析。

  司马光分析了人才问题、决策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经验对今天仍有意义。

  (一)人才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秦朝统一天下?

  先看秦的发展历史。秦是古代西边很落后的一个国家,是接近蛮夷的地方。它的发展有三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是公国时期,秦襄公是诸侯王。第二个是王国时期,秦孝公是王。第三个是帝国时期,秦始皇是皇帝。秦朝兴起的关键原因是拥有人才。秦穆公、秦孝公、秦王政这三个王都很重要。秦得由余而霸西戎。由余是西戎的一个人才, 出使到秦国。秦穆公跟他谈了以后大吃一惊,心想西戎有这样的人才是我国之忧。那怎么把由余弄过来呢?秦国人最毒的计策就是反间计,反间计就是使戎王不信任由余,由余就逃到秦朝来辅佐秦穆公。百里奚本来是楚国人,楚国不用他,他就到了虞国。虞国是一个小国,他在那里被推荐为一个大夫。虞国国王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唇亡齿寒”的典故也是从这儿来的。晋国要讨伐虢国,想从虞国借道去消灭虢国。虞和虢都是小国,同盟关系。 虞国国王为了得到晋国的利益就同意让晋国打虢国。百里奚就说,怎么能这样呢?唇亡齿寒,虢国被消灭了下次就轮到我们了。虞国国君不明白这个道理,贪恋晋国送的财富和古玩。最后虢国和虞国都被灭亡了, 百里奚也成了奴隶,逃到了楚国。楚王让他去养牛。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能人就想把他引渡回来。别人告诉他,你把他引渡回来就相当于告诉楚国他是人才了,所以你不能把他引渡回来,用五张公羊皮把他换回来就行了。百里奚被换回来后得到了重用,又把中原的文化引到了秦国。 秦国后来陆续又得到了范雎、商鞅、王翦等人才。六国中有五个国家是王翦灭的。商鞅的改革使秦国真正走上了发展的道路。《通鉴》记载了一些事情,一个叫郑国的人被秦国引进来修渠。结果修了几年用了好多民工,最后发现他是六国派来的一个奸细,用修水渠的办法让秦国劳民伤财,没有精力去攻打六国了。秦始皇发现后很生气,想把他处死。郑国说,渠马上就修好了,这个渠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秦始皇不仅没杀他,还命令他继续修渠,这个渠就叫郑国渠。但这件事提醒了秦国人, 使秦国认为六国来的人才都是别有用心的,所以秦王政就下了逐客令, 把六国人才都赶走了。李斯上疏,说明人才不能这样用。秦王政能听进去劝告,马上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王乃召李斯,复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骊邑而还。王卒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通鉴》卷六)。秦国还派遣辩士带着金银财宝到六国游说诸侯,对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收买。如果有才之人不肯接受收买,就把他刺死,或者用离间计离间君臣关系。秦国的人才战略就是如此。数年之中,秦国统一了天下。

  秦国在灭六国的时候,遭到六国的联合抵抗。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国坑掉了赵国40多万降卒,引起东方六国的害怕。它们团结起来联合对付秦国,最后还真有效果。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一个例子。 信陵君是反秦最激烈、最成功的一个人。魏信陵君“窃符救赵”后,被任命为上将军,也就是做军事最高统帅。秦朝派人拿着钱去离间魏王与信陵君的关系。信陵君为了救赵国,把晋鄙杀了。晋鄙的家人到处游说,公子在外十几年,现在在位将军诸侯都听他的,天下都知道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秦王又总是派人给信陵君写贺信,问信陵君你当魏王没有。“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娱,凡四岁而卒”(《通鉴》卷六)。赵国的廉颇也是被秦国用这样的办法除掉的。最后六国没办法了,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秦王,司马光非常不满意,做一个评论,“且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 炽如焱火。触之者碎, 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通鉴》卷七)

  对于秦朝的灭亡, 各种历史书中都讲了很多。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资治通鉴》卷九)柳宗元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朝的制度在汉朝已然得到了延续。政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失去了民心。其中也有人才问题。什么人才问题?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以后再不用六国的人才。他对六国的人才不放心,担心六国的人复辟。六国的臣民对秦始皇都很憎恨,张良曾经派人用椎击秦始皇。秦帝国皇帝接班人危机和秦帝国高层管理者内部的矛盾也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刘邦赢了项羽?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领导用人的问题,他就以刘邦和项羽为例。从公元前206—前202年,刘、项之间大战40多场,小战70多次,刘邦从来没赢过。刘邦输到什么程度?他的父亲都被项羽抓走了。项羽问刘邦你投降不投降,你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父亲给烹了。刘邦跟项羽耍赖说,咱们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把咱父亲烹了可别一个人吃了,给我留一杯。最后为什么刘邦当天子,项羽却自刎乌江?刘邦自己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他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当时群臣讲了各种理由。 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讲了这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资治通鉴》卷十一)刘邦有自知之明,一连讲了三个不如。但是他很清楚谁是人才,如何使用这些人才,所以他取得了天下。而项羽连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败给了刘邦。所以领袖的基本素质之一是会用人。

  项羽在他被围困的时候冲出去杀了很多人,大呼“此天之亡我, 非战之罪也”。刘邦与韩信交流时说:“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韩信就问刘邦,“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 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 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 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 故其强易弱。”韩信分析了勇悍、 仁慈、强大,刘邦与项王谁更高一筹?刘邦默然良久,承认均不如项羽。但是韩信分析了“项王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什么叫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把吃的喝的分给别人。但是如有臣下有功当封爵者,官印都已经做好了他舍不得给别人,所以是妇人之仁。放逐义帝,失天下之心。他放逐义帝, 在政治和道义上失分,任人唯亲, 不能团结诸侯,火烧阿房宫,残暴不仁。韩信分析了项羽这三个弱点。所以讲政治主要是讲人心。西汉学者扬子说:“天曷故焉!”项羽失败,天有什么责任?司马温公说“何预天事”,跟天有什么关系?所以项羽死时都不知道他怎么败的。刘邦很清楚赢在人才上。

  汉武帝在为政用人方面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汉武帝当了50多年皇帝,真正让中国走上了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到疆域的拓展都是汉武帝的功劳。所以毛泽东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有道理的。汉武帝敢于使用各种人才。他在文化上独尊儒术。军事上的人才有卫青、霍去病。卫青是一个家奴出身。霍去病去世的时候才20多岁。外交人才有张骞。科技人才有赵过。托孤的霍光也是人才。汉武帝曾有这样一段话, 也是《资治通鉴》留给我们的。他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通鉴》卷二十一)这话的意思是,我要立非常之功绩就要用不一般的人才,所以他令地方推察有特殊才能的人。有些人如不好驾驭的马,有放荡不检点的毛病,关键是怎么使用他们。汉武帝这个用人政策司马光也非常赞赏。 所以司马光特别加了一个评论: “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 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通鉴》卷二十二)上有什么样的政策,下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人才。武帝好仁治,自然会有伊尹、周公之辈应命而生出来辅佐;武帝好长生不老,方士因此而进,因而有巫蛊之祸。司马光最后归结到还是领导。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也是很有见地。他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元年)。唐太宗让封德彝推荐人才,好长时间都没有人被推荐,唐太宗问他为什么?封德彝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看见的都是普通人,没什么奇才义士。 唐太宗很生气,说君子用人就像工匠用锤子、剪刀,都是各取所长,古代得天下大治,我也不能到古代去借人才,是你自己不知道人才,怎么能诬当今之世没有人才?《贞观政要》也说:用人如器。唐太宗强调用人关键是用其所长,容人之短。东方朔跟汉武帝讲,“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朋”。水太干净了就没有鱼了,把一个人的缺点看得太清楚就没有朋友了。

  汉武帝说疑人要用,用人要疑,只要在用人的时候有制度约束就行。房玄龄是唐太宗的宰相,唐太宗当了23年的皇帝,房玄龄当了21年的宰相。尉迟敬德因为房玄龄窝囊看不起他。唐太宗曾赏赐两个女伎给房玄龄,房玄龄因为惧内而坚决不要,吃醋的典故也是从这得来的。但是唐太宗并不因为房玄龄性格窝囊而不让他做宰相。他给他儿子写了一篇文章叫《帝范》,讲做皇帝的规范。其中有一段专门讲用人,他说:

  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这段话的意思是,明主用人就像巧匠处理木材一样,直的做车辕,弯曲的做车轮,长的做栋梁,短的做栱桷,取之长短,各有所施。明主用人也是这样,有智能的取其谋略,有勇力的取其威猛,胆小怕事的取其谨慎。比如《西游记》,唐僧矢志不渝,有使命感;孙悟空武艺高超,能打走妖怪;猪八戒信息灵通,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食物;沙和尚忠诚、可靠、稳当,所以他管理盘缠、官文。这些都是关于用人的问题。

  (二)决策问题

  决策就是此前提到的判断力、决断力。《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唐太宗跟大臣讨论隋文帝。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唐太宗问房玄龄隋文帝是个怎样的领导。房玄龄等回答说, 文帝勤勉努力,每天工作到很晚,算是个励精图治之主。唐太宗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唐太宗指出文帝的几点错误:第一,文帝性格多疑,“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第二,群臣既知其刚愎自用,都唯唯诺诺,虽有错误,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唐太宗说,我就不是这样的,“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唐太宗的意思很清楚,用好人才然后让大家各司其责,用激励和赏罚分明的制度来驾驭他们。他拥有杰出的领导才能。

  唐太宗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我从小喜欢弓箭,骑马射箭打天下的。他的家庭也有很好的射箭传统。唐太宗说,我有很多自以为好的弓箭。当我问工匠我收藏的弓箭如何时,工匠说你的弓箭木心不直,纹理是斜的,纹理斜弓虽刚劲但发出的箭就不直了。我是靠弓箭打天下定四方的,但是我对弓箭还是看不准,所以我不能什么都管。唐太宗有很强的反省能力,能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有所领悟。唐太宗设置了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均能受到接待。

  司马光讲到用人,强调的是领导能力。什么是领导能力?领导能力就是用人做事的能力。《吕氏春秋》中说:“贤主劳于求贤,而逸于治事。”高明的领导者(所谓贤主)是教练员不是运动员,是用人之人不是做事之人,追求组织绩效不是个人绩效,提升领导能力不是业务能力,创造环境、提供服务不是直接创造效益。反面的教材如晚年的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处罚二十鞭子以上的案子,诸葛亮都要亲自审批。古人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抽鞭子是最轻的刑罚。主簿杨颙就劝诸葛亮:“流汗终日,不亦劳乎!”诸葛亮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他认为先帝刘备托孤给他,责任重大,所以他事必躬亲。最后什么结果?二世而亡。秦始皇也是二世而亡。秦始皇也是很勤勉的皇帝。《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处理120 石的公文,其重量相当于今天 480斤。结果秦始皇50岁就驾崩了。隋文帝每天也是非常忙碌,结果国家也是二世而亡。 为何皇帝勤勉而国家二世而亡?因为领导有领导的职责。基层干部要会做事,勤勉业绩,能够执行上面的意图,在细节上花工夫。中层干部要做人,善协调,把上面的意图变成具体的方案,出效率。高层领导像秦始皇、诸葛亮,要有胆识, 学会超脱,追求做事的价值。

  西方“管理学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奠定了西方管理学的基础。他提出了“例外原则”。什么叫例外原则?高层领导日常事务不要管,让别人去做。领导要管理例外的事情,如重大的人事布局和方向性的决策。所以唐太宗常讲“无为而治”,与泰勒的例外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叫“无为而治”?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治国之要,在于量才授职,精简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贞观政要》择官第七)。领导者要“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提升驾驭全局的能力, 把权力授予信任的人,这样才能做到仁、明、武。秦始皇、隋文帝、诸葛亮在领导艺术上都出了问题,他们管了本该下属做的具体事情,结果越忙越糟。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果一个高层领导,每天手机关不了忙忙乎乎的,那肯定是不行的。韩非子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领导要学会使用别人的脑袋。高层领导是上君,做好决策的事情就行了。我们古代在治国安邦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么悠久的历史下,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在落后的通信交通情况下,能够保持国家的长期治理和繁荣发展。如果从春秋算起,到现在也有2800 年的历史了,90%的时间内我们都是在进步的。西方的管理制度是从15 世纪以后才传到中国,而且先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再荷兰、英国、法国、德国,逐渐形成了这套管理制度。我们国家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确实应该好好总结和借鉴。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特别记载了唐太宗的领导经验。他说: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 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唐太宗说,我之所以能打天下就是因为这五件事。用现代语言归纳就是:第一用比自己强的人,不搞武大郎开店。第二用人所长,弃其所短,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第三要使这些人贤不肖各得其所。这需要具备用人艺术。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领导者都要心里有数。比如说诸葛亮斩马谡就有问题。当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计谋是马谡出的。北伐时,曹魏派司马懿来抵挡,诸葛亮碰到了一个劲敌,又是马谡出的主意。他使用离间计,在洛阳地区散布谣言,结果曹魏中计把司马懿撤了,诸葛亮连连得胜。马谡很有战略眼光,但是让马谡守街亭是个错误的决策。守街亭是一个战术工作,不是马谡的长处,所以最后街亭失守。诸葛亮斩马谡也没什么用,还杀了个人才。所以人才用错是不行的,人才就成蠢才了。第四容忍耿直者顶撞,领导身边得有讲真话的人。唐太宗就能容忍魏徵的谏诤。领导能够容忍下属讲真话需要有大修养。第五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一把手”不搞小集团。魏徵本来是过去要杀唐太宗的人,但是唐太宗一样的信任魏徵。管仲是要杀齐桓公的,齐桓公依然用他来辅佐自己。领导者要有这样的修养境界。

  (三)接班人问题

  接班人的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不便直接讲。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政变、动乱都与接班人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古代汉族皇室挑接班人一般是嫡长子,但是这个制度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秦二世政变夺权, 西汉惠帝死后吕后就掌权了。唐太宗也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宋、明、清均有在接班人问题上出现政变、动乱的情况。司马光在接班人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主要是在道德层面上,因为他无法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立嫡长子为接班人有两个问题:第一,嫡长子无论是傻瓜还是有贤能的人都要立,其目的是避免争斗。嫡长子如果没有贤能,就通过宰相制度来补救。宰相可以选任贤人。但实际操作中往往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明朝高度中央集权,朱元璋某种程度上把宰相制度废了。他在这方面做了一点纠偏。实际上明朝皇帝接班人问题是很不成功的。明朝皇帝昏庸的很多,像万历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清朝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康熙以后就不立太子了。第二,太子的地位很尴尬。太子就是等着皇帝死后接班,皇帝当然不舒服。皇帝和太子是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关系一般都很难处好。太子一般都会建立太子集团。隋文帝最后连上厕所都要人护卫,担心太子加害他。古代设立谏官制度来纠偏。谏官制度主要是从唐太宗、武则天时期专门设立的。这个制度过去也有, 但是如此系统的设立是自唐太宗时期开始。谏官就是专门给“一把手”提意见的。魏徵为什么敢给唐太宗提意见?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给“一把手”提意见。所以谏官制度我觉得可以借鉴。古今不一样,但是古人的优秀治理经验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谏官制度有它非常明显的意义。但是宋代谏官制度变味了,宋代谏官专门是用来对付宰相的,这就与唐朝不一样。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无非三种方式: 下层革命,如秦、西汉、隋、唐、元、明、清;政变,如东汉、曹魏、 东晋南朝;外族入侵,如西晋(五胡)、北宋(金)、南宋(元)、明 (清)。古代的民生问题、领导集团问题、边疆安全问题与今天不太一样,但是很多地方也有隐隐约约类似之处。

  三、小结:读史使人明智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说,所谓“资治”,不能仅是知道什么是“治”、什么是“乱”就可以了,而要“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如人照镜,“可就正焉”。而读者于历代兴亡、人之贤否之中,“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的人不仅要知道“治乱”是什么,而且要知道何以治、何以乱的道理。知道努力在治国实践中去取资和借鉴。通过对《通鉴》解读,可以简单归纳出几点:

  (一)用人机制:用长弃短

  用人关键要用长弃短,找出才能忠义之士。一个人四平八稳没有毛病,也许只是个一般才能的人。举个例子,子思对卫侯说苟变这个人是个人才。他可以将五百辆战车,就是有将军的才能。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当将军,但是这个人有个毛病,他当官吏的时候去收税,吃了人家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讲圣人之用人,就像匠人处理木材一样,要取其长弃其短,所以杞梓连抱那样的大树有几尺腐烂之处,良工不会不用它的。现在选爪牙之士,却因为两个鸡蛋把能够堪当将军的人才放弃了是很可惜的。我想古人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

  (二)君臣关系:和而不同

  君臣关系要互补,和而不同。领导要能听进去不同的意见。《通鉴》卷一记载:“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说的话并不对,但是下面的人都说对对对,都像一个人说的一样,都不敢违背他。所以子思曰:“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子思说,我看卫国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公子懿子说你怎么这么说?子思曰:“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引不已,国无类矣!”子思说,君主不对,但是臣子不敢指出来,大家真实思想君主都无法获知,这实际上助长了君主自以为是的作风。君主只喜欢别人的奉承谄媚,这是昏暗到了极点。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就要亡了。

  (三)决策机制:自知之明

  《通鉴》卷一,子思对卫侯讲:“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国事越来越糟糕了。卫侯问,你怎么知道呢?子思说:“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众生!”君主自以为是,但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说话自以为是,老百姓不敢指出来。君臣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臣下还都顺从。 善从哪产生呢?所以国家将要亡了。

  《资治通鉴》里提供了很多为政治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归纳一下司马光给我们讲的那句话,修心之要是“仁”“明”“武”。 仁是讲政治,明是要有判断力,武是有决断力。用人是关键,用人关键是怎么安排人,怎样去激励人,如何赏和罚。《资治通鉴》真不愧是中国传统史学长廊中的一朵奇葩。期待各位领导通过工作实践,细细阅读,琢磨和体会这座伟大宝库中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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