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yle，1795－1881）受到过不可知论的启迪。因为对西方科学的进步印象深刻，他认为：“人的灵魂是瓦斯，而未来的世界是棺材”。卡莱尔推崇历史“伟大人物”理论，该理论认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伟人的感召力和努力的产物，也是他们对大众产生影响的结果。卡莱尔写道：“宗教不可能由一个不合适的人创立”。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就相信任何宗教，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对的，相反，他认为，宗教的创立者清楚地存在于他们自己的思维中，在他们自己心中是真诚的。他们的生与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真实的，因此其他人才愿意追随他们，因为许多人的生与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虚伪的，因此才需要“承认他们的需求，认可上帝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源”理论（truthlivers)给予支撑。宗教的创立者居住在被老子（Lao
Tzu，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00年，在这一章稍后我们会讲到他）称为“超越了生与死的区域”的地方。他们遵从什么呢？他们遵从思维的清晰和行为的真实性。这就肯定是亚伯拉罕、摩西（Moses)、耶稣(Jesus)和穆罕默德他们这样的例子了。在卡莱尔看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仍然坚持亚伯拉罕信仰。
在不可知论的启迪之下，卡莱尔明白了，谬误的思想不可能长期地经得起人类智慧的考验，只有真理才能广泛地流传下去。所有宗教共同分享普遍存在的真理，这一点比他们的《圣经》里记载的细节更为重要。这可供被施以涂油礼的权贵和博学的学者来探讨教义的诠释。大部分宗教的追随者寻求定期受到真理之光的照耀，这样可以洗涤并净化他们的灵魂。
人们应该感激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的战略思想。因为他们已经预先知道犹太教未必能持续几千年之久，而且也知道基督教会非常兴盛。他们一定曾被共同的标准所打动。犹太人是一元论宗教的缔造者，也是《圣经》的原创民族。“一个神明、一个先知、一本经书”是强制性的三元政治——不过并不像东亚统治所面临的“没有神明、没有先知、没有经书”那么弱化。基督教也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阿拉伯人把基督教看成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许也可能是对犹太教的完善，不过总的来看，他们并不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一回事，即便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如马龙派教徒，Maronite）、信奉基督教的波斯人（如景教，Nestorian）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如科普特人，Copt）。但是7世纪的阿拉伯人无法抗拒强制性的希伯来的最低纲领：“耶和华（Yahweh）、摩西、摩西五经”。因此，真主阿拉(Allah)、穆罕默德和《可兰经》(Koran)即刻就触动了阿拉伯人的心弦，很快就传遍各地，并被当作是“一个神明、一个先知、一本经书”的伊斯兰译文。
就像我的父亲和祖先一样，我也曾在中东和北部非洲滚烫的沙漠中跋涉过。那里几乎寸草不生。而在7世纪时，那里更是寸草不生，而就是在7世纪时，伊斯兰教在异国的精神食粮的哺育下，像野火一样席卷了那些沙漠地带。将柏柏尔人（Berber）和摩尔人（Moor）收入麾下之后，伊斯兰教汇集了一支1万人的精锐部队横过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 of
Gibraltar）到达了欧洲大陆。公元711年，伊斯兰征服者很快抑制了在没落的西哥特人（Visigoth,是3个世纪前洗劫过罗马的阿拉里克领导的野蛮人的后裔）统治下伊比利亚（Iberia）的衰退。伊斯兰侵略者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在去往巴黎的途中一路进行洗劫，还亵渎和掠夺了基督教的圣地。公元732年，形势发生逆转，在普瓦捷(Poitier)战役中，他们遭遇到战槌骑士(Charles
Martel’s
knight)而落败，撤回伊比利亚。在伊比利亚，伊斯兰的哈里发(Caliph)及其继承人苟延残喘了300余年，才渐渐放弃了在伊比利亚的全部利益，一步一步往回撤退，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到最后退到了摩尔的要塞格兰纳达(Granada)。伊比利亚并在1492年终于落入了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萨贝拉(Isabella)手中。同年，大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饱含苦涩地离开了伊比利亚。
但是，在摩尔人占领西班牙期间，多亏了摩尔人对北部非洲的影响力，才迎来了伊斯兰教统治的黄金时代。征服者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非常好奇，因此把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督教正典《圣经》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而且，因为盼望与西方文明有智慧的继承者（因为当时西方的罗马帝国进入了黑暗时代，这样的继承者在欧洲已经所剩无几了）进行对话，哈里发庇护并援助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和哲学家，并鼓励知识分子在伊斯兰社会中制造动荡。这样的宽容总是会引起思想的大融合，因此，那里涌现了一大批耀眼的伊斯兰哲学家、诗人、立法者、神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医生以及非伊斯兰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