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诞生与伊斯兰教诞生中间相隔600年，这也是造成全球紧张局势的一个原因。正如往昔未改革的基督教一样，未改革的伊斯兰教信奉原教旨主义，不愿意发展，抵制变革。然而全球化的力量改变了一切，因此，大多数伊斯兰教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有太多方面必须要适应。他们中有许多人有这样做的愿望，但是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跨越在政治、哲学、科学与技术发展方面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的好几个世纪的鸿沟，才能在几十年内取得明显的进步。印度现在正这么做着，这方面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但是，印度现在处于亚伯拉罕信仰的控制之下，而亚伯拉罕信仰的追随者以高傲和顽固、心存报复和不宽容而著称。这些品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也许发挥过有价值的作用，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进入成熟期，它们必定会显现出不利于人类进步的弊端。

　　   

　　请不要忘记，西方文化自身取得进步曾经是如何受到反动的神权政治和倒退的、在政治上对可信赖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不宽容的阻碍。这里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引用罗马教堂对伽利略（Galilean）天文学研究的禁令、英国国教和罗马的霍布斯（Hobbesian）式的政治理论审查制度、神创论者对达尔文进化论（Darwinian

　　evolutionism）的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物理学”（Jewish

　　physics）的禁止、结盟的美国人的反现实主义对科学本身的批判（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对每个例子进行详细叙述）。［4］然而，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已经证明是无法被遏制的，尽管教条的信仰在事实上反复抑制了它们的进步。

　　   

　　“精神上的真理”和“宗教上的敬畏”这两盏灯并没有因为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而熄灭。相反，承认人类对自然界合乎规律的方法的发现，实施一些能促进精神上的实践和维持宗教团体的技术，才能够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光明。科学与宗教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西方文明通过自己的两条分支促进了这两者的共存，也使自己变得更加卓越。伊斯兰文明也可以这么做。如果它这么做了，也将会变得更加伟大，会给人类的历史增添未来辉煌的篇章，会重现自己昔日的荣耀。可现在，在现代化和经济生产力方面，伊斯兰文明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和东亚文明。

　　   

　　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们对亚伯拉罕信仰的遗产忠贞不渝，沙特阿拉伯依旧是其精神上的发祥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到麦加朝圣是所有穆斯林精神上的责任。英国人曾派遣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到阿拉伯半岛帮助阿拉伯人，这助长了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政治战略帮助英国人打败了土耳其帝国，但同时也激怒了阿拉伯人，迫使他们继承了中东让人难以容忍的政见（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四章进行回顾）。同时，西方和中东国家既相互合作又不断发生冲突，长达几个世纪的冲突牵制着整个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进步。

　　   

　　犹太人在其间也许扮演着一个独特的角色，他们充当着全球争论的评论员（如果不是仲裁者的话）。犹太人是第一个继承亚伯拉罕传统的民族，他们听从上帝的指令，要“获取成功并繁衍生息”，虽然他们采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意外的方式来达到目标。在上帝那个指令的带动下，亚伯拉罕的后裔总计有大约30亿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从某种程度来说，犹太人了解基督徒和穆斯林应该超过基督徒和穆斯林了解他们自己，而且，犹太人对他们的了解必定也超过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相互的了解。许多世纪以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统治下，犹太人交替地享有繁荣和忍受压迫。现在，也许犹太人能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同胞之间敌对状态”的调解人，这将涉及到处于全球破坏性冲突之中的两种强大的文明。

　　    这里我向你建议（这也是我对信仰亚伯拉罕的民族的领导人的建议），支持他们对共同准则进行的高尚而勇敢的探求。我为他们介绍了里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托洛斯基是俄罗斯的一名犹太人，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红军的创立者。托洛斯基曾经一语双关地说：“你也许对辩证法不感兴趣，但是辩证法却对你感兴趣。”而这一样适用于全球化：你对全球化也许没有兴趣，但是全球化却对你有兴趣。这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领导人来说依然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清醒地知道，要保护他们追随者的生命。全球化会导致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有时候是出于好的用意，有时候却反被恶势力所利用。这些都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有着实实在在的关联——在控制论、重商主义及意识方面的革命——对他们各自所在的群体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全球化对他们产生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