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印度哲学的影响很重大，而且逐渐变得很普遍、很深入。随着亚里士多德的科学逐渐从雅典的哲学中脱离出来，它与印度的哲学相结合，在2
000年后变得非常先进。佛教徒的哲学（相对于雅典哲学来说，还很幼稚）可以简单地和任何事物结合在一起。 一位名叫曼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的印度人接受过英国法律和苏格拉底哲学方面的培养，而且受到新英格兰唯心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关于市民非暴力抵抗的论文的影响，他吸收了这些教导，并与印度严峻的现实（包括长期在性方面的节欲）结合起来。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甘地培育了足够的精神上的力量，并吸引了相当多的追随者，最终致使英国人“和平”而“友善”地撤出了印度。他还努力放宽印度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实施土地改革。甘地对压迫采取非暴力抵抗战斗形式——“不反抗及不合作主义”，或对真理毫不畏惧地坚持，在美国由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他发现这种战斗形式对促进非洲裔美国人获取民权同样有效）做了改变。后来，甘地和金都被暗杀了，但是，他们对地球村精神上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印度文化分散的雨滴沐浴了19世纪的西方，先于20世纪的季候风。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把印度的哲学看作是对抗苦难的万能药，而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George Ivanovitch
Gurdjieff)［8］在东方寻求揭示神秘主义。在自发的生命力体验打开了他的脑顶轮（crown
chakra，即天灵之源）［9］之后，加拿大医生R·M·巴克（R.M.Bucke）着手他终生的精神上的朝圣之旅。但是，20世纪初，当印度瑜珈修行者、操持大师斯瓦米·维维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时候，他很可能被看成是个文化怪人。正在此时，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预言东西方是不相容的。结果证明，吉卜林与其说是位诗人，倒不如说是位预言家。
一个世纪以后，新英格兰（美国东部地区）到处都有古鲁(guru，指印度教等宗教的学师或者领袖——编者注)、阿什拉姆(ashram，印度高僧静修所——编者注)和各种瑜珈营地。20世纪60年代是关键性的10年，在此期间，亚洲的哲学——印度教、佛教和道教——为主流西方文化所了解和吸收，这部分归功于知名的音乐家、诗人和作家，他们吸收这些哲学是为了他们个人精神上的进步，但在吸收的过程中，却使它们流传开来。这些做法也使他们在艺术进步上收获颇丰。
在流行音乐方面，披头士乐队及有关的瑜珈修行者玛玛赫西·麦海士(Maharishi
Mahesh)把先验的冥想整个灌输进西方公众的意识里。芝加哥的传奇南部乐队，即保罗·巴特菲尔德(Paul
Butterfield)蓝调乐队录制了他们的《东西方》(EastWest)专辑，其主打曲目将美国南部的迪克西兰(Dixieland)爵士乐与印度的一种传统曲调拉格(raga)结合起来。亲穆仪（Sri
chinmoy)大师成为约翰·麦克劳林（John McLaughlin，是融合了爵士乐和摇滚乐的吉他演奏家）印度教的导师。爵士乐的不朽人物维恩·舒特(Wayne
Shorter)、海尔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和拉里·科耶尔(Larry Coryell)发现了日莲宗教（Nichren
Buddhism,以佛陀的“妙法莲华经”为基础建立的一个日本传统教派），这不但提高了他们的精力和创造力，还净化了他们的心灵，同时激发他们在音乐上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拉维·香卡(Ravi
Shankar)的天赋，印度的古典音乐也在西方变得广为人知，还吸引了像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这样的人，他与香卡的唱片是印度的古老传统与欧洲相对近代古典传统完美的结合。艾尔·迪·米欧拉(AI Di
Meola)与拉克西米那拉亚纳·苏巴马尼亚姆(Lakshminarayana
Subramaniam)进一步融合了西方与印度的音乐形式。智者理查德·艾尔帕(Richard Alpert)使自己转世成为瑞姆·达斯(Ram
Dass)。犹太诗歌的三个代表性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鲍勃·迪伦(Bob Dylan)和莱昂纳多·科恩(Leonard
Cohen) ——都曾对佛教有过一丝兴趣，并使其发展成为传播到西方的印度哲学的一个分支。
印度的古鲁行业也开始萌芽。穿橙色衣服的印度教祈祷歌的演唱者，“被上天赐福”的古鲁玛拉吉(Maraji)，克利须那神的吟唱者帕布帕德(Prabhupada)，以及守教规的折衷主义的游民和顽固的嬉皮士，全部都被西方思想接受、吸收、反映并传播。
因为印度哲学对能产生、维持及毁灭宇宙的基本变动非常适应，西方的物理学和印度的宇宙哲学在原子时代也进行了融合。当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亲眼目睹了第一次核爆炸时，他深有感触，他想到的不是普罗米修斯偷取了神明的圣火，而是克利须那神变身成为毁灭女神卡莉（Kali)，还想到了她对令人敬畏的阿朱那说的话：“现在我变成了死神，是宇宙的毁灭者。”这一代人的下一代更爱好和平。戴维·玻姆(David
Bohm)是奥本海默的一位学生，他后来揭示了暗含的规则，还发现了量子的潜能，同时还与印度的印度教导师吉都·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合作，就全人类的教育和改良进行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