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培:如何面对不确定的世界

蒋锡培:如何面对不确定的世界

  编者按: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企业便感受到寒冬的残酷。

  在去年中国企业领袖峰会上,柳传志曾不无担忧地告诉在座的企业家们,“我阅历不够,没经过这种危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今年2月初,这位早已隐退多年的老将便宣布重出江湖。这一举动似乎在向外界发出信号,联想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严寒的冰冷刺骨中,“如何过冬”成为众多企业家们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至少这是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首次横扫全球、具备如此大规模杀伤力的经济危机。

  然而不少学者却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次天赐良机,而不是致命一击。周其仁指出,“最困难的时候可能是大转变的时机。”滕斌圣在题为《详解企业备战“过冬”三种方式》的文章中也持相同的论调,“改革开放30年间,这不是中国企业遇到的第一个冬天。在以往的几次冬天里,每一次都有企业倒下,但每一次都有企业仍然坚挺地屹立着,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冬天过去后,发芽、成长⋯⋯”

  2009年,《长江》将零距离直面企业家,力图呈现他们应对危机时的心路、思想、决策、行动。这些企业家将涉及高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色行业。本期的采访对象为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首期班学员、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和长江商学院EMBA8期学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王芳。

  企业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面临压力,尽管他没有必要对我们足够坦诚,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让这名中国南方商人目眩。他并没有假装自己能够搞懂引发经济危机的全部那些东西。他说,“我们对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状况还不是太了解,信息太不对称。”

  华尔街的把戏对于一名中国制造商而言过于高深。当然这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连巴菲特都坦诚自己对华尔街的很多工具目瞪口呆。奥马哈的圣人抱怨说,金融衍生产品让投资者难以理解大的金融机构,让人“彻底迷失”。而且,“实际上,最近的一些事件揭示出,那些供职于主要金融机构的CEO或者前CEO们,也没有能力去管理一个拥有如此复杂和庞大的衍生产品的生意。查理•芒格和我也在这个倒霉鬼名单中。”

  “在我了解你之前,我还更喜欢你些”,巴菲特引用一首乡村民谣的歌词说。不过对于这名中国制造商而言,事情无关“喜欢”与否。更重要的是他要看着自己公司的销售额下降和回款速度下降,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问题。

  只是作为一名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任何焦虑,他要像法俄战争时期的拿破仑一样,四处巡视,安抚手下的将军和士兵去忍受俄罗斯大地的严寒。“皇帝和我们在一起”,当拿破仑出现在前线时,法国士兵们总会抬起疲倦的头颅,像看天神一样注视这位危机中的天才人物。

  蒋锡培正是这样做的。我看着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同公司员工谈笑风生,做出关于未来的许诺,临别时激励般地拍拍肩膀。他要在不确定的时代为自己的下属们提供信心和确定感。对他自己而言,这也是惟一的确定因素:你只能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其他事情,就交给奥巴马、布朗和胡锦涛考虑好了,他称之为“我们所拥有的明智的世界领袖”。

  在过去的时间内,他已经成功地带领自己的公司度过了无数危机。已经广为人知的是,他通过几次改制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强大起来。他是善于把握风向变迁的高手,至少从商业轨迹上来看,在审时度势并且做出变化方面,他从未失手。这一次,他还在继续这样做:捕捉风向,做出变化。

  《长江》:你对现在的经济问题怎么看?

  蒋锡培:现在这种经济形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是回想起来,美国也好、国内也好,之前经济出现问题的征兆还是比较多,只不过作为我们,缺乏很多宏观数据,也缺乏系统研究,也没有更多地去重视,以至于现在使得很多企业措手不及。事实上现在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有很多数据可以佐证,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的严重下滑。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这种自我需求还是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期望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和难题,需要的是各个政府的最高决策者的非常智慧,需要他们协同、联手,在很多领域采取一致政策,营造振兴经济、稳定社会的良好法制和政策环境,营造企业家创业、创大业、创好业的信心,这是政府的责任。

  作为企业来讲,无论如何,它也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因为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长江》: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对远东和其周边的电缆产业集群有何影响?

  蒋锡培:当下的经济形势对很多企业都形成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而已。

  具体表现就是市场的需求趋减,另外,资金明显趋紧,不是说银行不给贷款,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银行巴不得给贷款,不贷给好企业贷给哪个?作为信用好的、有发展前景的,又有规模的公司,它肯定会贷款给你。但问题的关键是,前面的供应商、后面的客户,很多都吃紧了,它们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第三个表现是产品价格暴跌,10月份的价格和9月份相比,跌了40%,到12月份跌了60%,在这样的价格暴跌的情况下,销售收入要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很难了。我销售了同样多产品,原来可以卖一个亿,现在只能卖4000万了,你的利润不就下降了吗?

  还有,有些合作伙伴停产,或者因为还不起贷款倒闭了。中小企业倒闭潮,有些是因为企业本身规模不大,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经不起市场的竞争,但还有很多企业是大环境的牺牲品。比如外向型企业,怎么经得起3年当中汇率涨了百分之三四十呢;它怎么经得起取消出口退税呢?除了部分利润高一点的能吃得消以外,绝大部分企业是吃不消前面汇率、利率和后面税率的变化。还有就是《劳动法》,好不容易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初步打破了一部分人的铁饭碗——还不是全部劳动者,马上法律上给了所有人一个金饭碗,还打不破的。如果引发大量的劳动者与管理层及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引发群众斗企业家了。有企业家抗议,没有功劳仅有罪过了,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家的信心不光是遭受市场大环境的压力,还有法规和舆论的压力。这还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是一个方面,相关的政策法规,引发了深层次的障碍和矛盾也是一个方面。

  《长江》:这个时候最能考验企业家哪方面的特质?

  蒋锡培:可能在几个方面都能体现。一是毅力,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二是风险承担的能力,就是冒险的精神,有一些决策需要冒险的。第三是诚信,像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继续保持并实现你的承诺。第四是创新精神,遇到这种困难,是束手待毙还是努力创新,寻求变化。这些因素在这个时段内都会集中体现出来。

  《长江》:你们现在最需要获得哪方面的支持?

  蒋锡培:一定要营造鼓励创业、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环境。企业是这么重要,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国家繁荣和富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就是科学,不发展就不科学,发展就是和谐,不发展就是不和谐,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另外,创业阶段的税率,包括个人所得税,一定要放在全球经济当中去考量,否则就没有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出台一些针对企业的所得税和其他税费时,一定要综合考量企业的负担,是不是把企业放到全球经济当中还有竞争优势,创造财富的人,肯定会非常不容易,他会很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且最能合理利用财富,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如果我们承认资源在这些人的手里,他们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最好把现在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他在世的时候少收他的,死了以后多收他的,多收遗产税。当然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太急切,政府也需要思考怎样解决。

  《长江》:远东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因为此次危机而有调整吗?

  蒋锡培:首先,远东“三个主业加投资”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是不会变的。我们按照自身可掌控的资源、我们的能力以及做企业的规律来决定投资与否。

  一个企业不可能做无限多的事情。我们已经选择了三个主业:电缆、医药、地产。这三个主业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做企业还是要讲究专业,你要去做好你的第一主业,这是最关键的。选不好可能再去选第二主业。 一般企业要做到三个主业都自己去控股经营,已经难度很大了,特别是行业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要用心把三个主业做好。集中优势资源做好一件事情,有条件的情况下,再去做第二件、第三件事⋯⋯

  第二是投资,我们可以去投资一些比较看好的行业和企业。但是对这些企业不可能去控股和管理。

  《长江》:从远东和你个人的历史来看,让人称道的是你们的4次改制,于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善于探索和有远见的人,我不知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蒋锡培:我只是顺势。4次改制,被动为主,主动为辅,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顺应大势,要听党的话,这不只是说说。当时我只是选择了更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所以我只是顺势。

  尤其是企业发展到某种程度,更需要考虑到很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要创建“和与灵”的文化,这确实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追求和谐,我们也要灵活应变,这些都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长江》:现在你怎么去把握这种趋势呢?

  蒋锡培:首先要理清思路,积极面对,做好准备,抓准机遇;其次还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这是目的,所有的前提,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比如现在我要好好善待我们的员工,我非但不能随意解雇一位员工,我还得留住人,我还不能降薪,还要适当加薪,因为这个时候,不能给政府添乱,另外也更能吸引新的优秀的人才,也有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

  第三,重大的决策不能出错,前期要做尽量多的工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第四,一定是全力以赴打市场,争取卖出更多的产品,和你的客户一起共渡难关。

  第五,要和银行处理好关系,跟供应商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某种程度上讲,银行是我的客户,供应商是我的客户,最终的消费者也是我的客户,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

  第六,要练好内功,比如说制度层面是不是需要完善、业务流程是不是要重组,管理是不是要加强,比如财务管理、品质管理、营销管理,等等。

  《长江》:远东在电缆行业已经处于领先位置,却没有听到要并购同行企业,对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蒋锡培:其实并购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也曾经谈过多家,但都因为没有充分的互补优势而放弃了。我们希望彼此的优势可以互补,而不是简单的资产叠加。比如某一个地区,这个市场我没有,对方有;比如某个技术产品,我现在没有,但是对方有,我就可以考虑并购。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我们会走出这一步。

  《长江》:怎么看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蒋锡培:现在国家出台的一些产业振兴计划,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操作性也还比较强。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因为这些政策对于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关键是看企业自身如何把握好这些机会。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产能大量过剩,而且还有新的投资者不断进入。如果再不从宏观上去把握,不从资源合理利用这个角度去把握的话,实际上是资源大大的浪费。

  不过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肯定是立竿见影的,比如税收政策,它可以马上降低企业的销售价格,让公司去赢得市场。另外还有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虽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但也很重要。

  《长江》:你会考虑通过减薪、裁员这样一些压缩人力成本的途径来降低成本吗?

  蒋锡培:人力的成本当然是一个很多企业面临困境的一个原因,但它不是主要的。如果你有足够的生产订单,非但不会裁人,肯定还要招人。然后,如果要使员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工资和福利待遇是激励的最重要因素。

  

  《长江》:对你而言,觉得当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哪里?

  蒋锡培:就外部来讲,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很难估计,特别是我们对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状况还不是太了解,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最大的不确定。

  但无论外部确定或不确定,企业内部一定是把“市场”作为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的产品要能够赢得客户的认同,要有充分的竞争优势。外部是千变万化的,内部却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做好。

企业简介
长江商学院是由李嘉诚(海外)基金会捐资创办并获得国家正式批准,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赢利性教育机构,为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成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工商管理硕士授予单位”(含EMBA和MBA),其目标是在十年内进入世界十强商学院之列。长江商学院成立以来,一直以“为中国企业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企业家”为己任,并致力于创建全球新一代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是中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实行“教授治校”的商学院,体制上的灵活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学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长江商学院的教授均来自于欧、美和亚洲的世界著名商学院,教授通国际、通中国、通理论、通实践,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享誉国际。 2002年,长江商学院北京校区和上海校区相继落成,2006年正式开设广州校区,2007年西安办公室和成都办公室相继启用,目前已全面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覆盖全国、辐射亚太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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