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农业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欧洲，由于耕地较集中，加上专业化精耕细作，农作物存活率大大增加；相反，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耕地面积很小，且分布较分散，农作物存活率也相应降低。

但也存在类似之处，比如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在爱尔兰，农民家庭收入中，至少有80%都属于非农业所得。中国情况与此类似。我在云南农村考察时发现，当地农民家庭收入中只有30%来自农业，其他均来自农业外收入。因此，我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有挣取农业外收入的机会。正像欧洲所发生的那样，欧洲农民从事农业所得占总收入比例日益减少。

Michael ：加快小城镇建设（城市化的道路）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首先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依靠产业发展实现业兴城富，即以产业为支撑带动地方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发展。其次发展小城镇还需要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目的既然是发展农村，那就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否则小城镇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建设小城镇，必须注重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小城镇，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动力，使小城镇成为加工产业的根据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地。这样，既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Michael ：首先，教育问题是发展的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在中国，农村教育问题更加迫切。因此我认为，在国家宏观教育政策中，应当突出农村教育的地位，制订政策要有针对性。政府在制订教育政策时，应当正视农村教育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有针对性地突出农村教育的地位。首先要树立城乡整体教育观念，在教育政策上向农村倾斜，加快农村教育发展速度；其次要规范农村教育体制，适当调整农村义务教育下放最基层政府的做法，加大中央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中的责任；第三要确立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我知道中国正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其中科教兴国包括科教兴农，而科教兴农必须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因此，国家可以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在农村大量举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业专业技术培训以及农民高校，通过高科技农业示范和农村居民文化科技素质提高，培养现代意义上的农民，切实振兴农村经济。

其次要吸引投资。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了农村企业的投资能力。一个地区落后如果能有政府和其它地区的投资和帮助，就会得到相当快速的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建立良好的市场准入机制，消除行业壁垒，并进行必要的金融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和企业要提高自身素质，建立良好信誉，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Michael ：这需要在政府、农民和企业之间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明确各方的投入和权益。这三者如果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便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最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用长远的目光看待。农业发展更是如此，因此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规划和组织农业发展，一方面推行农业产业化，实现多元化经营，全方位提升农村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效率的原因，污染问题一直令人担忧，因此也要注意可持续发展问题，注意环境保护问题，如保护水土，空气污染等。

价值中国网：谈到政府，您认为政府在这三者之间应起到哪些作用？

Michael ：刚才说到教育时说到农村义务教育应下放最基层政府。其实不仅是教育，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一切能发展农村经济的权利都应该下放，这样当地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因地制宜，并主动承担带领本地发展的重任。其次，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市中心，并向外辐射，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另外，政府还应为农村发展制定更完善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给予政策优惠，并贯彻实施，起到正确引导和监督的作用。

价值中国网：您认为在这过程中会不会发生腐败问题？因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在工业和商业领域的改革中一直有这方面的教训。

Michael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腐败问题。要减少腐败，政府首先要建立良好的选拔机制，大胆创新，提拔优秀的人才领导一方。其次，要增强政府透明度，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另外，媒体也要发挥作用，做好人民的监督人。

价值中国网：了解到您不仅在政府、学校和国际机构任过职，还在一些企业从事顾问工作。从欧洲的情况看，您认为在学术机构和政府工作有什么不同？

Micheal ：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我在欧洲一些国家工作的经历来看，学术机构其实是政府部门的智慧库和顾问团。政府的职能以行政工作为主，不太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具体的研究，即使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学术研究机构为其提供顾问建议。学术机构当然无法代替政府来做决策，但是可以将几种不同发展思路的可能结果提供给政府，比如：往这一条路走，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往那一条路走，可能会有那样的结果。有了这些知识和建议，政府在决策时有了更多的依据，有了更好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