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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尊重、与分享

——对话达沃斯论坛中国首席代表韦瑞龙

 
   
[导语]现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的中国首席代表Christophe Weber先生,是一位非常帅气、英俊的年轻人。他为自己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而且内涵多元的中国名字:韦瑞龙。近日,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与韦瑞龙,就达沃斯论坛的一些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议程等话题,进行了视频对话(以下为对话内容的文字部分)……
林永青:我们知道您有在不同领域,如商界、特别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经验是否使您在现在这个职位上处理更加复杂的国际事务时减轻了许多压力或者说给您带了许多新的认识?
韦瑞龙: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或NGO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总是那样明朗。可能不同的文化导致每一个政府的构成都是不同的,体现在沟通机制上,理解事情的方式上。这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在40年前成立之初,就积极与政府合作沟通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不遗余力地积极协调与商业伙伴,各界媒体的关系,我们始终相信,只有彼此之间更深刻的了解与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合作。
林永青: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已经是在中国举办的第三届了, 和以往两届在中国举办有何不同?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从亚洲的优势角度来看,关于中国的发展问题会不会成为会议的一个焦点?
韦瑞龙: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第一次与达沃斯论坛会面是在1978年;而达沃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会议是在1980年,在人民大会堂;到了2006年,达沃斯开始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举办正式的年度峰会,我们看到温家宝总理的出席。在这里我要特别谈到每年一度的中国峰会的两个意义。第一,这次峰会提供给那些在特定领域不断改变着或者影响着世界经济结构的杰出的公司代表,比如说在互联网领域的谷歌,阿里巴巴,他们就在不断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包括消费模式,甚至经济的产业模式。

我们所做的正是为这些对世界经济提出新的思考,为NGO或者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毫无疑问,高速发展中的中国是最适合的地方。当然,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只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发展。象中东地区的企业、以及非洲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同样是我们所关注的。

另外,对于2009年的在中国举办的峰会,我想从这样一个认识来谈,实际上,这些年全球经济的重心一直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们想让全世界了解东方世界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以及做出的反应。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跟随这种趋势,给东方提供一个机会来对全世界说:看,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全球化,这是我们对于全球化做出的积极反应以及我们在全球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我们所承担的责任。

Christophe Weber
简介

韦瑞龙

 现任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中国首席代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特别代表。韦瑞龙在日内瓦大学获得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曾经担任过世界经济论坛欧洲和中亚部副总监;瑞士国家议会法律事务助理与政治事务顾问。


林永青:在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过程中,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我们看到了不少有益的影响。比如,中国欧美同学会召集了一些知名的中外学者,目前在做一些有关“中国与全球化”课题的深入研究,我的朋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这一项研究的牵头人,就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观点,你是否认为这种经济重心的“东移”,也具备着某些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的潜在风险在里边?
韦瑞龙: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可能我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风险来谈,我想对于西方的企业和来自东方的企业,比如说中国的企业,他们之间想要互相更好的深入了解对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他们需要的更多的对话与了解。这也是我们在世界各地举办不同的经济论坛的主要原因。因为这种对话的需要,这种加深彼此了解的需要。要知道,人们对于世界每天发生的事情总是充满好奇,由此我们正在努力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不断完善的交流平台的满足这些需要。
林永青:现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我的意思是:世界更加的全球化、更加复杂和不稳定,达沃斯论坛会不会主动改变一些原有的运作模式?论坛中有没有什么不适应于当前环境的运营模式?
韦瑞龙:我们总是努力做到有远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事物。首先,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的召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有完善的运作论坛会议的管理系统和经验,可能现在不少人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的连线,已经可以实现私人或者企业之间的对话,但是如何找到一种渠道面对面地加深彼此的了解,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才是至关重要的。

企业家们所做的应该是围坐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感受,想法与理念,然后共同创造新的事物。所以,可能最主要的改变来自于展示某样事物方式上的改变。实际上,论坛一直致力于打造这样一个被称为“工作空间”的概念,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利用先进的同传设备帮助他们顺畅的表达他们的看法、意见,寻求他们的共识。在这个“工作空间中”,他们会感觉到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沟通障碍。所以我想人们对于这种表象形式下的根本需求,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一直在改变的是寻找到的更好的表达这种需求的方式。

林永青: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经济振兴的政策,某些政策上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出现效果。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韦瑞龙: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并且以此举例来说的话,确实有这样一种趋势。在许多特定的领域,市场的参与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政府做出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完善这些体系,特别是金融这一块,政府已经或者正在更多地参与到刺激决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中国政府制定的一揽子消费计划,就是对经济发展很好的刺激。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趋势。而世界上不同的政府也在这些决策制定过程中起到了更多的领导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需要世界上不同的政府、政党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来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
林永青:达沃斯论坛是否会一直坚持施瓦布先生当初创立的非常独立的宗旨,比如不会过多地以涉及宗教,政治的方式或资源,来激进地扩展论坛的影响力?
韦瑞龙:我想是的。施瓦布教授在1971年创立了论坛,它一直是独立的。而独立的其中一层含义是因为我们采用会员制。我们有一千多家全球领军企业作为我们的会员。这些会员每年需要向论坛缴纳会费,才能参与到论坛的活动中去,一起讨论、分享和学习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成果,这些话题可能是专家学术上的发现,可能是媒体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甚至是政治层面的。所以独立的基础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是一个游说团体或组织,因此我们不会屏蔽任何一方的声音,我们选择分享和倾听,作为基本原则。论坛形成之初的主旨其实是决定并形成议题。所谓决定并形成议题就是指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核心与根本所在,然后寻求合适的方法去解决它。例如,我们实际上是第一个把气候变化问题提上议程的论坛之一。其实在2005年,我们已经和G8国家在一起讨论过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经济问题。所以正如我前面所谈到的,我们尽量做到有远见并把问题提升到全球性的高度来看。我们以全球战略性的眼光去看待并提出对地区问题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对待中东地区的问题上。同时,我们也会去关注某一产业的发展问题,比如能源,矿产,或者是移动产业。我们会试着去分析经济危机给每个产业内部带来的冲击。

在今年一月份,为应对经济危机,我们首先在达沃斯,形成了一些全球性的议题。然后我们会有七到八次区域性的活动,像在中东,非洲等地,我们都是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召开过会议。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地区性的峰会了解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不同地域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有一系列聚焦特定领域的产业峰会。而在今年九月份,我们会在大连举办“新领军人物”年会。因此,你看到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不是某一个会议,而是一种持续性、流动性、反复性的在不同地区召开的会议的一种继续,这些流动性的会议承载着相关信息的及时传递。

林永青:达沃斯的会员企业有一千多家,数量之多,论坛如何与这些企业建立有效地联系或者沟通,如何组织与他们的关系?
韦瑞龙:我们和论坛会员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对话机制,其中的许多会员加入论坛的时间已经超过四十多年了。有时候论坛组织得更像一个大家庭。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而我们会观察会员企业的内部组成,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利益。

让我们假设论坛中有一家公司想在中东投资发展,他们需要加强对中东地区的了解,我们就会建议这家公司每年去我们在中东地区举办的峰会。事实上,几个月前我们在约旦举办了峰会。在几天的会议中,这家公司的领导人可以见到超过一百位来自全球不同行业的CEO,可以有机会与超过70位内阁领导人会谈。在几天的时间中,这种所谓加强对于区域性的了解变得非常现实。而这正是基于有效的对话之上。

林永青:作为一家全球性的经济组织,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达沃斯如何协调好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韦瑞龙: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机制都是不同的。包括巴西的,美国的政府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有着具体不同的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实践方法。世界经济论坛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是在2006年,而在1980年我们就已经在中国举办过峰会,可以说我们和中国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非常紧密的。

对于我们来说,与各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只是工作中非常常规的一部分,我们所要做的正是要去适应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文化差异,应该说也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仍然采用君主制的国家——约旦,它有着特别的政体,领导人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但我们依然通过沟通,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兴趣所在,然后积极地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利益,结识了很多当地来自政界或者商界的朋友。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富有建设性的

林永青: 刚才您谈到了达沃斯论坛“新领军人物”年会,这里面一定涉及不少新兴产业、和新的行业领军人物,比如在这个年会上,“新能源”、“绿色经济”等新的发展理念一定会被提上议程,请您具体地和我们谈一谈?
韦瑞龙:是的。我们会启动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主要是关注经济发展的模式如何发生转变。我们会帮助我们的会员,去了解认识到全球的经济体系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变,这次转变发生在许多层面,关系到发明和创新、人类生存环境的前景。因为这次经济形势转变的发生,企业有时候就会回过头去反思他们固有的商业模式。当然这种改变对于一些已经发展成型的公司来说并不十分容易,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以创新来发展确是一大进步。

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更多地考虑到环境因素,科技创新的因素。这将会是一次长期的发展模式上的转变。我们要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而最能体现这些因素的企业无疑是那些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我们称之为“成长中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在科技创新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拥有着独一的丰富的经验来和其它公司分享。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的办法,我们所做的是尽量把这些经验具体化,放到一个微观的范畴里使之可实施,并找出最好的操作性的办法,而不是“高屋建瓴”地夸夸其谈。

林永青: 世界经济论坛中是不是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者部门来对会员企业提供一些研究报告或者数据上的帮助?
韦瑞龙:我们并不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传业化的研究工作。然而,论坛组织的确有自己的一些团队,负责专项研究。我们会将研究所得数据或者成果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会员,比如说我们经过研究总结了世界经济领域“80大风险”,这对于我们的会员企业成功的生存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有许多机会和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学者合作。例如,他们会加入到我们刚刚启动的全球议程理事会,这个会议旨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我们在这个会上讨论诸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商业问题等等。我们拥有两千零二十五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主持召开各自领域的专业委员会。但是有趣的是,十七个分理事会到最后可能会自动关系,因为每一个领域的发展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比如说某一区域的人口剧增可能带来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该地区的商业发展。我们所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综合采纳这些专家的意见,把它整合提升到一个整体和系统的高度,去解决诸如中东问题,非洲地区的贫因问题等诸多复杂的发展问题。

林永青: 比尔盖茨曾经在200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过一个新概念:“创造性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既对富人有益,也可以帮到穷人。您是否认为“创造性资本主义”真的能够帮助社会底层的人,给他们带来财富?
韦瑞龙:我能说的就是,在九月份的大连新领军这年会上,我们会努力去证明和展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方式。因为企业的转变,经济体系的转变,甚至是经济重心的东移,每个人都可以付诸于创新。世界每天都在变化,尽管有时候会有些缓慢。因此我们不光要看到五十年来已经发生的变化,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适应这种趋势。毫无疑问,创新是最好的办法。
林永青: 您是否指在现实情况当中,依靠创新的理念可以解决社会现存的许多发展问题?我记得也是在达沃斯论坛上,比尔-盖茨强调,过去20~30年,他更注重技术创新,而今天他认为“系统性创新”更为重要。
韦瑞龙:我想是的。如果你看一下“社会企业家”这个名词,就会发现它的奇妙之处。当“社会”和“企业家”被拆成两个字来看的时候,似乎彼此有点矛盾。但其实完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同时他完全可以享有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独特看法。而在达沃斯这个平台,我们有许多的社会企业家分享他们的理念与成果。只要他们的理念符合最基本的社会文化,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接受,那么我们愿意推动将其应用到商业应用,经济发展当中。而这些才会真正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鲜与不同。有人说社会需要改变的时候到了,那么每个人都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大概是比尔-盖茨所指的“创造性资本主义”的意义所在。
林永青: 是啊。德鲁克先生在十多前就预见了,“21世纪的企业,将越来越是社会企业,越来越需要针对整个社会展开创新”。您是如何看待创新型公司的发展,或者说公司如何能够通过创新的思维来实现改变?
韦瑞龙:刚才也你介绍了一些关于价值中国网的情况,我很乐意再一次说你的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的公司就是基于创新的Web 2.0理念,把商业财经和商业领域中有着不同工作职位需求的人、不同商业机会需求的人,通过网络社区这个概念,聚拢在一起。这种模式为互联网应用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相似的例子还有Twitter这个网站,这就是创新,却看起来非常简单。

试想十几年前人类发明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我经常就会想,我今天已经不能想像,我可以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完成今天的任何工作。如果没有创新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现在我就在想,我们面对面这样精彩的讨论,在以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人们的创新思想。

说到人们的创新精神,我还想提到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提出的另一个概念——“地球公民”。他认为地球公民是指人们如果能在一个大的框架下,以“地球的名义”集中更为广大的智慧,可能会发掘出更多的生存解决办法,这是伴随着地球公民的责任应运而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思维。

林永青: 谈到“世界公民”,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今天的公民组织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经济危机等世界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您个人认为政府是不是也需要转换角色来适应这种变?
韦瑞龙:许多国家的政府,比如说英国政府,他们适应变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他们经历并且应对了上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再以德国政府为例,他们建立了多样化的如广播,政府公务部门的“我的空间”的互联网系统,事实证明这些对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及时沟通是非常有效的。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断适应,不断改变。有些办法可能行不通,有些可能行之有效,不同国家的政府可能会依据自己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制定出不同的适应策略。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开放的,就像今天的互联网络的开放程度一样。
林永青: 达沃斯论坛是否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来帮助世界上那些传统型公司去适应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全球互联的时代?
韦瑞龙: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特别具体的计划或项目。但是,就像之前我提到的,论坛组织会召开特定产业领域的会议。以ITTC领域来说,许多国际通讯业、媒体的CEO会来到达沃斯这个平台寻求交流,合作。他们期望通过议程设定,来达成共识。他们的确有过类似的讨论,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问题,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彼此交换信息,认清发展趋势,更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给他们在面对新的市场、新的风险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合作机会。

所以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告诉企业应该去做什么,而是提供一个平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彼此加深了解,寻求合作。

林永青: 世界真是变得越来越“平”了,世界还不“平”的方面,就有:语言和文化。中国的东方文化历史悠久而且完全不同于西方,你本人在中国工作,有否感受到因为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应?你如何看待世界性的文化融合?
韦瑞龙:首先,我尊重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每天的工作都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得不说中国的朋友非常热情,他们总是积极地帮助你适应这里的一切。

要知道在世界上,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种类是丰富的。但是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伴随着某些语言的消失、而彻底被人们遗忘。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并感到自豪。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是建立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之上。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它可能代表了人们希望获得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奇妙的是我们能从不同的文化之中体验并且学习。我记得在中国,经常听到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因为你在旅途中看到新鲜的人和事物,并能体验到人们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可能会使你顿悟,并有所收获。

正如论坛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我们深信人类不同的文化会带着彼此的尊重与欣赏,走向最终融合。就现在来说,人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更加深刻地认识不同的文化。

林永青: 最后一个问题,您有什么想对我们价值中国网的中国读者说的一些话,或者说一些你个对于达沃斯论坛的特别认识?
韦瑞龙:我想我更愿意简要地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几个问题。我们谈到了社会网络的发展,达沃斯搭建交流平台的意义,趋向对话交流与融合的文化等等方面。我想在过去的六七年,在政府部门和商业领域工作的经历为我提供了一些经验,尽管如此,我从未停止学习。而且我仍然在努力去加强理解和深入的认识。当然,这种理解是相互的。我们坚信,对话是唯一的出路。记得我们的会员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嗨,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吗?就是交流、交流、再交流!

而彼此的理解、尊重与分享,是双方交流的基础。而所有的这些,正是我们达沃斯论坛,一直所坚持的。我们坚信这是增进世界发展,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唯一方法。这也是我们达沃斯论坛存在的意义所在。(200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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