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救中国之公益与市场

访著名财经评论员、《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作者 叶檀

叶檀: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讨伐。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中“国有资产数额最大”、“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施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以及国有资产从部分领域退出的政策。但是1978年至2008年间,国有资产仍然实现了约38倍的增长,当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同时有所下降。按照文宗瑜提供的数据,到2008年底,国有经济综合比重仍在68%以上。

  目前,非国有资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轻工业制造业,约占79%;二是日常生活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娱乐、健身、零售等,约占92%。国有资本在五大领域占有绝对的控制力:一是能源、资源、电信、电力、钢铁、航天等领域;二是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三是城市公用事业,如水电气、园林、绿化、污水处理、公交等;四是银行、保险、证券,以及报纸杂志出版、电影、电视广播等;五是文教卫生医疗领域。国有资本在这些领域所占比重在90%以上。

  2009年7月6日,我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宣布入股蒙牛,此事也被并入“国进民退”的讨论之中。

  是蚕食圈地?还是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从措辞来说,无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表述,但仅仅凭“进”与“退”就对现象做一褒贬的定性评价则显得过于轻率。
 

      
  
  价值中国:您这本书名是《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您认为当今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叶檀
:当代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在民粹主义与国外贸易战的夹击下,退回国进民退、做大做强、赶英超美之路,而不能继承改革三十年来的市场精髓。
 


  价值中国:在一些稀缺的能源、资源行业里,如煤炭、石油等,有学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更应该强调计划经济,政府应该加大控制力度,不能让国家重要资源垄断在私人手里。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您如何看待这些特殊行业里的“国进民退”?对不同经济领域的问题,是否要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区别对待?二者可以共存吗?

  叶檀
:特殊行业的国进民退,之所以取得部分民意的支持,是因为权贵经济没有受到制约。

  无论什么性质的经济,市场化的运作是提高效率的前提,而有责任的市场化运作需要找到产权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共存,某一种类的经济必然挤压其他种类的生存空间。

  而以国资委代表全民掌握国有资产的做法,由于全民制约成本过于庞大,现在产权有逐渐转移到其他利益集团手中的趋势。
 


  价值中国: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中,政府行政手段的影响一直很大。您对政府干预市场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制衡行政力量?

  叶檀
: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非常强大。应该承认改革开放30年的财富积累速度,同时也应该承认,财富的积累过程产生了巨大的隐性成本。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要制约政府的行政干预,应加强法律制约。只要有法律制约强权政府,就不会存在危机。危机的爆发源于缺乏法律的制约力量,法治精神遭到奴役。
 


  价值中国:在您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市场不能建立在亦官亦商的架构上,不能建筑在中体西用的梦幻之上,没有农村的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的商业文明”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市场才是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的?

  叶檀
:中国曾有苏州、上海等孤岛式的商业文明,最后被农民军消灭,本质上是被农耕文化消灭。只有变革农耕文明,中国的商业文明才能扎根。商业文明要从土地改革开始做起,1978年的土地承包制是第一步,目前试行的永久承包制是第二步,最终将过渡到土地私有制。
 


  价值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改革,您曾建议“二次房改”不如“二次土改”。那您认为中国的土地该如何改革?

  叶檀
:进行房地产改革,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土地市场的垄断,但如今所有的改革方案都绕过了这个最根本问题,相反,还通过加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中心的垄断地位,将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地方政府手中。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同于任何私有化国家房地产市场,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建议向拥有土地的农民发放土地券,明明白白地写上土地所在具体区域与地块,而后根据日后该地土地市场价格,允许农民凭此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收益,获得自己的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溢价消灭无产者,通过土地市场价格的调整让购房者选择购房时机。使中国与日本、韩国在二战后一样,通过土改建立现代国家。
 


  价值中国:金融危机更让人们认识到:民富才能国强。您觉得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富”?首先应解决什么问题?

  叶檀
:浙江已经有了很好的实现民富的样本,小政府、大市场,税费通过独立的人大审议,影响公众生活的重大议题通过听众会,取消所有与上位法抵触的部门规章。



  国有企业体量庞大,但效率并不尽如人意。从1998年到2005年,国有企业盈利近5万亿元,亏损近2亿元,利润3万亿元左右。期间,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掘改造资金和三项费用、填补企业亏损补贴合计就达1万亿元。;国有奇特利用廉价资金导致市场配置负效率,共计损失1.6万亿元左右;加上财政部2003年、2004年核销的7500多亿元的损失,事实上,垄断企业的盈利根本无法支付成本;如果加上改制成本等隐性损失,恐怕财政支出更多。



  价值中国:您认为,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叶檀
: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效率提升各方面看,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央企。央企提高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价值中国:书中提到,竞争体制是央企改革之本,但又不能照搬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应该引入什么样的竞争体制才是适合我们的央企的?对此您有何建议?

  叶檀
:考虑到中国现行的总体法制、经济环境等因素,中国版的央企改革,核心是新加坡淡马锡加重视全民产权托管理论。第一,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把经营权交给有能力、有信托精神的经营者。第二,建立真正独立的董事会;第三,有法律制约央企领导人、以及领导央企的人;第四,给予普通投资者类别投票权,反映普通投资者的诉求;第五,削减央企的关联企业,在下游形成充分竞争的局面。
 


  价值中国:您曾说希望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并怀有一颗“警觉心”,不想让中国历史再走弯路。回顾历史,对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应该谨记哪些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呢?

  叶檀
:我们应该谨记这些教训: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大型企业,并以为只有大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中小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根基,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壮大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其次,我们有一种对投机倒把本能的反感,并把制度的失误归结为是投资者造成的恶果。且以此为据,制约市场的发展,忽视制度的建设完善;最后,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以权力代表法律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状。完善法制建设,以法律约束权利,这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

  「记者:高士佳」
   2009/12/22

 


人物介绍

  叶檀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财经专栏作家,知名财经评论员。《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解放日报》评论员,《南方周末》、FT中文网等媒体专栏作家。央视《今日观察》、第一财经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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