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局何时迎来战略机遇期?

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博士

1、中国当前的经济安全形势
2、如何审视新自由主义?
3、国企、民企、外企之间的困局
4、低碳是阴谋吗?
5、中国困局与国际话语权
6、中国战略机遇期到来了吗?

   中国当前的经济安全形势

  价值中国:在今天的第二季度,中国的GDP首次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一大股东国。在经历了世界的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经济率先反弹,这些现象似乎都表明中国经济形势是在向好发展,您作为研究经济安全的专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形势怎么看呢?

  江涌:
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GDP并不代表财富,中国的GDP位于世界第二了,也不代表中国就是第二大经济大国。即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也并不代表中国就是世界第二了,这个概念其实大家都清楚。GDP并不代表财富,GDP把很多问题掩盖了,比如外资,热钱都可以算入我们的财富,算入我们的GDP当中去,所以这个GDP是很成问题的。现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了,这个统计有严重缺陷,但是我们还是沿用这种途径、口径。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一下GDP的构成,就知道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相应带来财富的快速增长,财富的增长并不代表广大老百姓福利的普遍提高。这个温总理昨天在会议讲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受惠是不均匀的,贫富是很两极分化的,这就意味着少数人从改革开放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而广大民众、普通老百姓虽然绝对收益也增加了,但是相对来说差距也更大了。痛苦指数包括通货膨胀指数、物价上涨指数和失业指数,所以世界现在的痛苦指数,相对来说恐怕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包括牺牲了资源环境,如果没有看出我们付出的极大的成本和代价的话,那么就是短视的。

  目前我们国内外形势面临着很多问题,国内社会道德、官员的严重腐败。另外,从国际关系角度上来讲,还有非常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技术、资金、市场、品牌的严重依赖,甚至是对西方的人才、思想、体制、秩序的这种非常不对称的依赖,给予了西方不断打压中国的机会。

  所以这种不对称依赖,和资源环境、劳动者生命健康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可持续增长的瓶颈。如果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不能容忍,中国还想持续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恰恰使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

  价值中国:中国目前凸显的经济安全问题中,哪些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困局呢?

  江涌:
中国的困局主要在于陷入困局而不觉悟,觉悟而不知如何解困,所以在困局中越陷越深,集中于导致困局的思维与方法的解困。这是因为中国这些年来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高度、全方位而不对称依赖。不仅依赖他们的市场(尽管我们是潜在的最大市场)、他们的资金(尽管中国有充裕而过剩的资金)、他们的技术(尽管吸引的只是二三流技术),甚至还依赖他们的人才(尽管一些人才可能十分危险)、思想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体制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等等。这种全方位而不对称依赖给予西方国家持续且正变本加厉地敲、敲诈中国的权力,使中国在对外贸易、国际分工等各类经济交往中越来越被动。中国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前行道路却越走越窄,西方说什么我们似乎就信什么,西方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时时处处随着西方的笛声起舞,如此则不断侵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

  中国困局主要体现在:越陷越深的附庸化、买办化与权贵化的国民经济,攻无不克的跨国垄断资本,日益萎缩的公有制经济,艰难度日的民营企业;虚拟经济不断膨胀而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的虚热实冷的经济结构,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越来越薄,作为国民财富创造主源泉的制造业的发展后劲越来越弱,作为就业主渠道、社会活力源泉的个体经济与中小企业越来越趋于萎缩,而房市、股市、期市等游资与热钱云集,泡沫越来越大;对外经济交往主动日少、被动日多,贸易摩擦排山倒海,人民币汇率众矢之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金融开放压力日益增大,走出去道路曲折障碍重重;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受国际制约越来越大的资源供给,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等等;凡此种种表明:中国正陷入经济越增长、社会越发展、依赖越严重、矛盾越突出、困局越加深的困局。

   如何审视新自由主义?

  价值中国:您说中国现在对西方严重依赖,您也曾经提过,西方发达国家将自身赖以成功的经验隐藏起来,将自身借以爬升的梯子踢掉,然后依照自己成功相反的经验,编制了一本所谓的成功手册,通过新自由主义形式传播给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审视新自由主义呢?

  江涌: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研究,当今有大量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西方国家是很不地道的。西方国家发达以后,就把他整个成功的经验,按照相反的思路编了一套所谓的成功手册,然后交给发展中国家。

  比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过程中从来不尊重知识产权,没有哪一个国家尊重知识产权。包括像法国,因为当时在英国的时候是先进国家,法国是后进国家,为了学习英国先进的技术,大量的偷窃英国的技术,法国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由国王委派来的一个大臣专门负责,后来干什么呢?英国防止他的先进技术外泄,让后进国家掌握,他也进行强化的管制,就像当今的美国对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实行的一种管制。法国为了抵制管制专门搞了一个变动队,捕获英国的技术工。美国就更是这样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从来只是授予本国国民,不授予外国的。我上一部书说,当初在美国普遍地被滥用的,它是不会被法律保护的,根本没有法律保护,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等这些国家发达以后,他们科技领先了,然后他修改了这些规则,搞了一整套的知识产权规则,而且不断地强化,从现在保护年限从10年、15年,后来又被修正到17年,20年。原来我们只是给核心技术保护,现在其他的一些概念性的创造。

  他们把发展中国家技术偷过来,然后再授予技术保护,所以比如说像印度、中国的很多传统技术、传统工艺,发达国家把它偷过去在他那儿申请专利了。然后再以他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来收钱。所以中国忙了这么多年,这么辛苦,我们把GDP做得很大很大,但是中国从GDP当中获取的财富,获取的利润是非常低的。

  摩根士丹利有个名言,他说中国忙活半天,从国际分工当中只是赚了一点面包屑而已。的确是这样,一个芭比娃娃,售价18美元,我们只拿到几美分;IPOD现在很流行,中国在500美元当中,中国是拿到10美元。国际分工里,好像我们的代工技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整个国际分工当中获得的利润比例是越来越低。所以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是名不副实的。我们看看发达国家,他把其他国家成功的梯子给踢开了。我们在国家博弈的时候依靠的是剑,而不是枷锁,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套做法来做,我们就全盘皆输了。如果放弃了利剑,戴了枷锁,如何跟发达国家去博弈?这又是中国的一个困局。

  国企、民企、外企之间的困局

  价值中国:您讲到了国企、民企、外企三者关系的困局。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外企、国企、民企他们之间的关系。

  江涌:
对,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外资企业在中国遭遇困局,本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国企的困局、民企的困局,现在冒出个外企的困局。大家都很清楚,这么多年来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从中央到地方,都给外资铺上红地毯,打上镁光灯,都在聚焦,所以越是那些跨国公司500强的,越是享受国王一般的待遇,他想见谁就见谁。中国的大老板、大企业,包括大国企,他们想见谁就见谁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500强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各个行业领域里面,都是跟砍伐、切菜似的。你看现在很多相关数据,很多行业领域都给跨国资本控制甚至垄断了。这些年由于相关人士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意识到跨国垄断资本的危害,所以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微调,这样一来,有些相关人士就受不了了,外企就受不了了,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疏忽。

  从2008年我们两税合一的时候,只是对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做了一些纠偏,想让他们回到国民待遇上来。但是我们看看地方政府,还有几免几减,他们还仍然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现在我们只是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微调,跨国公司就开始嗷嗷叫,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就开始跳出来说,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了,中国改革开放倒退了,根本没那么回事儿,但是话语权在他们的手里,他们这样说,所以就有好多人跟着这样认为。其实我个人认为,跨国垄断资本,如果还想在中国持续获得垄断利润,现在就有一些障碍了,这就是他的困局。

  但是国有企业又是什么困局?在我们的宪法当中,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企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我们这个社会起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但是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在不断地萎缩,不断地让出阳光下的地盘,给民营企业让出,这还好说,这是民企和国企兄弟之间。但是我就不理解了,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定向破产,就是政策性破产,专门是为跨国垄断资本给外国企业破产的。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违反了宪法。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地位,在宪法当中明明是这么规定的,有很多那些来自所谓民主国家的,他们不是维护宪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吗,那他们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不要中国人要维护法律、维护宪法?我们中国的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你想变,先把法律调整了,宪法调整了,我们再来做。关于国企,我们宪法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打左灯往右转,整个国有企业在不断地萎缩,而且未来还要腾出更多的自动发展空间和地盘,这就是国有企业的困局。

  民营企业的困局也是很显然的,他不仅跟国有资本在很多领域竞争,同时跟跨国垄断资本在竞争。我们知道民营资本普遍是很弱小的,其中块头大的,跟跨国垄断资本一比,它还是中小企业。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没有几个大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把这些小三板组合起来,跟这些航空母舰进行格斗,进行抗衡,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在我的上一本书《猎杀中国龙》这本书中,我强烈地呼吁:中国的企业三军,应当给它排排坐,应该有个清晰的定位。

  第一、国有企业是主力军。他在国民经济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它是维护经济安全的,狙击跨国垄断资本的主力军,是维护保护民营中小资本的主力军。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嘛,长兄如父,应当对民营企业有一个帮扶,而不是相互的恶毒和惨杀。

  第二,民营企业是生力军。我们国家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社会的就业,靠的是民营企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活力了,这个国家经济就没有活力了,所以要解脱这个困局,必须要认识到民营企业是国家的生力军。

  第三、外企、跨国垄断资本是雇佣军。这是需要他们为我服务的,为中华民族崛起服务的,为中国财富创造、发展服务的,我们要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现在中国全力媚商,而且媚外商,这个问题非常大,我们本来想利用外资,但是越来越多的是被外资所利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困局的解读是不同的。

  低碳是阴谋吗?

  价值中国:您曾提到,西方正以标准化绊倒中国经济的快马,而中国要谨防沦为西方的卖碳翁。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上,中国也承担了国际施压的种种压力,作出了减排的承诺。其他学者也直接指出低碳是一个阴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江涌:
要搞低碳它的前提是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地球有个冷暖周期,说现在的地球变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小组专家认为可信度是90%。

  但现在有很多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揭露,说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当然最知名的重要一击,就是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他们把英国(东营盈利)大学的气象中心的数据库用黑客的方式给窃取出来了,结果发现这些科学家们在说假话。就是事态远远没有像这些科学家所标榜的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很多数据在造假。当然由于因为整个话语权在西方手里,所以这个声音是很微弱的,这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暴露出这么一个“气候门”事件。这个事件就显示出为什么对于气候变化,政治家比科学家更有热情。你看看戈尔总统都不干了,搞气候变化去了,搞碳减排去了,为什么?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佩尼)说,他说如果这个地球气温在变化,那就是戈尔副总统造出来的,看看他这些年从这个依据上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荣誉你就知道了,他赚了几亿美元,一个总统哪一个能赚这么多钱。

  这个问题太实际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科学家问题,我们只谈,为什么碳减排,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是我们所说的好像一个巨大的机遇。它是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我们承认现代的气候变化是真的,人类行为导致地球的气候变化是真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也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人类行为导致了气候变化,而且是地球变暖,这显然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为整个国际社会是无秩序的,大家都在拼命地向大自然排放,向大自然泼污水,这是无政府的,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大家都在追寻财富,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人的无限扩张,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结果。但是怎么解决呢?你看发达国家开的药方是什么呢?用市场来解决。

  这个议题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发达国家搞了很多这些谋略,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但是碳减排这个问题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为什么?我们清楚地看到,发达国家在碳减排技术上面,在节能技术上面,在规则方面,在市场的力量方面,有绝对的优势。

  按照这个思路来看,未来这个领域的制高点显然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什么呢,被釜底抽薪了,这个薪也是碳嘛,也就是“釜底抽碳”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过了,是后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还在如火如荼的工业化,我们现在的工业化的轨迹是离不开碳的,如果离开了碳,就没办法工业化、城镇化,没办法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所以碳对于后进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发达国家利用碳减排,利用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这样一个道德高点,用话语权从发展中国家来“釜底抽碳”,中国经济的快马就有可能在这个上面被绊倒。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价值中国:我想说到阴谋论,目前学界对此也特别有争议,有些学者不同意阴谋这个说法,您如何来解释阴谋论这个问题呢?

  江涌:
阴谋论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现在要否定或者说要渲染一个议题,就说这是一个阴谋,我们把它称作是阴谋论,就是贴上标签,这个贴标签行为现在在中国很盛行。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人都很清楚,国家之间的博弈是非常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博弈比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是有限的,他要遵循法律,遵循一些规则。整个国际社会是以政府为状态的,联合国可能管不了,他是个无政府统治,所以国家之间的博弈什么手段都能使得上。所以你看那些情报局我们就知道,在这些情报局的眼中只有国家的利益,没有法律,无法无天,所以国家利益博弈的时候,什么手段都会使得上。那么国家利益博弈的时候,这个博弈都是有谋略,有战役的。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机构发展非常迅速,就是智库,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上千家智库,有几十万从业人员,一年耗费的资金是上千亿美元,这些智库包括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在干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在为国家、为政府来制定谋略。当时美苏之间的博弈,尼克松所谓的不战而胜,到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都是智库的一项一项的谋略。

  中国对谋略并不生疏。孙子兵法早就讲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现在这么多年来,中国人越来越缺乏谋略,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被动,特别是在地位方面。为什么呢?中国人的智慧的大脑,在不断地萎缩,越来越没有谋略了,非常短视,导致越来越被动。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战略谋略否定掉了,提出阴谋论,认为我们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其实这是一个鸵鸟的方式。鸵鸟以为把头往沙堆一插,问题就不存在了。其实国家之间和企业一样,照样在竞争,照样在博弈,而且国家之间这个博弈比企业竞争要残酷得多,要激烈得多,手段无所不用。所以我认为,所谓阴谋论,如果不是我们认识上的糊涂、不清晰,就是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因为他在掩盖国家之间残酷竞争的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困局与国际话语权

  价值中国:您的新书《中国困局》谈的主要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但是您在本书的最后,却着重了写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那么中国困局和掌握国际话语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江涌:
这个是紧密相关的。经济发展讲的是发展的硬实力,我们现在GDP世界第二了。这个表明了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硬实力除了经济实力还包括军事实力,而话语权是个软实力。话语权就是说话的分量,中国说话是不是别人都得倾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现在是美国人说话世界都得倾听,他只需说一遍,不会有第二遍。我认为硬实力是需要发展,它可以促进软实力的提高。但是这不是必然的,硬实力提高了,软实力并不一定提高。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70年代开始,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了,第二经济大国,而且随着科技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很多方面都比美国要先进,但是看看日本敢说不吗?日本当初的确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日本偏要说不,但是美国说什么,你给我闭嘴。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巴塞尔协议,三大协议就把日本搞熄火了。所以日本没有办法说不,因为他没有话语权,他的硬实力没有转换为软实力。日本是战败国,他在市场上面,在很多关键技术方面,包括在人才方面,政治上都要依附美国,他怎么可能说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再大的举动也只不过是跪着造反。

  我们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硬实力并不强大,但是中国赢得了相当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在三个世界里面的划分,我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被世界广泛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当时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什么呢?国家独立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推进了国际经济体系建设,走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特别在国际上面,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道路,强调我们的国家主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发出的声音是有力量的,我们争取到了与我们地位好像不太相称的话语权。但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地扩展,的确,攒了不少财富,尽管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贫富差距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语权又怎样呢,我们说话世界会听吗?没有人听。

  我们是在建国过后的时候,当初我们还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就争到了我们相当的话语权,我们从国际的棋子变成了国际的旗手,当时美中苏大三角,咱们明显是一个旗手。但是我们经济实力增强了,就认为我们强大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中国是大了,但是不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很多时候搞得里外不是人,两头受气,发展中国家也跟我们受气,发达国家也跟我们受气,我们现在从棋手变成了棋子,不仅是大国的棋子,强国的棋子,还是一些中小国家的棋子,很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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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中国: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借鉴,建国初期的掌握话语权的经验来重塑话语权?

  江涌:
我觉得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会有的。我们中国人是有智慧的,就像我前面讲的,中国人几千年前就讲谋略了,《孙子兵法》通篇讲的就是谋略,然后才可能打胜仗。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不想谋略,得过且过,总相信后人比今天的人聪明,总把问题往后推,用时间来换空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从纵向的历史,横向的国际上比较,我们在掌握话语权的时候,是要有谋略的,要有战略的,这个权益不可能轻易地到你手里来。国家首先肯定要有硬实力,如果没有硬实力,就讲话语权那是空中楼阁,我们还要不断地壮大、强大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美国一出问题,美国总统一句话就可出动航空母舰;中国出了问题过后,怎么办,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中国的依托在哪里?核心力量在哪里?所以要强大我们的硬实力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一定要有话语权,建国至今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个性,要独立自主。在整个国际当中不要人云亦云,不仅要彰显国际正义,秉持国际公道,这个公道的基础是硬实力,而且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国家要独立自主,这是非常关键的。中国还有非常强大的、丰富的软实力资源还有待开发。我们看《功夫熊猫》大片,熊猫元素是中国的,功夫元素也是中国的,赚钱的却是美国,这是一个悲哀。

  我们的话语权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让步,依托在美国的慈善上,寄托在发达国家的良心发现上。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给你几个百分点,好像话语权就有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中国战略机遇期到来了吗?

  价值中国:实际上这次金融危机对全球世界的经济的冲击,已经使有一些西方大国在打击中国上面,有些力不从心了。您觉得这是否是中国获得话语权的一个转机?

  江涌:
对,这个问题非常地好。我们最近探讨这个问题,的确,西方在很多议题上是力不从心的,他的确在很多方面他只有说一说,想进行一些实际的干预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老是探寻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从十一大开始就讨论战略机遇期,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战略机遇期,虽然从国内来看,是矛盾凸显期,但是从国际上来看,战略机遇已经到了。未来我不敢说20年、10年,但是我认为未来5年到10年,恐怕都是中国战略机遇期。为什么呢?西方国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及在此之前,伊拉克战争中受了重伤,不仅硬实力受了重伤了,而且在软实力方面也遭遇了重创。伊拉克战争使民主的旗帜滑下来,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使自由的滑下来,那么西方国家现在在话语权高地上正在走下坡路。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能在矛盾凸显期有效地化解矛盾,我们就可以抓住未来几年战略机遇期,可以凸显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这是一个好的机遇,这个机遇百年难得。

此文被新华社经济参考网转载地址:http://www.jjckb.cn/dspd/2010-09/26/content_260840.htm

    

  「记者:李春雨」
   2010/9/25

 


人物介绍

江涌,经济学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

    在《求是》杂志、《了望》周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经济学随笔200余篇,有《中国困局》、《猎杀“中国龙”》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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