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创投与创业者的磨合时代

访 Imprint Investment Partners 合伙人 侍海

  从VC/PE这个行业来看,首先LP与GP需要建立起信任机制的,而且还要有信念、价值观要趋同,如果价值观不一样,对事情的本质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是大家尽可能的将契约制定完备,先将规则说清楚,然后按照规则去做,这点在中国特别重要。

  价值中国:首先请您介绍下Imprint Investment Partners 成立的背景以及关注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入VC这个行业的呢?

  侍海:
我先解释下Imprint Investment Partners ,它不是典型的基金,而是介于个人、天使投资联盟以及机构投资者(PE)之间的一种运作形态,但是又不同于创新工场这样的创业孵化器。所以我首先说明是我们并不是一支典型的基金,而且运作的基金体量并不是很大。

  由于我个人曾在创办过互联网和极限运动有关的一些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投资银行、VC界的朋友,还有成功的企业家以及职业经理人,因此在达到我所创办的企业的远景后,很愿意将大家聚集起来,为一些创业企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我们在2008年初成立了Imprint Investment Partners 。由于目前的投资机构关注的主要集中在中后期的项目,很少关注种子期的项目,所以我们将这支基金的投资方向锁定在互联网以及媒体领域的种子期项目上,用我们的方式来做些促成中国早期创业家的成长以及早期创投的成熟的事情。

  价值中国:最近几年中国的VC/PE行业进入了发展的热潮,对于现在这种高速发展与激烈竞争的形势,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投资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侍海:
目前VC/PE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热,但我更倾向于这个行业刚刚开始。历史的看,中国的VC/PE行业有两个比较关键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999年左右,这个阶段VC/PE成长主要受三个因素推动,首先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创业板推出的预期;其次是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或纽交所以及其他海外市场上市,表现的相当不错,这是一个示范效应;最后是一些美国的公司表现更好,例如谷歌等这样的企业特别成功,与此同时,一批海归回到国内后创立了一批创业企业,而且盈利前景十分不错,这从侧面推动了VC/PE的发展。

  第二个节点是2009年左右,特别是2009年,有大量的人民币基金、双币基金(人民币与美元基金)的涌现,尤其是创业板的推出,给VC/PE解决了一个退出通道的问题。在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虽然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但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表现的仍然不错,尤其是互联网、消费类的公司,这反过来推动了VC/PE的发展。

  从1999年至2009年这十年间,中国创投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2.4%,行业走势与GDP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1999年中国可能有400多家VC/PE机构,管理的资金大概有500亿人民币左右,仅2011年,截止到11月份就有82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基金完成募集。从融资金额来看人民币基金超过51%,外币只有49%,经过十年的发展,人民币基金已经成为市场上的主导力量。可惜的是关注早期项目的基金只募集3亿美元左右。

  尽管各方面的统计口径不一样,但行业走势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十分一致的,我个人对中国的经济是乐观的,我也相信VC/PE将会获得很大的发展。现在只是个开始,未来十年可能会有质的飞跃。

  价值中国:刚才您提到VC/PE有两个关键的节点分别是1999年与2009年,在这十年间,中国互联网共经历了三次上市热潮,那么您认为互联网上市热潮与VC/PE的发展存在着哪些关联呢?

  侍海: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第一次上市热潮是在2000年左右,主要以新浪、网易、搜狐这些门户网站为代表;第二次上市热潮是在2005年左右,主要以阿里巴巴、空中网为代表;第三次上市热潮也就在今年,主要以麦考林、优酷为代表。经过十年的市场洗礼,中国的VC/PE已经落地生根,完成了说服市场的教育普及期,由于互联网企业需要巨大的资本才能生存、发展,在这三次上市热潮中,VC/PE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总体来说还是有内外两个因素,首先是国内的创业板由期盼变成了现实;其次是国外一些企业、甚至是未上市公司的发展所形成的榜样效应,比如facebook、Twitter等,这些公司虽然还未上市,但是他们的估值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其中facebook最近的估值已高达500亿美元。

  价值中国:互联网是今年投资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之一,电子商务B2C市场依旧为机构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您认为目前电子商务企业在盈利模式上存在哪些局限性?作为投资结构,应该怎样在电子商务的垂直细分市场深耕细作?

  侍海:
互联网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先是赚取流量,无论烧钱还是用社区的手段来获取流量,然后是将流量变成现金,最后再获取更多的流量,赚取更多的收益,如果有局限性的话,那应是模式本身的局限。电子商务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是C2C,淘宝、ebay为代表。从淘宝来观察,C2C主要是获取流量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它本身很难赚钱,特别是在中国是很难收费的,不像国外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这点在淘宝上是遭到了卖家与买家的坚决抵制。所以我的观点是C2C更是赚取流量的一个手段。C2C的市场格局已定,ebay中国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淘宝一枝独秀,新进的创业者是很难去与淘宝竞争的,而且C2C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极强的精细化流程运作经验,对执行力要求特别的强。所以做垂直领域的C2C也比较困难,而且价值也不大。

  第二是B2B,B2B需要的资金量更大,毕竟它是两个有品牌的企业之间的生意往来的一种行为,比如敦煌网、阿里巴巴。这类公司对资金的要求特别大,对执行力、团队应对竞争的运营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而且时间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永远要比竞争对手始终快一步。

  我了解到最近一年来敦煌网被阿里巴巴挤压的挺厉害,由于阿里巴巴上了一个与敦煌网的一模一样的ali express,现在敦煌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B2B模式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敦煌网还是阿里巴巴都会涉及到假货的问题,例如国外的一些小型商户到国内寻找supplier(供应商)就专门买假货,这个领域一旦这个事情比较多,就会对平台的影响就比较大,因此这就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建立起诚信体系。所以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个领域的机会并不是太大。

  第三是B2C,B2C在中国刚刚开始,这个行业的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但B2C也有一些问题。首先B2C进入的门槛比较低,拥有一定的行业基础,同时再懂些互联网方面的知识或找些互联网领域的人就都可以做。其次运营的精细化,电子商务到最后是与传统的行业是一样的,企业的进、销、存都需要精细化分析、管理,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传统行业的人涉入到电子商务不能直接用,因为电子商务的特性与传统行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基本上现在最有用的人是在传统行业经营很多年,并在互联网领域适应了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就知道怎么来管理、怎么来分析。比如要分析出淘宝、京东或当当上的流量,分析是第一步,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迅速的转化成执行的手段,这个转化过程就是一种竞争门槛,所以我觉得B2C并不是那么容易做。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在盈利模式上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人力资本的储备上。电子商务的人才是相当有限,这么多年来,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就那么几家大型企业,就像我刚才讲的,原来是在阿迪达斯、耐克做销售管理的人,转入到电子商务领域不是就立即能用的,而是需要一个转换过程,并且这些人的成本本身也很高。所以真正积累了一部分人才的企业能很快发展,比如说凡客诚品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他们的人非常懂这个行业,而且应变能力非常强,又懂得一些资本运作,发展是非常快的。

  其次就是资本因素。目前在B2C领域烧钱还是蛮重要的,目前进入B2C领域的风险资本大概有16亿美元,加上传统行业的企业对电子商务投入,目前这个领域的风险资本至少有20亿美元,所以B2C的融资是一轮比一轮高,这让我们看着都有点害怕。所以能否拿到以及怎么用这些资金,都是对团队的考验。还有找人的能力,就是能否找到合适的团队来执行,这是很关键的。

  虽然B2C是大家最看好的一种模式,但需要有些创新,创新可能令竞争对手相对没有那么多。当然,中国人的模仿能力是很强,比如团购,刚在中国落地马上就开始了百团大战,之所以出现这种竞争主要还是进入门槛太低了,但对后续的精细化运营要求十分高,所以拉手网、大众点评网为什么做的那么好,是有很强的运营能力作为支撑的。

  价值中国:移动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未来高成长性的领域,但移动互联网整个行业的发展还处在商业的探索阶段。您认为原有互联网企业凭借自身的优势向移动互联网延伸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应该怎样把握融资的时机?

  侍海:
移动互联网也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领域,有着很多变数。第一就是规模庞大的竞争者非常多,传统的互联网巨头如新浪、网易、腾讯也都在移动互联网布局;第二是厂商,厂商最大的就是苹果,我们国内的有爱国者、联想,他们对这个领域都非常看好。第三是运营商本身也特别看好移动互联网,运营商过去是一个与大家分钱的渠道,现在运营商是作为一个玩家参与进来的,这些运营商不像过去做SP那样,现在是做平台;第四是已经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完成了一定的布局,比如UCWEB、3G门户,他们希望自己能变成互联网时代的新浪、腾讯。由此看出,几方角逐移动互联网的竞争将会很激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机会非常非常多,但是做平台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基本没有机会了,因为有那么多大的竞争者都已布局,我相信包括谷歌、facebook等美国企业也一定会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布局。

  所以对一些创业者来说,尽量避免做平台型的产品,但里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互联网时代的杀毒、下载、视频、邮件、广告、聊天室都会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上。虽然平台性机会很少,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做一些小而快的应用创新,在中国将会有一个好的市场,比如说位置服务(LBS),将与社区、生活结合的这些应用层面的产品做的特别好可能会有机会。但是创新要以用户为导向,要让用户有丰富的产品体验,用户觉得产品好自然会口碑相传,届时,融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价值中国:在中国做VC要有长远的眼光,机会型的赚快钱的作法不应该成为常态。那么您主要从哪些方面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

  侍海:
机会型的赚快钱的作法确实不足取,但我觉得赚快钱的人还是令人佩服的,他们的厉害之处在于有赚快钱的办法和能力。其实赚快钱本身不是错,但问题是每个人都想赚快钱,这就挺困难了。因为我们是关注早期项目的,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项目时首先还是看市场,市场是不是足够大。

  第二是看团队,团队是最重要的因素,与市场相互依存甚至比市场还要重要。一般要求团队中至少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已经成功过的人,看起来这次还会成功,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有的系列创业家,这种人经常会被投资者包围,他们融资基本上不成问题;第二类是能够进行一些小的应用创新,他们曾经在大的互联网公司做过几年,经过一定的培训,对产品、运营、管理有一定的经验。他们做一些小的创新应用,而且又有很强的执行能力,能够快速的应对变化,他们在融资时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第三是创业项目怎么切入这个市场,能否找到一个切入点迅速的打开市场。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关键点。早期项目的财务是很难,因此不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应对变化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这决定着能否达到最终的目标。比如新浪,他们最早在写商业计划书时,是不会想到以后做SP、社区的,计划书肯定是按照美国在线或雅虎模式来写的。所以后续的运营应变能力很重要。 

  价值中国:在联想控股的战略发布会上,柳传志先生说做增值服务应该是事为先、人为重,那么在投资后,您是用什么样的增值服务来管控风险呢?

  侍海:
我觉得对风险管控是很困难的,我们更多的是无为而治。我们在前期的尽职调查阶段是很谨慎的,主要是判断一个团队是否值得投资,因此在投资后尽可能的不参与受资公司的运营管理,但是我们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说找人、招人。我们投资的几个项目的CFO(首席财务官)、CTO(首席技术官)是我们推荐的,因为创业团队的人际网络还是比较狭窄,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这是HR这块;还有BD(商务拓展),比如我们促成了我们投资的一个针对高端人群的电子商务社区与淘宝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公司的项目对接。我们也参与受资公司的战略制定、媒体宣传,给他们可能的提供帮助,但运营基本是远离的。公司的日常管理是很难管的,我们一般不会参与太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创业团队要欺骗投资人,投资人是很难找到事实真相的。

  现在很多LP(有限合伙人)越来越像GP(普通合伙人)了,很多基金是这样的,好多合伙人人既是LP又是GP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还是VC/PE行业的发展速度决定的,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很多人快速致富,然后成为了LP,他们就有很强的使命感愿意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管理。我不太赞同这类“积极”投资人的做法。

  价值中国: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些您在组建GP团队以及处理GP与LP的关系方面的经验?在您看来,一个合格的创业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侍海:
实际上我们和一般的创业还是挺像的,需要找一些与自己互补、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会让大家有共同的远期、近期目标,对利益与价值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一般投行、基金会出现问题,归根到底是大家在利益分配上和对事情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所以我们倾向于在基金成立之前不厌其烦的进行讨论,将规则都制定好,比如说怎么投资、将来怎么分配;创业项目怎么进入、怎么退出;将来有新的人怎么进入,怎么退出;如果提前退出利益怎么分配;项目转接(投)怎么分配,这些都需要考虑到,尽可能的将一切可以预期的事情都讨论好,讨论不到的待事情发生再随时补充。这样把规则制定好,就相对容易的多,特别是在中国。为什么新加坡治理的比较好,并不是说新加坡那边的人的觉悟有多高,而是他们的制度制定的特别严格鲜明,而且执行的一丝不苟。所以在规则制定好后,大家都需要有契约精神。在国外,对契约的违背成本是很高的,而在国内成本相对就低了很多,所以一定要把情况说的特别具体,这样会好一点。

  在我们与LP处理关系方面,要相对容易些。刚才我说过,我们不是一个典型的基金,我们大概有3个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不到10个,而且都是大家共同认识、了解的人,所以到现在为之关系都比较融洽。另外由于我们做早期不需要太多的资金,LP对小的损失还是比较宽容的。

  从VC/PE这个行业来看,首先LP与GP需要建立起信任机制的,而且还要有信念、价值观要趋同,其实这与婚姻是十分相像的,如果价值观不一样,对事情的本质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是大家尽可能的将契约制定完备,先将规则说清楚,然后按照规则去做,这点在中国特别重要。 

  价值中国:创业者由于缺乏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际运作的真正了解,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您认为这些误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侍海:
首先是资本与团队方面,有的创业者喜欢一个人完全持股,不懂得与团队分享,这是一个误区。第二是对竞争的理解,我们与很多募资的创业者讨论项目时,很多人会说他们的项目所处的这个行业没有竞争,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其实这并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可能意味着这个行业可能是没有足够大,因此没有人参与,如果一个行业的市场足够大,怎么会没有竞争呢,特别是在中国。第三是商业计划书的撰写,用大量的描述性标语似的词语,实际上投资者更想看到的是对自己团队的描述、对项目所处市场格局的理解、竞争的描述,特别是早期项目。中后期的项目可能还有财务。对于怎么看财务报表,这点是一些创业者所缺乏的,需要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学习,去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就算你不融资,财务对企业运营本身是有很大帮助的。从财务制度的演变看是财务与企业运营紧密相关的,对企业的帮助是很大的。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现金流,每天都是拍脑瓜决策,是体会不到财务对运营的支持的。

  创业者在融资时,对对赌协议的理解往往存在误区。对赌协议的真正含义是估值调整机制。投资人对企业的估值主要基于对未来的预期,如果预期没有实现,原来协商的估值就必须重新调整。投资人为了控制投资风险,根据“现在业绩”初步作价和确定投资条件,根据“未来业绩”调整作价和投资条件,这其实也是“多退少补”。从本意而言,投资人其实并不希望对赌,因为对赌容易引起短期行为。如果投资者对创业者十分相信的,是愿意做对赌的,反过来说,资本是逐利的,投资人进入企业后往往都是小股东,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为了使资本有保障,同时觉得你的目标定的不现实,而且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完成,这时可能要对赌了,不过从本质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机制。如果创业者真的有能力完成融资时所定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融资而融资,其实也不应该担心。我觉得这个问题蛮简单的。我们在早期项目中,基本是没有对赌协议的。

  对赌协议的执行只可能有两个结果,双赢或双输。创业团队输的时候,投资人肯定也要输。从投资人的角度看,我们希望企业赌赢,企业赌赢是双赢,赌输则是双输。只不过签了对赌协议后,对企业形成了一定制约,可以尽量减小投资人的损失。

  还有一票否决权,在早期项目中也是没有的。很多时候我理解的都没有一票否决权,我周围的一些正规的投资者都没有使用过一票否决权,中后期的项目会有,但前期的VC一般是没有的。中后期可能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中后期的项目经常有人抢,如果没有类似的保护机制,投资机构是很难有稳定的盈利预期的。事实上,“一票否决权”的存在不仅在于保护投资机构的权益,也在保护被投企业的整体利益不被侵犯。投资方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涉及“一票否决权”的大多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相关决策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审慎决策和规范发展对企业也很有利。投资机构往往会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行使手中的投票权,没有一个投资者会对有利企业发展的决策行使“一票否决权”。这与对赌协议也是类似的。  

  价值中国:对于种子期的项目,您认为哪些方法可以得到早期创投的关注?

  侍海:
还是我刚才提提到的,首先是以产品为主,以用户为导向,这是最关键的。要做出用户喜欢的东西、关注,为用户真正创造价值的东西。十年的互联网发展证明最好的东西传播是最快的,QQ为什么传播那么快,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简单、好用,当初IM其实很多,我的一个合伙人,当年做了一个CICQ,就是在与腾讯竞争,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第二是经常参加些创业圈的活动,适度的包装、曝光下自己提升自身的专业性。第三是与一些机构合作,找些媒体,找一些创业机构,比如创新工场、或者像我们这样的早期投资机构,做一些合作,那么能够融资成功的机会就更大。或者让好的天使投资介入,天使投资有些时候能够进一步的帮助引进投资,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起这个作用。

  价值中国:近期,无论是投资界还是媒体都一直在讨论PE热,您认为全民PE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种现象对投资项目的估值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要求投资者在心态上要做些调整?

  侍海:
全民PE人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促成的,第一是国内外的热钱比较多。中国经济正在由外向型贸易为导向内转型,还有就是房地产调控。热钱以前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然而现在经济转型,必然会促使这部分热钱寻找投资方向,而投资VC/PE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配置渠道。国外的热钱,毫无疑问要投在中国与印度,所以涌进来的国际资本必然会让PE热起来。第二是一部分真正成功创富的企业家,他们的参与与推动也激励了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三是国内的基础设施相对越来越完善,包括合伙企业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当然在中国谈不上很完备,但是已经有一些在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PE热潮。

  第四是2009年末创业板的推出,使股权投资进一个比较方便的退出渠道,这无异于给PE行业打了兴奋剂。创业板动辄上百倍的市盈率令PE投资的入场价水涨船高,目前PE投资的平均价格已经被推至15倍市盈率以上,即便如此,以目前的创业板估值作为参考,如果所投企业上市,仍可获得不菲的投资回报率。

  第五是这个行业本身比较刺激,有吸引力。因为只要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就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合法的从项目收益里面拿20%的利润,使得这个行业看上去比较像暴利行业,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很多有社会资源的人就都进入这个领域。

  由于我们关注早期的,PE热潮对我们项目的估值并没带来很大的影响,不必像中后期的那样去争项目,但有时候也蛮矛盾的,对创业者来说,我们谈价钱也是相对好谈的。有时候甚至也愿意将估值高一些,因为这个也是水涨船高。

  价值中国:2010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简称 QFLP)将为外资LP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这将有利于外资LP和本土GP各司其职的局面的形成。您认为QFLP将对VC/PE行业产生哪些影响?人民币基金与美元基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侍海:
中国的VC/PE行业已经完成了初期发展阶段,目前正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钱还是很缺的。银行贷款只贷给不缺钱的人,缺钱的中小企业永远贷不到款,而且现在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小企业仍然没有钱,这些钱还是愿意投给那些不缺钱的人,所以说钱越来越多肯定会做一些差异化的项目,比如投资阶段前移,也就是还VC以支持创业这个本源。总有投资机构去投早期的中小企业,总不能投资机构都去投中后期,所以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在中国,本土投资机构是不怕与外国投资机构竞争的,毕竟在中国做创投要懂得政治经济学。中外投资机构在竞争中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有利于良性竞争的竞争局面。

  美元基金与人民币基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退出方式上。人民币基金更多是在国内退出,美元基金是离岸模式,需要在海外退出,两者本质上都是创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现在有很多双币基金,两边都可以做,当然随着制度的变化,国家可能会从政策上形成创新机制的,这样将来不管企业吸收美元投资还是人民币投资,既可以在海外上市,也可以在国内上市,但目前看还没有这个迹象。现在,在投资之初基本上就想好要在哪边退出,而且还面临着“红筹回归”的障碍。

  事实上,很多企业的质地都差不多,但海外上市的成本要低很多,在国外上市,基本是市场化的行为。但在国内就不一样了,在国内上市的隐形成本要高很多,在国内上市要排队,能排多久是很难说的,这个等待的成本是很难衡量的。 

  价值中国:我们知道您特别喜欢滑板运动,那么滑板文化对您的投资理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侍海:
可能是机缘巧合,我是中国最早玩滑板的一批人之一。虽然现在相对来说玩的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比较关注这个运动的,我在澳大利亚还有个体育用品的公司专门从事极限运动系列,经常会处理相关的事情,所以还没有脱离滑板运动,很希望能在滑板运动的传播、推动上多做些事情,比如目前我在中国加以着力推广的一个叫做Maloof Money Cup的纯滑板赛事,很希望在11年或者12年我们国内的滑板爱好者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这个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滑板赛事。

  其实,滑板运动与互联网投资有很多相似之处,风险性都比较高,在做的过程中需要较强的分析能力,需要积累的经验也是比较多的,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当然最后带来的成就感也比较强。这是他们的一些共性。所以我觉得滑板运动会让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让我变得更加坚韧、开放,这些对投资可能都有一定的帮助。

  「记者:刘洋波 王华北」
   2011/1/11

 


人物介绍

侍海先生是知名的企业发展战略专家,TMT(通信、媒体和技术)产业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中国和澳大利亚风险投资领域的操盘手。到目前为止,侍海先生已经投资培育了一大批创业企业,例如NDI教育、P1.cn网、Myseller、通用视频、钱包网、新尚网、Tomsun墨镜、TIIC翻译职业学院、别致国际等企业,通过它们,在中国建设积极和健康的企业文化。

侍海先生也是澳大利亚世界极限运动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他在中国极限运动圈子有超过10年的经验,他擅长于规划和组织极限运动和活动,是极限运动和年轻人市场的专家。侍海先生在悉尼麦格里大学获得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在西悉尼大学获得口译和笔译的研究生学位,在江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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