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是西方产物，提倡的是“合作”，而中国还是有些缺乏这方面的意识的。中国企业往往在组织内部谁为主谁为辅分的比较清晰，大都还是延续了“人治”的管理习惯。

　　价值中国：如果说公司治理的基本精神是“妥协”的话，那您认为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仲继银：这是国美事件中有人提出的说法，我不是很赞同的。公司治理的基本精神不能叫“妥协”，这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思想基础上的理解。公司是西方产物，提倡的是“合作”，中国还是有些缺乏这方面的意识的，中国企业往往在组织内部谁为主谁为辅分的比较清晰，但大都还是延续了“人治”的习惯。公司治理的基本精神其实是种契约精神，在公司法所奠定的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公司章程，事先明确一些可能发生的矛盾或者冲突的解决办法和规则，这样解决所得到的结果才令人信服。尽管有人会因结果不尽人意而后悔，但也要为此负责。这就是种按规则解决问题的精神。

　　封建社会都是帝王通过武力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你不服我就打你”，或者是罗马教皇通过意识形态来维护统治，“我能和上帝沟通，你不听我的，将来你就上不了天堂”。那么近两三百年，从文艺复兴开始，从有这种理念的启蒙到现在的所谓“公民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越是民主的国家，它的公司发展就越为迅速。

　　价值中国：国美事件中有人说公司经营的目标应该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了大股东的价值最大化，您认为这主要是哪方面造成的？

　　仲继银：这恰恰是因为缺乏现代公司治理规则的约束，导致了股东价值和大股东价值的冲突。大股东价值和全体普通股东价值冲突会在哪呢？其实就是大股东要控制公司，他有一个控制权的实际收益。任何组织都是一样的，领导要求办一件事，如果领导控制不严，通过这件事一定会出现私利的最大化，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如果大股东一手操控公司上下所有事务，一定会出现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以权谋私，让他自己的亲属挂职拿钱之类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董事会管理的原因。要以此来约束大股东，避免大股东把公司当做工具，谋取所有股东之外的个人私利，要屏蔽大股东对公司的管理。

　　价值中国：当今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大主题涉及股东积极参与公司的决策。在您看来，股东如何向公司反应他们所关切的问题？

　　仲继银：股权分散的公司应该是董事会主动与股东进行沟通，股东通过提案、给董事会写信等办法去反应，通过委派的董事把意见传达到董事会上。而中国现状是股东往往直接委派其他人员，比如财务管理人员、人事管理，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由你决定，实际上还是要听董事会的，中国现在就是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只要股权稀释到了50%以下，理论上就有权利失控的可能。如果不想失控的话，作为股东就应该让自己的观点理论得到认同。

　　价值中国：那么公司股东应该用什么样的评价体系来评价董事会的业绩？

　　仲继银：董事会的评价本身是公司治理一个很前沿的课题，但国内因为有控股股东在，所以将这个问题特别强调了。就独立运作的公司来讲，不能由某一个股东，而是要由董事会做出自我评价。董事会全体成员受托管理全部资产，如果他们违背了基本责任—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股东而言，不同人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追求短期利益，有人追求长期利益。长期利益看什么呢，比如公司品牌、知名度，员工队伍，这是无法统一化一的，如果可以统一的话，那就是计划经济了，市场经济就是这样，都在猜大家要什么，看得准的人就能赚钱，所以关键是做什么赚钱。公司也是，考核什么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不同的股东、投资者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会有成功、失败的差别。

　　公司治理规则来讲，无非就是如果做了违法的事情会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就是通过年度股东大会把你选掉，如果事情紧急就要通过临时股东大会即时罢免。最后一种情况是还没有到必须换人的程度，那就需要董事会自我考核了。

　　价值中国：要真正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来发挥“公司的力量”，就必须治理好那些治理公司的“人”，您认为在公司制度之外，董事会和总裁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应该是种什么关系呢？

　　仲继银：像个体经营就是不存在这种公司治理问题，所有投入与利润都是自己的。但如果说要发展规模的话，就一定会涉及到合作问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所以就会要防范“出力”的经理人将董事会的钱装进自己腰包的事情发生。而经理人合理的自我保护是很正常的，以避免大股东随意操作。但如果这种自我保护变成了直接与大股东对抗，利用职务去谋取私利就是不可取的了。

　　就董事会和总裁之间的关系来讲，实际上大股东可以是董事长、总裁或者财务经理，这都没有关系，但它各自的法律职责是不同的。作为股东是个“出钱”的人，承担有限责任，作为董事会是把股东的资金集中到一起进行统一管理。董事则为全体股东负责，只要是大股东违背全体股东利益而做出某种决策，你就要予以驳回，反之则要尊重。不能切割大股东与全体股东之间的关系，要将二者看做一体。

　　董事会负责管理资产，总裁则是行使行政决策权力。除了外聘，也可由大股东直接出任，但总裁需要对董事会负责，所以董事会就有权利阻止大股东担任总裁一职。就像当年的新浪，王志东时任总裁，同时也是股东之一，董事会完全可以将其解聘，中国社会就不是很理解，媒体也都站在王志东角度去评论事件，说是“资本意识与创业意识的对话”。其实董事会解聘总裁职务太正常不过了，你要有能力，可以行使股东权利，解散董事会，如果没有能力自然是要出局的。

　　价值中国：在您看来，对董事会而言，优秀的总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仲继银：概括来讲，叫“指引方向选好人”，把握大的战略方向，然后选好人选，总裁无法胜任的时候随时替换。但对总裁的评定肯定不能规定某个特定的标准，只能是在遵守基本规则的前提下，选择适应公司发展的最好人选。

　　价值中国：家族企业因“家族因素”的存在而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当家族企业规模做大时，必然有股权分散的过程，那么如何保持家族对于企业的合理控制？

　　仲继银：家族企业和现代公司治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家族企业由家族创办，就像国有企业由国家创办一样，这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是由股东身份角度来决定的。现代企业或公司制企业本身基本规则是一样的，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制，都是由公司制定基本规则。从这一点讲家族企业可以分为三类，首先资本往往始于家族，但并不像是秦始皇时期强制百姓修建长城，现代企业边界则是由契约来决定的，所以家族是个重要的企业来源。就像贝塔斯曼，企业所有权一直是集中的，但它有一套办法引进资源管理。一般说通过家族基金会，让投票权和财产权分开，行使财产投票权的人是一些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不是谁都能说的算的，那样的企业一定做不大。第二种是起源是家族企业最后演化为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家族可能股权持有率只有20%，但家族依然保持对企业的控制。这样的企业上市后，仍会遵守所有规则，只是它的基金股东会对董事长的换届一直有一个积极的影响。第三种是企业彻底走向股权分散化，家族对企业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想保持对企业的完全控制，那就不要上市，股权分散也只是暂时的一个阶段，最后还是得走回头路。如果既想上市又保持控制，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董事会的控制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往往缺乏这一点。

　　价值中国：刚刚硝烟散去的国美战争，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您认为这对民营企业治理之路有什么启示？

　　仲继银：首要启示是股权结构本身对股东结构的影响。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股权被稀释到什么程度才能保持股权控制的最低限度，这在不同市场也是不一样的。还要看对方是谁，如果对方全部都是中小股东，没有海外大基金加在一起，很容易达到40%，那陈晓彻底没戏。所以英美为什么说10%也能保持股权控制，就是因为它彻底分散了。所以这个经验教训就是，若想控制股权分散，就要筛选并选择那些很难联合的股东，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作为。这就是股东权利方面的启示。

　　其次，如果董事会是到位的，事先授予了董事会权利，但这在A股公司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为它是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这应该被肯定，不能说黄光裕挖了坑，反倒让陈晓给占了位子，如果那样企业就做不大了。这更多的是种情绪的表达，而不是理性的分析。

　　价值中国：传承仍是每个家族企业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您看来，如何保证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平稳传递？近期有很多媒体对华为接班人有许多讨论，您认为华为在未来会面临着怎样的公司治理难题？

　　仲继银：第一种是子女是否有能力和兴趣来管理企业，能力会占一半，如果没兴趣，而去强迫他去接管企业，造成个人不幸福也是不值得的。如果既有能力又有兴趣，那就可以从小进行培养，这种情况按中国传统来讲认为比较理想，但我估计并没有超过20%。第二种是保持一种积极的引导，保持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这就是自己培养职业经理人，像有些公开、高薪招聘，那种十之八九是骗人的。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过二三十年工作考察的人，如果黄光裕当初选择的是一直跟着他工作的人，那背叛他的概率会下降很多很多，当然利益上也是要给他一定回报的。国外的家族企业没有一定要从家族选择接班人，最多是出任董事会职务。他的总裁绝对是与全球竞争公司不相上下的。第三种就是公司股权多元化，投资多元化，你在市场中挑选优胜者，以降低财产保值增值风险。这也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不一定非要家族接班人来继承，当然如果可以那当然是鼓励的。

　　华为存在股权不透明的问题，所以很难预测，也可能会上市，也可能任正非不愿去上市，因为上市公司股东容易退出。另外一种是可能成立华为基金会，任正非作为华为公司股东，将公司内部投票权、收益权设置好，这可能也是种套路。但是他不急于上市，这是种难得的企业精神，在今天这种浮躁、急于挣快钱的环境下，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价值中国：中国公司治理发端于国有企业改革，同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而逐步完善。在您看来，中国公司治理是从何时开始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是否已经形成？

　　仲继银：首先要看“公司治理”的定义了，从狭义来讲，这个概念从98年开始强调，当时因为海外上市，所以中国最先叫“外部董事”，98年财政部、经贸委出台了关于境内外上市公司管制制度，2000年前后开始强调的“公司治理”的这个概念，开始用的这个词。但是在公司法上正式确定公司治理规则是在1994年。“中国公司治理”在时间上还是有些宽泛的，其实在清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概念。包括当时的梁启超都曾提出过股份制思想，只是这种声音被“革命”抢占了主流地位。

　　价值中国：在您看来，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仲继银：公司治理是首要的前提，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司治理规则，那公司制企业、公司制度就不会被很好地运用，就会用歪，结果就是成为资本大亨、强盗资本家等等，甚至是演变成为一种赌博工具。没有公司治理，健全的资本市场是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的。所以一百年前美国通过公司制企业联通了铁路网。如果政府来做这些大项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政府的钱哪里来的？还是要通过“集中决策”来分配税收带来的资金。而公司制企业却要通过“说服”来使成千上万的人购买股票，相比之下，显然是后者所受的风险更小一些。所以国内很多公司会误解，认为股权分散才能搞好公司治理，其实，应该是搞好公司治理自然会股权分散，并且不会带来问题，这样公司才可能迅速的发展。

　　「记者：王华北 张晶」
　　 20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