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香港:“97后”文化创新和社会价值

访香港太平绅士、前市政局民选议员、著名律师黄英琦女士

香港已经进入了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97以后,尤其是年轻一辈,没有殖民地的背景,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他们觉得对这个地方有责任。所以有什么不满,他们是敢于发言的。香港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可以参与,可以让一般老百姓发出自己声音的社会。

价值中国:我们知道你现在是香港当代文化中心(HKICC)的主席,请您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黄英琦: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香港刚刚回归时,香港的发展一直都是以经济为中心,很少有非营利组织把文化发展作为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就发起了这样一个组织。当代文化中心成立的最初几年主要做国际文化交流。后来我们就专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教育,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全香港独一无二的文化艺术性高中——兆基创意书院。香港已经进入了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然而,香港教育制度中缺少创意教育这一块,香港的高中一般的都是以文化课为主导,缺少艺术课,需要建立以创意教育为主的学校,兆基创意书院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目前,它的学生已经超过400个。当然,除了文化教育,我们希望可以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亚洲青年可以在此交流。因此,去年我们创办了一个名为make a difference(简称MaD创不同)的论坛,每年举行一次,已经办了两届,每一届都有超过1000位年轻人来参与。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
 
这个论坛的设计有很多文化艺术的元素在里面。活动历时三天,有四个主题:创业、创意、创新、创建。同时,我们围绕这四个主题,邀请世界一流的精英大师来给香港的年轻人演讲,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很多互动的工作坊,还有聊天室。整个主题的设计应该是比较新颖的,大家对论坛的感觉也很不错,所以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办下去,希望这个活动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可以举办。
 
总之,香港当代文化中心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就是创意教育,一个就是青年交流的论坛。这两个方向都是根据社会需要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年轻人了解本土本地文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带给他们新的思维,让他们有新的能量,去发展自己,找自己的路。未来也应该循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
 
价值中国: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有一个很知名的MAD项目,MAD这个词有创意、也有点儿疯狂,介绍一下你们当初运作这个项目的想法。
 
黄英琦:是的,MaD是香港当代文化中心举办的。它并不是crazy的意思(众笑),MaD是Make a Difference的缩写,意为“创不同”, 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幸福得多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视野,比我们要广阔。因为通过互联网。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在西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益事业的发展,年轻人也投身其中,也愿意贡献社会,去Make a difference,去创不同。但是在香港,我们在一些方面可能比较弱,比如社会责任感比较弱。因此,我们创立MaD这个平台的初衷是希望他们可以更有创意,更多对社会的关怀,相信自己也可以创不同,相信自己可以Make a Difference。所以就用Make a Difference作为我们论坛的主题,当然Make a Difference的缩写就是MaD。这刚好有疯狂的意思,有一点变化的意思在里面。
 
价值中国:您谈到Make a Difference,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希望给年轻人传达一些东西,帮助他Make a Difference。那么,通过这个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或者通过这个MaD项目,你们希望传达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确保你希望传达的东西有效?他们是否能够接受?
 
黄英琦:初期我们很难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效地接受我们传达的信息。我们也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就觉得现在的教育可能缺少了一些东西。如果你是本科生或是研究生,很难保证你的知识范围都在专业里面。但是有一些新的理念,譬如说可持续发展,譬如说创意产业,譬如说社会创新,投身公益事业,这些概念在学校里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去听。
 
我们设立这个平台不是简单地传达这些理念,而是通过不同的讲者,给他们以不同的启发。例如,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我们找了20多个讲者。他们来自十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经验,他们都在演讲,跟他们聊天,让参加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启发。参加的人数超过1000人,我不敢说1000人都受到了启发,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拿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新的知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对社会的关怀的看法。我就希望我们社会更美好,更有创意,更有社会的关怀。
 
价值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希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做更多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有了解本土本地的需求,您认为的中国的文化最值得与世界去交流的是什么?
 
黄英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我倒不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就是喜欢吸收西方的思想。可能不是思想,而是一些价值观,例如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观念,这个不属于传统意识。当代艺术是全球化的,应该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地方。我们学校是一个艺术学校,在一般的艺术学校,学生可能只学习一些西方的美术史,但是我们的学生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课程,学生必须了解中国,包括了解香港的一些传统文化和工艺。最近这个学期我们刚刚完成一个课程,我们找了一个十分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师在学校待了一个学期,让他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的传统。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在往前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我们的根。因此,他们应该从小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香港文化是植根中华文化的,所以他们要了解香港文化必须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中国:无论是从位置还是从作用来看,香港的地位都比较特殊。您认为香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英琦:在国家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香港的确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现在,香港的特色已经慢慢减少了。北京是国际化的,上海也是国际化的。无论是现代建筑,还是吸引的外国定居者的数量,两个城市都不比香港少。在金融方面,上海的市场规模已慢慢地赶上香港,差不多与新加波持平了。现在,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因此,香港政府可能要重点发展六个新的产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教育产业、医疗产业、环保产业、认证产业和旅游业。以认证产业(certification)为例,发展这个产业有很多好处,它可以确保香港的品牌是最新的,因此它可能是六大产业发展的重点。此外还有旅游业,香港永远是一个旅游城市,它在香港经济中占了很大一个比重。
 
价值中国:我们注意到您也经常参加香港电台的一些节目,而且还是《东方日报》的专栏作者。您认为香港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跟大陆有什么不同?是在融合还是有差异呢?
 
黄英琦:我曾做了15年的民选议员,这一段日子我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我是在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担任民选议员,后来担任湾仔区议会的主席。是在地方的一些小型议会里担任议员、主席。我们有机会去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提意见,然后居民有事也来找我们,老百姓有什么不满也来投诉,我们就像一个中间人。工作十多年后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就上电台做媒体,他们觉得我对经济很了解,请我当一个经济节目主持。
 
从议员到媒体的主持,我就发现香港有不同于以往的新价值。在殖民地时代,大家都觉得香港是一个赚钱的地方。97以后,尤其是年轻一辈,没有殖民地的背景,他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也是中国的香港人,他们觉得对这个地方有责任。所以有什么不满,他们是敢于发言的。一方面他们有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参与感。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爱这个地方他就不会参与。例如香港想拆除一些老房子老式建筑,遭到有些80后的年轻人的反对,他们发起了一些抗议、示威运动、保护历史文物的运动。最后政府也改变了政策。老房子是不能拆的,所以就不拆。政府觉得这种互动是很辛苦的。以前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现在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健康的。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政府与群众有很好的互动,需要政府听取民间的意见,慢慢形成共赢社会,所以对我来说,香港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可以参与,可以让一般老百姓发出自己声音的社会。
 
价值中国:您也认为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从您的工作来看,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国家,您是否认为开放、参与是一种普世价值?
 
黄英琦:我觉得有一个前提,你爱这个地方,你就希望在那里,这个是普世的。如果你不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变得很坏,社会发展就很差,贫富差距就很大。香港目前也存在一些很差的地方。据统计,我们有50万人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但是还有超过120万的人很穷。
 
有一些人是来港的新移民,他们的工作能力不强,每个月挣几千块钱租个很小的房子,生活很困难。贫富之间的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有很大的影响。好多人注意到这个情况。因此,如果公共政策可以放更多资源,帮助那些比较穷的人,让他们的教育、社会福利都好一点,社会可能会更和谐。但是可能香港政府的动作还是比较慢。所以就慢慢有不满的声音。
 
价值中国:那么您觉得是比较慢、还是执行力的问题?但是,香港政府还是有意愿去改变?
 
黄英琦:我觉得这是需要互动的。为什么呢?按我的理解,香港的财政资金还是很充足的,年盈余有两万亿港币。我们目前从特首到官员都是殖民地培训出来的,他们都属于技术官僚,但是他们还是按照以前殖民地的一套规矩办事,所谓“小政府大市场”,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市场可以解决。
 
但是事实上香港社会不是每件事都是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政府有必要适度地介入。但他们常常用这句话,“小政府嘛,穷人穷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照顾他?”来回答。所以他们的理念还没有改变过来。但是他们也知道社会和谐很重要。穷人那么多,社会底层有那么多不满就会慢慢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价值中国:您刚才讲到“小政府大市场”,中国大陆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是“大政府大市场”。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干预力度非常强,具体问题具体来看,您觉得从制度方面香港应该是不一样的?
 
黄英琦:我觉得不是我说的算,而是要研究的。我们没有像党校、社科院这样的基础性研究性机构,我们没有很多学者做公共政策的研究,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传统。他们都是技术官僚。他们每件事情都用技术方法来解决,这个可行性报告他们懂得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如制度、管理方面的哲学理念,就没有这方面的传统。
 
价值中国:更多的传统方面是市场营销、金融学等等应用型研究?
 
黄英琦:所以就算是目前香港也有很多大学的教育做这样的研究,但是政府不重视。他们也知道有一些研究报告存在,但是他们看过以后就扔掉了。
 
价值中国:您看到了很多香港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寄予了很多希望?
 
黄英琦:以前是香港的精英都喜欢当官……但是,现在香港大学最好的一些学生毕业,他们并不喜欢当官,要到政府打工,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可以做。因此进入政府的一些政务官的素质也不是最高,而且它们的制度还没有改革、没有创新,他们选用的一套培训的方法跟“97”前应该差别不大,他们对年轻人,尤其是80后的看法,还有对香港的归属感这块儿他们都不懂。
 
价值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他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个“丑陋的酱缸文化”,大家都不负责任。晚年时,柏杨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从文化的角度考虑,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黄英琦:柏杨那本书我看过,基本上是说中国人卫生习惯也差,大声喧哗,公众场合闹事。我想可以说中国人的确有一些坏的习惯,但是,不能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好的,也不是这样的。文明的东西还是有的,我想是文明跟不文明的问题。是有文化修养与没有文化修养的问题。我也认识很多中国人,他们是很有修养,他们声音不是很大。这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香港、台湾、大陆都有,西方其实也有,所以这个不是国籍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社会发展最初是温饱,然后是小康,然后才是对自己深层次的要求。你用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去对待地球,对待这个社会,是用一个比较文明的,对地球友善的态度,还是浪费的态度。这个我想是不分国籍的。
 
价值中国:您讲到很多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各个文化当中那些文明的东西,或者他们所追求的那些好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
 
黄英琦:在今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一个人成功与否,就看他有多少钱。但是我认为还有其他的标准。但是社会上还没有人好好的讨论这个问题。例如一个人是否关怀社会也是一种成功呢?
 
价值中国:好的,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观点,谢谢您的分享!
 

  「记者:刘洋波 徐畅 王华北」
   2011/4/14

 


人物介绍

太平绅士,1959年-,香港执业律师,也是一位创意教育、可持续发展及文化倡议者。她从政十三年,曾为市政局民选议员(1995-1999)、湾仔区议员(2000-2007)及湾仔区议会主席(2004-2007)。
黄英琦热衷於文化倡议,是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的核心成员。也是香港当代文化中心的创办人和主席。该组织现为香港兆基创意书院的办学团体,为推动创意教育和培育具创意人才出力。在过去四年担任区议会主席期间,黄英琦在社区推动民主理念和公民参与,倡议可持续发展的湾仔、提升社区文化艺术、营造优质公共空间,及促进社区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在公职方面,黄英琦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树仁大学的校董。也是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成员和多个非牟利演艺团体的主席,包括新世纪青年管弦乐团及香港儿童音乐剧团。黄英琦现为香港电台《自由风自由Phone》的节目主持之一,也是《东方日报》的专栏作者。
政党方面,过往她曾经是自由党的成员,现时则是泛民主派公民起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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