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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重新发现儒家

——价值中国专访中国知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姚中秋

在过去十年,思想界所发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各个流派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儒家,回到中国传统。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你现在可以看到三个现象同时出现:思想界在回归中国传统,中国变得强大;但是,精英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处在不自觉状态,认为西方将永远主宰中国。那么,历史演变的趋势会是什么?我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是有信心的,力量和思想加起来,会让让中国变成世界的领导者。——秋风

价值中国:姚老师,首先祝贺您的新书《重新发现儒家》的出版。我们觉得在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当中您是很特别的,您一直是以自由主义学者著称的;另一方面,从您的著作中就能看出您的研究更加贴进读者、而非纯学术的研究,是这样么?

秋风:我对儒家的看法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研究儒家的人群中,有很多人确实是比较严肃的。我则觉得,儒家其实是一个比较平实的理念体系。我很喜欢论语的头两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此,我把儒家称之为“悦乐之学”。它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让一个人自己变得好、向上,也是让你周围的人都受到你的感染,跟你一起分享善,分享美好。这当然是快乐的事情。其实,儒家的入手处非常平凡,就是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提升自己,让自己享受心灵的“悦”和“乐”。我跟人家讲儒学,一般都讲得比较低调,我认为,一个“低调的儒学”在现代社会会更有生命力。当代社会的儒学要面对的就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如何解决自己的生存安顿的问题,儒学的基础性功能就是这样的。

价值中国:您所谓“低调”是相对“高调”来说的吧。所谓“高调”,或许是有着“敬天爱民”等等宏大叙事,而“低调”就和西方所提倡的“保守主义”类似?哈耶克就被称为“保守主义者”或“保守自由主义者”。

秋风:是的。如果儒家在中国社会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保守主义的作用。比如,它会强调传统的价值,它会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它会强调家庭的价值,它会强调社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保守主义的儒家是自由的捍卫者。

哈耶克就是个保守主义者。在英美,哈耶克所影响的许多社会精英在政治上,都属于保守主义流派,像撒切尔夫人、里根、布什等人,都是保守主义者。

在中国就很有趣,因为在中国,哈耶克被归为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只是关心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的理念,对哈耶克关于传统的、自由的思考,关注得比较少,也就忽略了哈耶克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面相。

价值中国:您曾是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现在为何致力于研究貌似“保守主义”的儒家?是否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其他学者有很大不同?

秋风:是有不同,您说的非常对。我跟大陆、包括台湾的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理解有所不同。我始终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从一开始,我就把自己和很多自由主义朋友区分开。记得十几年前办了个网站,传播自由主义思想。我当时很明确的将其定位于古典自由主义。如果援引西方的思想资源的话,主要就是哈耶克。

应该说,我特别重视哈耶克对于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论证,也据此做过若干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写时评时坚持的也是这样的基本立场,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我也比较重视哈耶克思想的完整性,在重视哈耶克经济思想的同时,也重视他的社会理论,就是他对自由和传统的深入思考。这些思考在整个西方现代思想领域中也是罕见的,因为,现代思想家很少思考这些问题。而哈耶克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他的结论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进入儒家的理念和价值的世界中,哈耶克在知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本来在情感上对儒家就是亲近的,哈耶克给了我理论上的信心。我能够非常有自信的进入到儒家,而仍然能够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经过哈耶克的理论,我确信,传统和自由不是冲突的,甚至是相互补充的。用哈耶克的话说,传统就是自由之母。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就是自由的守 护者。

哈耶克有一个很精妙的论证,这个论证是很多中国自由主义者忽略的:哈耶克所定义的“自由”,跟一般自由主义者理解的“自由”的含义有很大的差别。哈耶克所定义的自由是“人为的强制被控制在比较低的程度”。他是从人和人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由问题,尤其是他侧重于从人与政府的关系角度来思考自由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思路,问题不在于你的意志是不是自由、欲望是不是自由。重要的是,这个社会中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保障自由,什么样的规则会侵害自由。因为,你总是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与政府的关系中生存。那么,要让这样一个关系不至于变成损害自由的关系,重要的就是,界定这些关系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所以,哈耶克的理论骨干是关于规则的理论。

而传统就是规则,就是一套规则体系。如果把它和权力制定的规则进行对比,那么你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规则则更为正义,也就是说,它更有利于人的自由。而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力所制定的规则,往往是占人口多数的利益的表达。即使现在的民主国家,也仍然如此。

因此,哈耶克说,传统能让人更自由。其实,在古今中外的社会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每个社会都有其传统习俗,这些规则是让人自由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出门过马路,到底是有规则让你自由,还是没有规则让你自由?当然是有一套走路的规则、行车的规则,你才有自由。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你就没有自由。还不光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更是死亡或生存的问题。

因此哈耶克说,传统所拥有的规则比政府制定的规则更有利于人的自由。因为传统包含的规则是在自发秩序的范畴内,无数人在和其他无数人经过无数次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形成。最初可能只有若干人实施某个规则,在漫长的时间流动过程中,无数人接受它,适用它,它就衍化为大家公认的、普遍接受的规则,变成一个主导性规则。从理论上我们可以推测,这个规则对所有人是比较公正的。这样的规则使每个人按比例分享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只照顾某些人而损害另外一些人。

价值中国:政策的制定不过是统治阶层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政策后面的政治哲学或文化传统却是人类经过漫长时间的总结。您是否认为,不同的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普世价值?因为“正向的”文化传统要远远相似于异样的政策,正如我们提倡的“求同存异”?比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分明就是自由主义的腔调,而且是“弱的”、或者说“保守的”自由主义。

秋风:我认为,古今中西其实是“大同小异”的。现在主流的知识界,尤其是大众媒体上的知识分子,总是特别强调古今之别、中西之别,宣称现代跟古代完全不同,西方和中国完全不同。我觉得,从哲学或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命题都很难得到证明的。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从观念史和历史的角度来证明,古代人和现代人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的《重新发现儒家》就是帮助读者打通古今中西。该书每一篇都会拿儒家的圣贤和西方的贤哲作比较,这本书就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传统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之间的一场对话。让他们相互发现对方,相互佐证对方。

从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古今、中外之间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人自古至今都是在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追求“自由”。尽管孔子没有说过“自由”这个词,但我们从他的理念和行为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精神取向。儒家理念就是一套追求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理念体系。更进一步,我还在中国历史中发现了中国人追求自由和尊严的制度,我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就是要描述中国人追求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行为、事件以及制度的历史。

这是我跟很多研究儒家的人有所不同之处。像牟宗三、徐复观等学者在1958年发表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们当时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儒家的思想中包含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包含了这样一个价值诉求,但在历史上,儒家并没有发展出实现这些理念的制度。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更前进了一步,我论证了,儒家在历史上创造出了这样的制度。重读中国历史,可以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这也是我与蒋庆先生有所区别的地方。蒋庆先生关心的是当下的制度设计,如何依据儒家的理念来设计宪政,由此形成了“儒教宪政”的制度方案。我的关注则有一个比较强的思想和学术的维度,我想从进行一番历史的梳理,从历史的制度的维度,给儒家做一个正名的工作。过去一百年,文人对儒家有太多的否定、批判,这种批判成为知识阶层中流行的常识。这些负面的看法对于中国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是一个障碍,我觉得,有必要做这样一个知识上的正名工作。

这个工作也关涉中国人对于自身的认知。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之关键在于文化,文化是历史积累形成的,我们的文化身份就取决于我们的历史认知。我们关于我们的祖先之所想所为的认知,决定着我们的文化认同。回头来看,现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充满了迷惑,陷入迷茫状态。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都觉得中国的价值、信念、包括宗教都不如人意,有些人更认为,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或印度人,你的语言、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中国人的。现实中,我们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的,但是,我们对此没有自觉,没有一个自觉的系统价值来支撑。现实与理念脱节、冲突,生活与文化脱节、冲突。因此,我们处在自觉程度较低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自觉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这就是当下各个阶层度面临的最大的困扰。

价值中国:刚才您谈到蒋庆的政治儒学,从两位的区别看,他的理念上非自由的因素还是蛮多的。比如说他讲过要建个“通儒院”,要找历史上的“名人后代”来“承继大统”。在我看来,这就是用历史来代替现实,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现实上都很难为更多人所接受。我们要接受传统,但并不代表我们要接受某些个人因这些传统所带来的长期利益的合法性。当然,这个可能是另外的话题了。

秋风:我还是愿意为蒋先生做一个辩护(笑)。

第一点,不管蒋庆先生的这个方案如何,但毕竟他有宪政的诉求。而且,从他的方案来说,它本身确实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宪政的目的。比如他说,这是一个三院制,“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也就是说,在他那里权利是被分割了,权利被分割到不同的部门,三个院之间有相互制约关系。我想,这一点是评论蒋庆先生方案时首先要注意的一点。很多人通常忽略这一点,所以我把这一点提出来。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他的三院。“庶民院”就是当下的人们通过普选产生的议院,代表民意。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下结论说,蒋先生不重视民意,甚至否认民意。

第三点,至于其它的两个院,当然有他的考虑,而这个考虑其实一点也不荒唐。现在很多人在评论蒋先生这个方案时,只是太关注它的名字,也太关注它的具体的人员的构成,而忽略了这两个院在宪法理论上的深刻性。我们看,现代的这些成功的宪政国家,他们的上院以及政府中的另外某些机构,确实是承担着一种确认历史文化身份的职能,也会用共同体中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政治、评判法律。比如美国的宪政,很多人把美国奉为典范。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一个三院制,蒋先生这个方案跟它有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去看《联邦党人文集》,你会非常清楚地看到,美国制宪者当初设计参议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德高望重的人引入到政治审议过程中,让它来平衡下议院的民意。接着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功能是用美国人的价值来判断法律是不是正当。理论上,它是用宪法来审查法律的,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更多地依赖美国人的价值共识。宪法条目就那么多,几千字,而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案件都是很复杂的。比如说,现在最引起美国人关注的同性恋案件,这就跟宪法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法院的判断只能依据美国人的主流价值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根据这样价值来判断,是不是可以允许同性恋婚姻。

蒋先生这套方案只是用了我们不熟悉的词汇,这些词汇确实容易引起很大的误解,很多人一看这个方案就会觉得反感。这只能说明批评者的浅薄。我觉得,蒋先生的意义不在于他所提出的方案具体设计本身,而在于他要我们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对待宪法设计。我们有太多的人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多数投票。实际上,宪政远没有那么简单。宪法设计必须考虑更为复杂的价值问题。

价值中国: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蒋庆先生的理论贡献在于要有那种“分权”和以伦理“规化”利益的思考方式,具体怎么操作可以再讨论。

秋风: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他让我们要以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宪政设计,把更多的因素引入到宪法的结构中。你可以不同意蒋先生的方案,但你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政治和司法过程中,如何发现中国人的价值,并用这个价值控制立法过程、行政过程和司法过程。要设计一种机制,让立法和行政不能损害我们的核心价值,司法的过程也要保护这些价值。这些方面的制度是需要认真设计的。

价值中国:美国人之所以有“判例法”,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不断变化法律条文,后续需要用背后不变的价值和文化来修正、或参照。

秋风:就是这样,社会的主流价值会有变化,虽然变化缓慢,但会有变化。比如,作为大型政治与文明共同体的美国,二百年前后,社会主流价值一定会发生某些变化。最高法院就是通过判例这种制度,随时因应人们变化了的价值,判断复杂的案件。同样的案件进行审理,在不同的时代,法院引用不同的价值进行判断,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性恋这种案件,以前是不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的,现在至少能提交了。

价值中国:在和薛兆丰的一次争论中,您曾经说过思考宪政不需要考虑经济学,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么?不考虑经济学又该考虑什么呢?

秋风:是的。我想,从理论上来说,经济事务不应当进入宪法设计的层面中,因为宪法设计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实现正义,怎么去实现正义,以此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经济问题属于次一级的问题。二战以后,很多国家在宪法中都设置了经济条款,但这样的条款对宪法的权威是有损害的。一个共同体对经济的看法变化更快,一会儿共产主义、一会儿社会主义、一会儿资本主义,变化太快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可能十几年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这个东西写到宪法里,会拖累整个宪法。当然,可以把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写进去,比如保护私人财产,保障每个人有一个体面的生活等等原则。把这些最抽象的原则写进宪法,就足够了。具体政策、制度不应写入。

其实,我和薛兆丰那次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不是要用经济上的效率作为判断政体好坏的标准。他当时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经济有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就可以证明这个国家的政体是比较优良的?我觉得这个结论太简单,而且跳跃性太大。因为,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多。比如沙特,有个石油资源就够了,但你不能说这个国家的体制就比别的国家好。

价值中国:联想到另一个人,甘阳。他曾在80年代初引进西方思想、主要是西方哲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甘阳却也成为了一位研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倡导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您是如何看待他对儒家的研究呢?

秋风:他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将错就错”,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我相信,他最终的理想还是建立一个合乎中国人的价值的好的社会。他觉得,做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从现实出发。因此,他希望,儒家和社会主义理念之间实现互动。我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路径,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也是中国之大幸。我不反对他的路径,但我有我自己的路径。

价值中国:现实既然是从传统得来,那他的“现实”和您的“传统”是一样的么?(笑)

秋风:甘阳的现实主义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我是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价值中国:是的,这里还有应然和实然的区别。文化发展应当要、也必定会吸纳新的内容,思想的发展也会因后人添加新的东西而有所发展。而中国一千多来的科举制选拔出的知识精英似乎未能在儒家上有所创新,即使有如宋朝的朱熹提出的新儒家也未能很好的发展儒家本身。您怎么看?

秋风:其实,儒家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确实,儒家的思想保持了连续性,无论汉儒、宋儒还是现在的儒家,从本质上来说,与孔子的思想是没有重大分歧的,并没有背离孔子的思想。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儒者都会因应自己的时代的问题,面对自己的时代的问题而进行思考,所以都会有所创新。

儒学的创新有三个高峰,第一次是汉代的儒学,第二次是宋代的儒学,第三次就是现代儒学,二十世纪以来的儒学,从康有为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做这个工作。因为,这是中国三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变化非常剧烈。而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有地位、有作用,因为,它一方面在传承中国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它具有灵活性、创造性。

仔细观察汉儒和宋儒的论述,你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异,话语体系不同。汉儒核心的理念是“天”这个词,到宋儒就变了,不谈“天”而是谈“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还有,汉儒比较关注制度,蒋庆先生主要继承的就是汉儒的思想传统;宋儒较为重视“心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牟宗三先生他们继承的就是这个传统。到了现代,一百年来,儒者谈论的角度、使用的话语体系,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大量的西方的词汇,它的推理的方式、思考的方式,甚至写作的方式被引入儒学的理论探索当中。这就是儒学的天性:有变化,又有连续性。

我想,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思想的发展,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发展的。西方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都有连续、又有创新,儒家其实也是这样的。儒家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同时,文明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保持生命力。文明的内核是不变的,但具体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文明的内核都变了,那就不是同一个文明了。历史上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印度、埃及。现在的埃及人已经和古埃及人没有关系了。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文明保持了连续性。但另一方面,在不同时代,具体的制度、具体的生活方式又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古人有很大不同了,我们现在的制度和孔子时代也不同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中国人,我们仍然按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价值生活。儒学的功能就是守护这个价值,为这个价值寻找新的制度形态。这就是儒家的使命。

价值中国:宗教是西方传统中哲学以外的另一种最重要形式,但梁漱溟说“中国可以用文化代宗教”,而冯友兰曾提出“中国可以用哲学代宗教”,认为中国的哲学已经能实现西方宗教的类似作用了。您认为儒家在中国传统文明当中起了什么作用?文化的作用毋庸置疑,儒家是否也可以类比西方的宗教?

秋风:我觉得不好这样类比,正好这两天在写这方面的文章,我在辨析,儒家不是宗教。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这里简化地来说一下。可以说,儒家是一个“文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传统社会有这么一个精神、文化结构:一个文教,就是儒家。在此之外,又有多种宗教。中国有个复杂的宗教系统,在古代有天道信仰,只有皇帝才能崇拜。普通人可以崇拜祖先,还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如名山大川,财神、关公我们都去崇拜,这些都是宗教。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儒家和宗教是什么关系。

首先要明白,儒家不是宗教。宗教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是,有一个被人们崇拜的对象。儒家没有,孔子只是一个先师而已,特别在古代,普通人是没有资格拜孔子的,文庙只有儒生才能进去。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是宗教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儒家是“神道设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儒家把其价值渗透到这一组宗教里。这一组宗教除了实现自己的功能之外,还是儒家进行教化的工具,一个制度依托。我们举个最简单的历史,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其实,中国化就是儒家化。尤其是在当代,我们看到,台湾的人间佛教所教化的价值,完全是儒家的价值。但是,它采用了佛家的宗教仪轨。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神道设教”的例子。儒家让其它宗教来教化它的价值,以之教化普通人。跟这个现象匹配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儒生除了信奉儒家的价值外,还会信奉其它的宗教。比如说,大量的儒生其实是佛教徒,至于信奉祖先、关公财神的现象就更普遍了。

这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宗教的中国现象”,这是一个值得宗教学和社会科学认真研究的现象。儒家在这个社会中确实是一个主流的教化体系,教化的渠道很丰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变成了他的教化体系。儒生同时信奉儒家和宗教,这和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格局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儒家不是宗教,但和宗教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反对“儒教”这一说法。

价值中国:康有为当初就致力于将传统的儒学向儒教转化。梁启超在这一点上,与他的康老师还有分歧。

秋风:是的。康有为当时有他的考虑。他的考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要在现代社会中给儒家找到一个制度的依托。但是,他的方案本身并不可取。从根本上来说,儒家不能把自己宗教化。儒家从性质上来说,就不可能宗教化,它缺乏宗教最基本的元素。我相信,儒家在当代社会的复兴还是会回到传统的文教结构中。

确实,中国人是需要宗教生活的,但是,不必让儒家充当宗教。因为,中国本来就有一批宗教。中国有很丰富的宗教传统,而且这些宗教之间一直相安无事,这也是跟西方完全不同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和平共存的世界,一个人可以同时信奉几个宗教。我想,这其实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有很多人以西方基督教的范本作为宗教的理想状态,其实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宗教宽容的格局。这是中国文化非常优秀的一个部分。西方是经过了漫长的“一神教”的历史,在建立现代国家之后,才确立宗教宽容、宗教自由的原则。中国人在这方面完全不必妄自菲薄。现在有些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觉得中国人同时信奉多个神或是同时信奉多个宗教是一个坏的现象,好像所有的人都信一个神,才是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看法。这是让人回到蒙昧状态。

价值中国: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年轻人不太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不自觉地接受一些文化传承,却并没有主动去关心这些事情。如果从道德方面来评价这种现象,也不恰当。那以您认为,这是中国处在转型期的过渡现象还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表现?文化的融合到底是基于某些人努力施加的外在影响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秋风: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只是一种短暂现象,这种状态一定会过去。这种现象是一个新现象。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现代史的误解,比如说,以为新文化运动时代,知识分子普遍断言中国文化没有生命力。其实,这是历史叙事者进行了有选择的叙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完整的历史图景。应该说,到整个20世纪上半期,大多数的中国精英对中国文化还是有自信心的。

我觉得,真正的变化在90年代以后。20世纪中期,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经历了一次非常彻底的破坏。然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与西方有了深度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接触。在这样一个接触中,中国人,尤其是一般精英,本来就处在心灵空虚的状态,自己没有价值。在他们成长的三十年中,没有人教给他们一套价值,能够让他们安身立命,对生命的本质有一个体认,对社会有一个健全的认知的价值。处在这种价值空虚状态的人,猛然看到了一个现代的、文明的西方,就被震撼了,也就被从心理上“俘虏”了。这种现象从80年代就开始了,90年代就大规模的发生了。

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人,现在又纷纷做了家长,带着一种文化的不自信,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国外读书。现在好像中产阶级、精英群体聚到一起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问你孩子现在在国外哪所大学读书。

这样一个现象,和中国自身的变化之间,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反差。现在大家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而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正在变得强大,中国现在在世界的位置是过去六十年以来最好的。普通人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变化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思想界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在过去十年,思想界所发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各个流派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儒家,回到中国传统。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你现在可以看到三个现象同时出现:思想界在回归中国传统,中国变得强大;但是,精英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处在不自觉状态,认为西方将永远主宰中国。

那么,历史演变的趋势会是什么?我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是有信心的,力量和思想加起来,会让让中国变成世界的领导者。去年有个老同学向我咨询,孩子的大学是在国内读还是在国外读,我强烈建议他,还是先在国内读。先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然后再到国外去读研究生。

中国当然要开放,要把西方最好的东西全部接受过来,中国文明也要有一个新生转进。中国文明新生转进的养分从哪里来?当然是从西方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主体性。首先,思想界已经有了一个主体性的意识,主体性的自觉。另一方面,中国物质力量的不断增长给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自觉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假以时日,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中西文明对比的格局就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今天那些在中学阶段就把孩子送出去、孩子对中国文化毫不了解的人,也许会后悔的。

我觉得,企业界似乎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很多企业家都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对于自己个人生命和企业经营的的重要性。

 

价值中国:美国觉得他们的文化是很特殊的,其实我们的文化更为特殊。

秋风:在世界格局中,中国更特殊。美国人会讲“美国例外论”。其实,中国更有资格讲中国例外论。中国比美国更例外,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历史,至少从孔子删定《尚书》上自尧舜算起,也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没有中断,中国文明是延续的。这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再有,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有13亿人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她现在在迅速的成长,一定会给世界带来非常不同的景况。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精英人士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严肃面对的大问题,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力量的问题,一个文明的问题。几天前,我们北航高研院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就是我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会议的宗旨就是提醒中国的精英群体,必须意识到,世界历史正在被中国改变,这个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过个五十年一百年,世界历史会被深刻的改变,改变的力量就是来自中国。那么,中国又用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当然是用文明,不能靠野蛮。中国的文明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中国可能就是世界的灾难。中国人有仁义之心,一向的目标是让天下变好。那么,如何让天下变好,用什么让天下变好?当然是我们的文明。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明。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么长远的问题,现在越来越深刻地觉得,让天下编号,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我们回避不了,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天下大势,最大的大势。

价值中国: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一定会是世界的领导者。平静一点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可能也会出现某些社会的或政治的动荡或倒退,但是不能就此说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个人认为,文化中的正反两面一直都有,只是当下强调了什么。那么,我们当下该为中国文明做些什么?或者说,这是个假问题?

秋风: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工作应当是,让中国文化实现新生转进,以同时带动中国国内的制度变革、制度转型,承担中国在世界的领导责任。这两个工作现在必须同时考虑。现在有一些人的想法比较偏颇,对国内非常焦虑,关心国内的制度变革,为此提出,我们先关心国内的变革,等国内变革完了再去关心世界。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我们不能把这两个分开来看。从世界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会有一个更长远的视野,我们据此设计内部制度,也有一个更高尚的追求,更周全的考虑。比如,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必须在学习西方的时候,放弃小学生意识,树立文明的主体性,致力于复兴中国文明。因为,中国只能以自己的文明领导世界。我们不能只想着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必须思考如何解决世界的问题。中国就在世界中,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逃避只会让中国和世界同时变得混乱。在复兴中国文明的整体框架中,同时完成制度转型和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这几代人的使命。

姚中秋
简介

秋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基金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多年进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多部哈耶克译著和《政府的本分》、《当自由遭遇传统》等著作。目前主要从事儒家义理与中国治理秩序史研究。为中国大陆儒家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最近出版《重新发现儒家》、《新民说:儒家新秩序》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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