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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新师徒制”

价值中国:汤老师,您好!今年,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也是高校扩招第18年。除了诸多重要的社会头衔,您还被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当年,您正是积极推动了高校扩招。今天,想请您分享一下关于高考、谏言扩招的一些重要的往事。先从高考谈起吧,高考前您在做什么?

汤敏:1971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最关键的是我们当时的知识储备都不够。

我读初中时赶上文革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又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价值中国:所以能够上大学是您当时的理想吧?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老三届”。您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汤敏: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自学,当老师也是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己的课堂,边学边教。

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文革时“极左”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编注: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价值中国:那您当时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如愿上了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渴望学习。当时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但文革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了大学之后,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

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价值中国:高考对当年的您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到了今天,您认为高考对于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

价值中国:有人认为,今天国内各行各业的很多领导者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大学生,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定义您那代大学生?您那代人,感觉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很重?

汤敏: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

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文革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在国外留学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文革”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价值中国: 您太谦虚了,您可是成就了好几件“大事”——接下来就是1999年大学扩招,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跟1977年恢复高考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作为经济学家的您,在1998年向国家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被采纳,这是教育界的事,您为什么要“跨界”过来给出建议?

汤敏: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自己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 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我很肯定地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价值中国:但后来很多人把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难都归因于“高校扩招”,您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议。您有什么想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吗?

汤敏: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它使大学招生从1998年的每年100万到现在每年招800万,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当年不扩招,他们和下岗潮赶在一起,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失业。更可怕的后果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会更低。

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例如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当时建议扩招时要有助学贷款设计,在收学费时,把助学金、奖学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落实不下去,银行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再例如,大规模扩招后, 学生的就业会有一定的难处, 政府要有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后来都慢慢解决了。

对于就业问题,我总是在说,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 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得失业,就业和失业问题一样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上了大学后就业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价值中国:扩招也终结了上大学免费的历史,有人认为这导致穷人上不起大学,让高考失去了公平性。对于当年的“大学扩招”谏言,您留有遗憾吗?

汤敏:是每年招100万学生还是招800万学生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学?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是少数人受益,要收费。但当时我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小学收费,大学反而免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应该是先照顾中小学还是让大学免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应该用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该是大学全免费,让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车。

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那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大学扩招与任何改革一样,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而且,随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目前的这些弊病,也会得到改正。当然,如果当年扩招时配套的措施更强一些、落实得更及时一些,效果会更好。

价值中国:您在2010年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投身教育,您的初衷是什么?从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投身做教育实践,最深切的体验是什么?

汤敏:我几十年一直搞经济,但大多是理论与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换种活法,想做一些我感兴趣但没尝试过的事情,从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投身做教育,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一个字“难”!进入教育后才发现这一行当的水之深、动之难,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这年头不是都在谈跨界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网约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微信颠覆了通信运行商。我也斗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从一个教育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对教育来品头论足。

价值中国:您最近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提出了“互联网下的新师徒制”,您提出“新师徒制”的初衷是什么?

汤敏:我的说法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由某一领域的工匠或专家,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带领较大规模的学员或徒弟,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长期地学习与实践。

今天,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工业革命时代,哪个国家在终身教育上率先突破,那个国家就能培养出大规模的工匠与人才,课本的教育是不够的。

关注人的成长,参与新的教育革命,是我们国家未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保持先进地位的根本保证。今天又是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出“新师徒制”,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几千年来,艺术、技能培训最有效就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今天,很多新工人进厂还是由企业指定技能高超的师傅进行传帮带,三年学徒期满后,由企业对其进行技能考核。师徒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传承方式,一直为各行各业所广泛运用。

但是,这种师徒制的培训方式也有着一些重大缺陷。师傅的水平决定了徒弟的水平。高水平的师傅能带出高水平的徒弟。反之,如果师傅的水平不高,带出的徒弟也好不到哪里去。而高手师傅是很有限的,而需要培训的徒弟却是大量的。现在仅农民工就有2亿8千万。中国产业升级换代需要工匠精神,两亿多农民工的技术普遍不高, 将会大大制约我国企业的更新换代,也制约着农民工本身的收入提高。

价值中国:传统的师徒制既然有这些重大缺陷,那么,新师徒制“新”在什么地方呢?

汤敏:一是“新”在规模上。传统师徒制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新师徒制”通过互联网一个师傅可以带几万、几十万个徒弟。

二是“新”在师傅的选择上。 名师才能出高徒。传统的师傅只能在本企业中挑选, 而“新师徒制”的师傅可以在全省、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选。

三是传统的徒弟只能跟一个师傅,而在“新师徒制”下一个徒弟可以在互联网上跟好几个师傅,博采众长更能出高徒。

四是传统的师徒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教徒饿师”,因此师傅往往要留一手绝活,除非徒弟是你儿子,女婿都不行。而“新师徒制”下师徒之间物理间隔可能很远,甚至永远都见不着面,不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况且师傅之间也有竞争。你可以留一手,但别的师傅如果比你教得更好,教得更深,你的徒弟粉丝就可能流走了。

最后的一点最重要,激励机制。传统师徒制的激励机制不够强。在传统社会中, 当师傅的直接利益就无非就是徒弟在师傅家里打几年小工,扫扫地,打打洗脚水什么的。长期利益是师傅有可能成徒弟的 “父”。 但这还得看徒弟有没有良心,出师后还认不认你这个“父”。

在现代社会里,对师傅的激励更少。 师傅工资是固定的,带徒弟几乎是义务劳动。 所以现在单位里找一个师傅都难,普遍是 “师傅不愿带,徒弟不愿学”,双方都敷衍了事。而在“新师徒制”下一个师傅可以带几万、几十万个徒弟,师傅可以成网红。

在市场机制下,培训平台可以对徒弟收费,给师傅重奖。甚至可以以网络的方式,每个徒弟打几块钱赏,师傅马上可以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不干,有人干。即使是由政府组织的新师徒制培训,对师傅也可以用提级、发“五一奖章”、冠“大师工作坊”等各种荣誉上的和物质上的奖励进行激励。

价值中国:真是让人热情高涨、跃跃欲试,那么目前“新师徒制”有成功的例子吗?

汤敏:全世界的我不知道,但我自己亲自参与的就一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话说四年前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我所在的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一起开始了一个称之为“双师教学”的实验。所谓“双师”,就是一个贫困地区学校课堂的教学由两个老师来完成,一位是远端城市中的优秀教师,如人大附中教师,一位是当地乡村学校的现场教师。

双师教学的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每天录制人大附中老师讲课并放到网上。第二步,当天晚上乡村老师在网上先看一遍讲课录像, 再对人大附中课中超出乡村学校需要掌握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剪裁。一般45分钟的录像剪辑成25到30分钟左右。第三步,第二天在乡村课堂上播放录像。当视频中人大附中老师提问人大附中学生时,现场乡村老师把视频停下来,让当地学生来回答人大附中老师的问题。如果学生都答对了,就继续放视频。如果没答对,现场老师就会用几分钟把这个概念讲一遍。

从2013年秋季学期起,我们就开始把人大附中初中数学课用这种方式逐步扩大试验, 到2016年春季,这一试验已在中西部十八个省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三年过去了,效果非常明显。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一国际团队对这一项目三年的追踪评估,初中进校时实验班和控制对比班的考试成绩几乎完全一样,三年后的中考成绩试验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不但学习成绩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更有趣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双师教学受益的不仅是学生,其实受益最大的是参加试验的乡村教师。他们每天都在听全国最优秀老师讲课。人大附中的李颖、刘蓓、李晨光等几位老师与全国的参与试点的乡村老师还经常在QQ群中一起备课、答疑。乡村教师们自己也在群中一起讨论。几年下来, 实验班的老师们很多都成了当地的优秀教师。 一些老师说:“我参加过多次国培计划、省培计划,但“双师教学”模式是我参加过的最好、受益最大的培训。”

这种课课示范、天天培训,传帮带贯穿好几个学年的全过程,不就是活脱脱的“新师徒制”吗?这个试验给我们的启发是,既然我们可以把课上到几百个乡村学校中,也就可以上到几万、几十万个学校中;既然可以把人大附中的课录制下来,也就可以把北京四中、黄冈中学、各省市的重点中小学的优秀教师的课录制下来放到网上,让乡村教师有机会选择他们最适合的老师跟着学。

这种培训方式成本很低。老师不需要离开岗位,可以边教边学,学校也不必去请代课老师。我国绝大部分的乡村学校已经接通了互联网,这种培训方式完全可以大面积推广。事实上我了解到,经国务院领导批示后,在广西南宁、桂林、重庆彭水、贵州威宁、湖北咸宁、广东东莞等地都开始用双师教学的模式,把本省、本市、本县最好的优秀教师的课拍下来、送下去。

价值中国:这些案例真是太成功了,中小学教师培训能用“新师徒制”进行,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能在互联网上学习,那么这种“新师徒制”的学习培训模式也一定可以推广到更多行业,更广泛的领域中去。

汤敏:正是这样,你听说过戴玉强吗?你知道他开办了一个很火爆的网站“戴你唱歌”吗?2015年初,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开办了一个超级声乐慕课:“戴你唱歌”。每星期一、三、五,戴老师都请一个青年歌手做示范,他亲自点评。每节课25分钟左右,拍下来挂到网上。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这个网站的点击率已经高达四亿人次。每星期全国有近千万人跟着戴老师在学唱歌。

最近,戴老师在《喜马拉雅》网站上又开了一档“戴你听歌”。像我们这样嗓子没本钱的,不能“唱”但总能跟着“听”吧。我与很多朋友都注册了“戴你听歌”。每天在汽车里摇头晃脑地听戴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解一首中外名曲,再配上专业歌手的演唱,让我们如痴如醉,恨不得在路上再多堵一会,让我们能把歌听完。

“戴你唱歌”的试验给了我们对终身教育的有益启示。既然连男高音这么高大上的艺术教育都能在互联网上进行,为什么别的技能不行?能带你唱歌,为什么不能带你电焊,带你当电工?例如,找几个电焊大师来,每个星期在网络上,甚至是在手机APP上由大师教几招电焊绝技。参与学习的人不是什么都不会的技校学生,而是已经在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电焊工。他们可以在自己岗位上不断练习刚跟大师学到的技巧,连续几年,再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的技术考级, 企业按技术等级加工资,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新型的技能培训的闭环。

师徒制也可以拓宽到其它领域中去。如果能带你唱歌,带你电焊,为什么不能带你创业,带你当经理,带你当老板呢? 三人行必有我师,各行各业都有高手,都有秘籍,如果你每天都能跟着你行业中的“老大”学一点他们如何处理技术、处理人事、处理难题的高招,你也可能成长得更快,犯更少的错误。

价值中国:非常好的分享,谢谢您。我们平台正在计划类似的模式,主要将针对新产业和新经济领域的经验交流、知识分享、和人脉拓展。我们价值家知识服务交易平台,将基于价值中国多年以来所积累的百万级产业专家、职业人士的庞大资源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新师徒制”,积极推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服务。

一看到您的文章,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们双方应当进行深度的合作、共同创新。既然是“新”,肯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手段,进行“1对1、1对多、多对多”的各种新型的商业教育、和知识服务。既然是“师徒制”,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由大量的“师傅”的对“徒弟”进行个性化的培养,可以在线上进行,也可以在线下面对面地进行。

另一方面,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地解决碎片化时间的价值利用,无论是老师一方,还是学生一方。

同样重要的是,知识服务不仅仅只是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产品付费”付费的问题——社会化的知识服务,是一个更大的趋势性方向,包括未来的新型职业方式、工作方式的创新,比如,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的人将虚拟办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多重职业、基础多重社会角色等等。我们相信,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才刚刚开始。

知识、知识服务还有一点重大的意义,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并寻求对策——2017年是人工智能突然大规模地进入公众视野的一年,毋庸置疑,未来的人工智能将在诸多方面胜出、甚至替代人类的工作。那么,人类如何运用知识、创新知识?人类如何变革自己的工作方式?人类如何与机器合作共生、共同“进化”,都将是无比重要的课题。——人类如果失去了对“知识”这个最重要的资产的掌握能力,如果将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拱手让给机器,那么,人类整体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价值。

汤敏:非常好的创新模式,非常好的思考维度。我相信价值中国/价值家的创新实践,是一个更宏大视野的知识运用创新,和工作模式的创新。人类对知识的运用,包括教育模式在内,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现在到了需要进行创新的时候了。我们共同努力。

(2017-05-01)

汤敏
简介

汤敏,2011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汤敏曾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计量经济学博士,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曁南大学兼职教授,长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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