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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之创新生态

价值中国:了解到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产业政策。从当前快速变化、甚至颠覆创新的全球产业环境来看,宏观产业政策是否还有必要性或效率?另有哪些新的研究认知?

傅晓岚:我本人一直从事发展研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在形成初期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是一些学者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总结出的关于选择哪个行业和企业进行扶持的经验,即“cherry picking”政策——选择赢家

但现在的产业政策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更广泛,不再停留在这种“选择赢家”的政策,而是更加普惠化,希望能够惠及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例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对科技研发的扶持和对人才培养的投入都不仅针对某一企业,而是惠及整个行业乃至社会。

现在各国都没有完全放弃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扶持,然而产业内"选择赢家"的评价方式也一直受到批评。首先这个过程中可能滋生腐败,其次政府也无法确定national champion(冠军企业),因而造成产业政策效率低下。因此,目前更加推崇的是新型产业政策,不是仅扶持某一企业,而是在某个战略性产业以支持整个创新体系。例如美、英等国成立的创新网络及创办的各种研发计划。这就是对产业政策的广义定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产业政策一直在演化,从狭义到广义,原来低效、易滋生腐败的“ 选择赢家”的政策逐渐被淘汰,更多转向现在对整个产业、整个创新体系的横向的、普惠性的支持。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产业政策的作用有明显的回潮趋势。

不仅是在 Covid-19疫情之后,其实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欧盟、美国、英国都提出要采用产业政策,德国公布的《国家产业战略2030》就明确提出要大力扶持德国乃至欧盟的冠军企业。而发展中国家本身处于落后追赶的位置,但缺乏完善的市场和有效的市场机制,因此也更需要相应产业政策来保护幼小企业。剑桥大学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发达国家“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梯子”,指的正是产业政策。关于这个观点尽管一直存在争论,但的确体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有一定产业政策空间的诉求。

目前全球产业政策有回潮趋势,但早已摆脱了“选择赢家”的旧模式,而是呼唤政府对整个产业的普惠支持。总体而言,新的产业政策呼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更积极活跃的作用。

  

价值中国:您刚才重新定义了产业政策,那么可否认为传统的产业政策更像是投资公司的做法,而现在的产业政策则更像政府行为?

傅晓岚:您说的非常对,目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加强。而传统“发现冠军企业”的做法更类似投资公司的行为,但还是有所不同。目前,各国对运用产业政策来支持重要产业已经达成某种共识,但是政策的落实手段不同,对资金和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也不同。

  

价值中国:从创新生态来比较,您认为欧洲和英国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傅晓岚:欧盟有一个发达、统一的大市场,这是其一大优势;同时,欧盟有27个成员国,其发展情况、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北欧一些国家注重在培育创新生态体系,但不采用明显的产业政策。除了对于像人工智能这种基础性技术的扶持,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明确的扶助目标产业

政策实施的组织结构也相对松散,在市场和创新生态体系的体系中,包括咨询公司、企业、大学、政府顾问、各层级政府机构等在内的参与者,都在共同打造这个生态体系,协调创新发展。但也有一些欧洲国家“有形的手”的作用更为明显,例如德国和法国。法国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法国是存在国有企业的。整体而言,欧盟的产业政策有一些重点企业和重点扶持领域,但在落实下去的时候,更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

欧盟有一个智慧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创新政策。这是一套基于纠正市场失灵的创新政策,既支持又保持竞争中性,同时不打破市场均衡。但在欧盟这样一个大市场中执行统一政策,有些群体和产业获益了,但不可避免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付出代价,例如意大利、西班牙,这也是为什么在几次欧债危机中,欧盟会出手解救某些特定经济体的困境,这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有相当程度上的经济考量。

而英国属于典型的通过市场调节的国家创新体系。英国创新生态系统相当开放,但其经济体量、人口指标都相对不大,其自身定位就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y).英国政府属于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小政府”体制,所以主要是依靠开放和自由竞争,来促进其生态体系发展。正是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诞生了许多世界级发明,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科技革命,很多颠覆性创新思想,都来源于这样一个体系。

  

价值中国:您如何评价英国"脱欧"对于其创新能力的影响?

傅晓岚:“脱欧”对英国的创新能力的影响肯定是有利有弊。从短期和表面上看,一些弊端是很直接的。一方面是对创新人才的限制,因为在欧盟中英国可以吸纳很多优秀人才。而脱欧之后,对吸引人才增加了很多不便,比如如何安置人才家属等问题,所以脱欧肯定会大大减弱英国对欧洲顶尖人才的吸引力,能否参与欧盟的“地平线计划”(Horizon)也不确定;就算参与,也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而长期好处是,脱欧给英国与中国、印度、巴西,包括东南亚地区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同时,创新体系的中心,具有一定的“知识生态”黏性,现在英国正式脱欧,但区域金融中心还是在伦敦,没有搬去巴黎或者都柏林。因为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人才,改变工作地点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迁徙,以及子女教育、医疗等一些问题。所以说“脱欧”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必过分夸大。

  

价值中国:请您谈谈科技对于后疫情时代,经济和社会恢复中的角色和作用。如何理解持续发展与灾后恢复的关系?

傅晓岚:首先,疫后的经济恢复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这一点各国已达成共识。科技对疫后恢复的促进,在中国感受尤为真切;尤其是在抗疫过程中维持民生,数字技术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长引擎。不仅仅是数字经济本身的发展,还有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所需提供的基础设施,都将创造很大的经济效益,就也就是中国提出的“新基建战略”。

中英在民生科技方面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例如,粮食、农业、环境治理、新能源发展、水的治理和医疗健康都是涉及到民生的科技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中英有很大的互补合作空间。同时,中英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

英国具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资源,两者具有很强互补性。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环境技术,中国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双方更可以形成一种接近于“强强合作”的模式。但考虑到疫情对各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复苏的艰巨性,在短期内,合作很难有一个大跃进式的发展,但一定会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价值中国:中英科技合作主要有哪些有利和不利条件?

傅晓岚:除了上述中英的优势互补,人才交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中英人才交流语言障碍相对较小,同时英国具有教育资源的优势,这为中国人才的国际化提供了一如继往的重要机遇。

可预见挑战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因素。两国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别,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了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因素。英国面临美国方面的很大压力,逼迫其选边站。第三,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需要更强的改革和开放力度,克服内部阻力进一步对外开放。例如,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的问题、对市场创新主体如何界定和扶助等等问题,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

  

价值中国:“中国转型正在由模仿向原创转变,但近年中美贸易战加剧等事件表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中国创新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最需要避免的可能陷阱有哪些?其实,这个问题跟最近中国跟欧盟谈判的投资协议的条款分歧,也基本上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怎样更公平地开放?

傅晓岚: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近日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还是中国最近加入RCEP,以及中国积极谋求加入CPTTP,都释放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积极信号。

同时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勤劳的人民。我认为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与全体中国人的勤劳是分不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总结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既不是完全的市场导向,也不是完全的政府导向。中国的成功跟市场化和开放有很大关系,政府和国家也承担了重要角色——当然,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创新的不同环节,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此外,国内经常提到的“协同创新、开放共享”,这将是中国的创新能力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后的积累和提升,包括研发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的提升之后,中国创新的新层次和新路径。

于应当避免的陷阱,我认为主要是应避免因为贸易战导致的“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创新” ,即:盲目强调“关门自主创新”等。贸易战再加上疫情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提出了“双循环、补短板”的战略,这是必要的应对措施。但应当杜绝对“应对措施”的过度解读,甚至走上“关门自主创新”的道路。否则,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价值中国:请简要谈谈您对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的新年发展规划。

傅晓岚:我们中心主要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一方面,研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他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深刻理解技术进步和管理能力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各种影响。

技术,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现象级要素,既能给社会带来进步,同时也带来挑战,需要相应政策和法规则,从治理层面给予引导和规范。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其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例如,如何通过政策措施来扶持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如何通过引导技术和创新,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如何决策才能让大多数人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最小化。这是我们中心研究的宗旨。

接下来我们主要侧重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各种政策措施。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平台经济中,实现追赶以及平台经济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新型商业模式。另一方面是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即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技术方面的能力,同时克服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我们提出了“绿色机会窗口”(Green Windows of Opportunity)这一概念,其实是一个“以挑战为导向”的机会窗口。不仅仅是绿色技术,包括公共卫生、全球大流行、减贫、能源危机、粮食安全、水安全等全球宏大挑战,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而不是成为各个国家或政府的负担。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和抓住“以挑战为导向”的机会窗口,是我们2021年的重要研究方向。

 

采访/撰稿 郑睿琪  (202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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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报道-2021年8月16日】

 

*傅晓岚教授获得2021年国际跨界创新大奖*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教授,被选为2021年 Falling Walls国际跨界创新科学突破大奖科学创新管理类别(Science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的十名获奖者之一。傅教授的杰出的研究质量和重要性给Falling Walls评委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Falling Walls是由德国跨界创新基金会Falling Walls Foundation发起,为全世界来自科学、商业、政治、艺术和社会领域的领导人提供的一个独特的国际平台。每年的年度会议Falling Walls Conference是世界顶级的科技创新交流论坛,被 BBC 誉为 "The brightest minds on the planet"。会议现场汇集各国科技代表,每年均有欧盟主席及各国政要、企业家参会交流。该会议旨在庆祝顶尖科学家在生命科学和未来学习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介绍这些成果如何能打破科学和社会中的壁垒,近一步去改变世界。2021年Falling Walls Conference将在11月7日到9日于柏林举行。

Falling Walls每年会在十个类别中从全世界的学术机构、大学、研究组织、公司、私人和公共研究中心、学者、研究资助者、基金会和个人中提名获奖研究,以表彰他们的最新的科学突破、杰出的科学项目和伟大的贡献。每个类别的入围者中选出10名获奖者,且每个类别的一名获奖者将被选为2021年Falling Walls科学突破奖,并将于9月15日公布。

Falling Walls科学创新管理类别注重在学术界和研究驱动的公司领域的新兴科学和创新管理方法,包括概念、工具、结构、项目等,尤其是能够将学术研究和产业化相连接的突破性管理方法。优秀的科学和创新管理与科学好奇心和创造力一样,对科学技术的突破至关重要。

傅教授获奖的研究是她的早期技术评估(VEST)项目。该项目开发了一个用于评估新技术价值的估值模型,该模型展现了非常高的准确度并且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技术的价值,突破了技术估值领域普遍存在的估值不客观、不准确的瓶颈。基于此项研究,牛津大学也成立了一家社会企业OxValue.AI,以促进全世界政府组织、企业和其他国际组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

 

 

傅晓岚
简介

傅晓岚,牛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大陆华人终身教授,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 (TMCD) 创始主任,国际发展系教授,技术和国际发展研究专家,剑桥大学和清华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 复旦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

2015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聘请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技术促进机制十人顾问小组”成员,是全球学界唯一代表。

傅晓岚曾担任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UNDESA),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国际劳工组织 (ILO)、欧盟委员会 (EC)、中国和英国政府的顾问。傅晓岚还是经合组织(OECD) 全球投资论坛、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ESRC) 和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项目专家组成员,全欧中国经济学协会和全英中国经济学协会2010-2011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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