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科教育的“道路与梦想”

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牛华勇

  语言是世界不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中国商科教育人文环境很难脱离开整个学校的背景而真正英语化,这是很多老师在做这个学科时精神痛苦的一个根源;
    中国的商学院现在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过早、过多讲中国传统,是对中国经济的危害;
    唯一科学和准确地评价MBA 教育的方法,就是看培养出的学生毕业后的年薪是多少;
    中国的价值应针对中国每一个普通人。

  中国商科教育人文环境很难英文化

  价值中国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国际商学院的定位是什么?

  牛华勇:我们的战略定位就是做“国内具有最强外语背景的商学院”。

  价值中国网:前几年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世界不平的原因有很多,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虽然制度也是一个原因,但它可以从政府层面去学习,而语言是需要大众去学习的,这却相对要困难一些。您怎么看待语言和商业环境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

  牛华勇:英语是一门商业语言,即便是在非英语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商学院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拿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法国人是很崇尚自己的语言的,即便如此,法国的商学院依然把英语当成自己的教学语言。但我们国家,全民的思维方式过于偏政治化。以前教育部还有很多规定,要求论文要用中文来写,授课语言要是中文的。但现在有所改进,正在做试点。

  我认为中国不能大力推行英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思维方式的问题。过于"民族主义"的思维,总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讲汉语。其实,汉语作为母语根本不用再过于强调。而学习英语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营造一个学习环境,直接将英语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这在商学院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除了很个别的,例如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在最初就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之外,其他的很多商学院都离这个要求很远,仅仅是上课时讲英语是不够的。

  价值中国网:这是师资的问题吗?

  牛华勇:这里既有师资的问题也有政治化思维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学校有如此强的师资来实行英语授课。总的来说,国内自己培训的师资英语水平有限,而从国外引进的师资的数量有限。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大学是按照中文的模式去管理的。商学院无法脱离开整个学校的背景,这个体系或者说人文环境是很难真正英文化的。

  到国外任何一个大学去访问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外大学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课程的差距,而是思维、综合服务和人文环境的差距。其实,课程是最容易学习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管理类课程的教材就是采用外国的。于是,这就出现一个现象——老师和学生的思维是很西方化的,但回到学院的管理时,却是一套计划经济,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脱节。这也是很多老师在做这个学科时精神痛苦的一个根源。

  中国的英语教学是一套封闭的教育系统,有专家设计好了一套路径,在课堂上进行封闭式的训练,这是一种很落后的教育方式。在欧洲那些非英语国家的孩子,他们没受过很严格的英语教育,但是他们的英语水平都很好。原因是他们从小就在一个英语的环境中,例如他们的电视频道,70个中可能有30个是英语频道。这样,他们长期接触这些英文内容,英语自然就会很好。但是我们国家,很难营造出这样的英语环境。在中国的国际交往,除了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也是很少的。于是,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还充满了神秘感,对英语的抵触感还是很强的。

  商业理念教育:过早、过多讲中国传统,是对中国经济的危害

  价值中国网:你觉得中国商科教育的作用主要在哪里?

  牛华勇:首先,我认为,商科教育的起点实际上更应该是硕士层次的人,对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去加强他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技术。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培养商业方面本科的学生。

  我理解的商科教育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商业理念的传输,尤其对于中国接受商科教育的人来说,要有一个能够贯通中外的理念,不仅要去理解理念本身,还要理解他的商业文化背景,理解西方的很多理念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是商业技术,例如和商业有关的计算机、语言技能等;

  有理念和技术,合起来才是整体的商科教育。商业理念和技术的教育会让学生重新认识自我,也重新认识市场。从他们开始时对商业的一无所知,到出去时有一个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对商业的定位,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给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东西,他们整体上会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的商科教育在中国的主要作用;

  此外,我认为在西方,商科教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从商业现象中总结出理论,而且还要进行创新。目前,商业知识创新在中国还谈不上,中国商学院目前做的唯一正确的事就是将西方的先进理念中国在传播到。中国的商学院现在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跟我们的产品是一样的,能模仿好了,就是一个好的商学院。但如果能有创新的话,就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商学院了。

  价值中国网:你是否认为有中国式的管理,或者中国的理念或文化中国有哪些需要改造的?

  牛华勇:我认为不能说没有中国式的管理,但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它怎样去提高管理体系的效力。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某个管理理论是对或错的。我觉得在商业领域很难区分绝对的对或者错。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企业是否能真正提高企业获利的能力。

  我认为管理的思维方式在全球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比如,给员工一个正面的激励,员工应该有所反应,这就是管理。但是,同样的一个激励,在有些环境下可以起作用,有些环境下却不能。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为什么,我们是要去改变这个环境还是要改变激励方式?也许只要改变一下激励方式就可以了。所以,具体的激烈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是不一样的,但管理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要用适当的激励去产生适当业绩,用一定的约束去控制成本,这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西方式管理和中国式管理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中外企业,最终都是要创造价值。区别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采取的技术性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我想,各个国家之间一定会趋同,可是每个国家会保留它的文化特色的东西。

  其实,我更倾向于在一个大的管理框架之下,内存一些中国特色因素、英国特色因素、美国文化因素等等。但商业更应该追求的是在这个框架下,大家可以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大家在一个大的平台下予以相互尊重。这是我认为的比较好的公平平等的商业环境。

  价值中国网:最近很多人在讲要恢复国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牛华勇: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信心提升的一个表现。但过度的关注这个,实际上是自卑心理的表现。以前的自卑是不敢说话,现在中国经济成长之后,这种自卑心理还是存在的,只是又多了一点不甘。讨论传统文化是应该的、必要的,但是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将它作为主流性的东西来探讨。

  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玄学,是可以解释万物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它没有解释力。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是应用到现代管理之中却是非常不全面的。

  反过来说,亚洲的许多国家的做法我认为值得借鉴。他们是在先学习西方之后,再讲传统道德。例如新家坡在最初实行现代化的时候并没有讲传统道德,而是在讲引进外资,在讲全盘西化,英语实际上成为了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虽然讲提倡中文,但新加坡大街上随处都是英文。而当新加坡社会真正发展起来的时候,李光耀才开始讲华人传统。李光耀巧妙地把华人社会改造成一个西方社会,他保留的是华人社会意识形态中对政府的容忍,而他们做企业的思维却完全是西方式的。

  我觉得中国其实也是这个情况。因为在没有发达起来的时候,很难讲复兴国学。虽然国学中有一些精华,但当自己还在糟粕中挣扎的时候,是看不见这些好的东西的。而反过来,先把糟粕扔掉,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再去辨别精华和糟粕,这样才有意义。

  过早、过多地讲中国传统,我认为这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危害。万能的解释这种方法是有危害的,它没有从具体的实证的角度去思考,过于抽象,具体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告诉你具体的方法,而是告诉你一个哲学原理,最终很可能沦落成类似于算命的东西。

  中国商科教育: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挣扎

  价值中国网: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考验的正是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应付全球化竞争的能力。现在中国的很多公司纷纷死掉,这并非纯技术的问题,中国人其实很聪明。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商业等各种理念缺乏的问题。

  牛华勇:是这样的。我在纽约唐人街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唐人街整个小巷子给我的感觉是很脏,并充斥着盗版碟等假冒伪劣商品。但是除了唐人街这些景象就完全消失了。唐人街的人做生意和生活的方式和国内没有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融入到美国的商业社会当中。于是,我在想,唐人街的人们到美国已经经过两三代了,但他们仍然非常顽固地固守着中国小贩样的一套做法。中国人在美国这样的商业环境里就是这样,何况是在中国推行商业理念教育呢?

  中国的商科教育和美国的商科教育重大区别就在于办学自主权上。在中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非常细致的审批体制,尤其是对商业性强的项目。具备审批资格的是国内那些商业教育的先行者,其中不排除有泰斗和大师,但也都是代表一方利益的诸侯。于是,中国的商科教育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抑制性的教育。

  中国的MBA机构也是需要论证的,但是国外的论证的体系是由本校和外校的专家组成,他们主要是看有没有足够多的老师来教授这些课程,有没有足够的硬件来维持教学,商业关系能否支撑就业和实习。他们的论证过程是与没门课的授课老师来讨论如何授课,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填表,于是我们造就了一批填表专家。所以,他们的体系鼓励创新,但在我们的体系中,总体上想创新式不可能的,因为大面上已经给框定了,否则就会被毙掉。目前商科教育的反竞争、反市场的体制把各种资源垄断控制在少数学校少数专家的手中,市场的新进入者面临着既得利益者的裁判,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学术、教学资源高度垄断,缺乏行业竞争,商科教育同质化,社会供给不足。

  中国现在整个的MBA教育的质量下降。商科教育的市场在正常的竞争体系下,应该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特征是厂商数量比较多,但区别品质、区别性能、区别品牌、区别定价,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市场产品是具有多样性特点的。像西方的商学院要维持MBA的价格,一方面要把学院的综合排名提上去,同时要把商学院课程、项目的设计更多地与市场、企业结合,他们的细分市场既有高端又有低端,每一个商学院都会有自己细分的位置。

  但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竞争的限制,垄断竞争市场变成了寡头垄断市场。中国的商科教育实质上是把高端、低端砍掉,只剩下中端。这些学校的竞争压力就减小。寡头门根据他们的利益决定产出和市场价格,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显然厂商可以得到垄断利润(大陆的EMBA价格甚至比台湾的要高1/3),产品的差异受到限制,社会福利减少。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学费比较,其实又是一个脱节。

  我认为评价MBA教育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看培养出的学生毕业后的年薪是多少,这是唯一科学和准确地评价MBA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看有多少导师这样一套计划经济的做法。否则,这是与市场完全脱节的。

  “中国价值”应针对每一个普通人

  价值中国网:大家现在都很困惑,到底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价值”?

  牛华勇: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价值在于它给全球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这是目前全球如此需要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中国的产品,我想美国的物价会上升50%都有可能。

  至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这里会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很可能在自身的基础之上,中国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经济总量在未来几年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我认为未来中国价值不一定非要定位在对全球的贡献上,我觉得从中国政府和精英阶层来说,主要是怎样对中国穷人有所贡献。当我们学习怎样对待外人好的时候,首先要学习的是怎样对自己人好。否则是不会为外人尊重和认可的。当国内人民的生活安稳、社会矛盾小,这些内在的东西自然会逐渐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权。

  我觉得中国现在缺乏人文主义的精神。五四以后,中国更多的在讲“科学”,即“赛先生”,而且我认为有些过于科学主义和科学化的倾向,但是科学化是很容易走向功利的。我认为有些事情其实是不能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来判断的。中国现在的价值观有些过于实用主义,相比较而言,美国现在更注重回归传统,他们的家庭观念比中国人要重得多。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最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状态都不很稳定。因此,如果要探讨中国的价值的话,我认为这个价值应该是针对中国每一个普通人的。

  
   2008/3/21

 


人物介绍

牛华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工作经历:山东省乐陵市财政局人事秘书科:行政秘书/乐陵市财政局培训中心 讲师(兼)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教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教师 历任培训中心主任、项目开发与管理中心主任、院长助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
教育背景:1993年9月—1997年7月 山东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经济学学士
1998年9月—2001年3月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企业财务管理专业,经济学硕士
2003年9月---今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产业经济学专业 博士生 
参加科研项目及成果: 《科层、市场与经济效率》,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优秀论文奖,2004
 《国有企业经理:激励方式与特征》,第二作者,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优秀论文奖,2004
  评论《有序竞争和强力监管》,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4年
 《通货紧缩条件下企业财务政策浅析》,载《财会月刊》2000/6期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的问题与思考》,载《经营与管理》2000 /6期
 《我国新型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与发展》,载《时事报告》2000/7期
 《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给我们的启示》,同上
 《商誉估价问题初探》,载《国有资产管理》2000/9期
 《我国税收流失原因的制度分析》,载《涉外税务》2000/9期
 《税收法定主义应成为我国税收改革的指导原则》,载《南方经济》2000/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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