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幸福经济学

——价值中国专访幸福经济学学者刘正山

我会设定几个重点指标:以婚姻、恋爱、事业(与收入、地位相关)、休闲等。这其中又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人际关系指数等,主要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算。客观指标包括:财富分配离散度、支出结构、婚姻美满度、就业、生命价格和游戏规则的公正性等。按我的计划,主观指标只占10%,其他客观指标占90%,这就能保证幸福经济学的科学性。

  价值中国网:简要阐述一下 "幸福经济学"概念?

  刘正山:如果下一个定义,我认为,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对其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的选择(权衡)的学问。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子集,而不是心理学,或其他;既然把它划定为经济学的分支,就必须遵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分析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所有的幸福经济学理论都是由这个基本假设导出来。

  价值中国网:何时开始关注幸福经济学?出于什么目的从事幸福经济学研究?

  刘正山:1999年左右。当时我出于好奇写一篇追查"经济学"来龙去脉的文章。通过阅读熊比特《经济分析史》和色诺芬《经济论》,发现"经济"最早说的是"家政之术".其内涵是:一个单一的决策主体从各种各样的目标中选择一个指标,并向着这一目标有意识地将自己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手段(资源)进行分配。

  现代经济学显然偏离了这一目标,而且走得太远。现代的经济一词,是在国民经济这一宏观的层面上使用,超越了经济的最初意义上的"单一主体"、"单一尺度".一旦过渡到多个主体、多目标,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哈耶克(1976)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也曾建议经济学回归传统,但他的研究在于论证计划经济的不可行。

  我还比较了国内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包括为什么把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在我看来,当时国内一些专家可能是把概念拔高了,也就说用"经济学"来翻译economics不合适。"经济之学"在元代就有,指"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儒学的经世济民是不能用来指涉西方经济科学的。

  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人们对幸福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也比较注重"幸福"的研究,不过从马歇尔时期开始,主流经济学就不重视幸福了。

  综合考虑,我认为经济学应当回归源头,只研究单一决策主体的选择(权衡)问题。用通俗的话讲,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们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回归传统的经济学,应该有两个主要分支:(1)单个决策主体对于自己人生(包括爱情、家庭、人生道路、工作与休闲等等)的选择(权衡),即幸福经济学。(2)单个决策主体对于资源的选择(配置)。我发现,人的社会行动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知识图式,所以我建议这个分支将研究对象的构成性要素落在"认知盲区"上,这样更加接近"元"理论的视域。(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详见我的博士论文《认知盲区的消除、社会经济制度的生成与变迁》)

  我的出发点是回归经济学本源,试图做这方面的探索。

  另外我还看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黄有光和杭州商学院陈惠雄的成果,他们研究的是快乐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是快乐,而我追本溯源,认为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之一是幸福经济学。在我看来,"快乐"和"幸福"有所差别,快乐更侧重于主观感受,具有暂时性。或建立于幸福基础上,或是一种幸福的结果,或是幸福的表现形式之一。幸福翻译过来是Well-Being,快乐对应Happiness.现在的翻译有点不能达原意,很多研究者把幸福对应为Happiness,其实不科学。

  价值中国网:幸福经济学是否会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刘正山:会的,但它隶属于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为什么呢?我觉得原因在两方面:第一、主流经济学发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原本研究单一主体选择的学问,一旦过渡到多个主体、多目标,经济学就存在困境。例如,我曾对宏观经济学的核心GNP(或GDP)的内涵与核算做过分析。我发现,价格是一种关系,而不单纯是一种测度。将每个人的支出的价格相加得出的GNP(或GDP),只有货币数量上的意义,却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主观的估价尺度,相加起来是毫无意义的。比如说,我与你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是否能将我们两个的爱相加?显然荒唐。现代一些学者也日益认识到,经济学一旦扩展到多元主体,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要解决现代经济学困境,要求回归经济学的源头,这意味着幸福经济学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第二、国外早在十几年前就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幸福问题,包括测算指数。近两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在准备公布幸福指数,北京等城市已经公布了幸福指数。特别是中国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个人对和谐社会的最直接感知,幸福问题将作为核心问题受到关注。和谐社会首先要关注人类幸福问题,如果不幸福就不存在和谐,和谐社会的幸福指数研究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价值中国网:按你的分析,经济学本原是研究个体幸福,而物质所占权重并不高。

  刘正山:现在不少人做统计,以测量物质在个体幸福中所占权重,但实际上很难。我认为不能单单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来测算幸福,因为这其中陷阱很多。问卷调查和访谈得出的主观评分法,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主张设定几个重点指标:以婚姻、恋爱、事业(与收入、地位相关)、休闲等。这其中又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主观指标包括开心程度、个人外向指数、人际关系指数等,主要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测算。客观指标主要包括:(1)基尼系数(财富分配的离散度)。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总的幸福感就越低;(2)支出结构,使用休闲支出占比与食品支出占比(恩格尔系数)衡量。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越大,休闲占比越小;(3)婚姻美满度,用离婚率与家庭力程度来衡量;(4)就业,运用失业率等衡量;(5)生命的价格(即失去生命之后获得的补偿);(6)游戏规则的公正性,这个指标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委托其他变量来衡量。按我的计划,主观指标只占10%,客观指标占90%,如此相对客观,更接近事实,就能保证幸福指数的科学性。

  价值中国网:幸福经济学为什么最近几年火起来?效用和幸福概念有什么区别?

  刘正山:效用(utility)和幸福(well-being),这两个概念意思不同。效用(utility)近于快乐(happiness)。效用是幸福的结果或标志之一,但却不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幸福的研究,曾经火过。古希腊时,幸福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后来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追求天堂。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的出现,再次让幸福的研究火起来。边沁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这个观点对古典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如,西斯蒙第提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人的物质福利和幸福。但是,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尽管说,utility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水价值悖论",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

  我认为,这几年幸福经济学火起来,第一个因素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带来的必然结果;第二个因素,是心理学、社会学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献积累的结果。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幸福的重新认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开端于海外心理学家对幸福进行的实证研究。不过当时这些心理学家研究幸福,主要为了治疗心理疾病。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一个"主观幸福感"测评量表——牛津主观快乐感问卷(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是在Beck抑郁问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心理学研究文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开始跟进,极大地推动了幸福的研究。

  价值中国网:当前中国幸福经济学研究现状?

  刘正山:到目前为止,关于幸福的研究,主要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文献极少,只有一些单篇文章,没有形成体系性的成果。

  也许会有人反驳我,说行为经济学派对于幸福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我个人持保留看法。他们试图用"非理性"颠覆主流经济学。卡尼曼曾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花十元汽油费跑到几公里外买了一元手纸,说这就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第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预计到,不能说这是非理性行为;第二种可能是我预计到了,但我开车兜风带来的其他效用更高。卡尼曼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主流经济学家,这不过是对他们开创性研究的一种鼓励,实际上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

  当前包括行为经济学派在内,所研究的幸福经济学,恐怕应该称之为快乐经济学,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相关性统计,如:测量幸福和收入(或年龄)的相关性。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法陷阱很大。统计相关性,不够科学。例如统计分析收入与幸福的相关性,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分布、边际收入、收入的支出方向和结构等等方面,而这些因素对于幸福度的影响非常大。问卷测试或者调查测试,只能测算出当时的一部分的快乐感,而不能测算出幸福度。而且,一时的问卷测算,容易受到当事人调查当时情绪状况的影响,从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够科学。

  实践中,各种机构测算的幸福指数,都存在上述缺陷。例如,北京市统计局有关幸福指数的调查主要是运用心理学方法,从收入、工作、居住条件、人际关系、综合评价等五个方面衡量。这个所谓的幸福指数实际上是生活满意度指数(life satisfaction index),而且设定模糊,没有考虑到不同层次社会群体的情况。事实上,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因素在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同。幸福,与钱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成正比。对于穷人而言,给他100元钱,为他带来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富人。但是,当钱财约束不成问题的时候,譬如穷人变成富人之后,钱财在其幸福感中的影响权重大为降低,家庭、休闲等成了决定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有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幸福指数排在英美等国之前,我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测算指标设计有问题。因为目前大家使用的都是调查问卷法,而调查只能涉及一部分人,以局部推断全部,必然存在误差;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低,中国人增加一元和美国人增加了一元所带来的幸福感,肯定是中国的高;第三种可能是数据造假。

  价值中国网:"幸福经济学"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大众认识世界的方式?

  刘正山:我认为,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会让社会重视个体的幸福感。以前我们社会发展不关注个体幸福,首先关注的是集体,以"大河有水小河满"为主流。幸福经济学观念传播后,大家会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因为小河是大河的源头,小河没水,大河不可能满,这会对个体幸福感的重视起很大作用。

  幸福经济学还会告诉人们,金钱绝不是万能的,收入只在幸福提升中占一定比例,而家庭、休闲、知识修养等对幸福影响很大。幸福的人生,是多元的最大化。如果仅仅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只包括金钱状态的收入的一元函数,为了使收入增加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人生并不是真幸福。只有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包括爱情、婚姻、事业、休闲等等在内的多元函数,每项选择的增量都相若,你的总预期幸福度才最大。

  从社会总体角度看,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会推动社会发展观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经济建设获得了较大成就,这是积极的一面。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如果温饱都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去偷盗,就不会顾及廉耻。只有老百姓的生存、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幸福。保障拥有一定程度的收入,是人们是否幸福的底线。不过,现在,我们不能忽略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公正问题。如果别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暴力,而辛苦工作的人反而挣扎在底层,这样就会出现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的幸福程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幸福经济学观念的传播,将提醒执政者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国民幸福为核心",要关注社会的"正义",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程度幸福".

  「记者:洪丽萍」
   2006/11/27

 


人物介绍

1974年生于陕西。博士。先后任搜狐财经频道主编、中国土地杂志执行主编。《经济学季刊》匿名审稿人。房地产策划师国家职业标准终审专家。新浪、搜狐、博客中国、价值中国、天涯等网站专栏作家,《国际金融报》、《中国经济周刊》、《网络报》、《中国国土资源报》等报刊专栏作家。出版《经济学林论剑》(文集)、《幸福经济学》(文集)、《房地产投资分析》等6本书。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中国社会报》、《江南时报》等称为“幸福经济学的提出者”,天涯网称为“平民的经济学家”。《房地产投资分析》、《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等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教材。一些论文获国家计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辽宁省社科联、国土资源部等单位的奖励。关于西部大开发、国有企业改革、土地管理、矿难治理等观点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重视。 




更多行业人物专访
京ICP证041343号 京ICP备12005815号-2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378号
Copyright 2004-2018 版权所有 价值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