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价值中国专题：《别拿七零派说事儿--我们生于七十年代》
价值中国网：七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已经是过去了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大多七十年代生人已经成为了社会中坚，对于那个年代的事情也许是没有传承性的，但是生长在那个年代，出生于那个年代，本身就赋予了自身一个有发言权的位置，并且有了那个年代的人生底蕴。您怎么看这种人生底蕴？
旷晨：七十年代生人在当今的中国，是承前启后的一个特殊群体。
这代人见证了国家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见证了共和国从动乱、贫困逐步走向安定繁荣的巨大变革。这代人并不像六十年代人那样总是沉浸在怀旧的哀伤里，也不像八十年代生人那样沉湎于物质享受。七十年代生人对上山下乡、文革动乱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反思和总结，对新新人类的新生活也并不排斥，甚至会不遗余力地去尝试与体验。我们一方面可以享受“一夜情”带来的欢愉，一方面骨子里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一方面充分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一方面时不时要愤青一下，时不时要愤世嫉俗一番。
可以这么说，大家一起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六十年代生人是一步三回头，八十、九十年代生人则是勇往直前，永不回头，只有我们这代人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累了就转过头往回望。
我们接受的是讲理想的教育，却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时代，始终挣扎在理想与物欲之间。我们骨子里其实都是很传统的，只是学校所受的教育和毕业后所处的社会处境有些割裂，迫使我们去反省过去教育中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也迫使我们对一切信仰与权威充满了怀疑和蔑视。我们厌倦被人指手划脚，厌倦高高在上的英雄人物。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真实、更真诚，是我们这代人的神圣使命。“假大空”的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去打破，那些一举手就是方向、一开口就是思想的各级领导需要我们去扒掉他们身上的画皮。而随着商品社会的喧嚣与浮躁逐渐沉淀，关于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至于更早前的文革动乱，都需要我们去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价值中国网：你给湖南卫视做系列记录片的文案拟题为《告别的时代：1978-2008》。在梳理这三十年的时候， 怎么从文化的角度展示问题？
旷晨：遗憾的是这个纪录片的策划文案最终没有被通过。我是从社会文化方面来梳理这三十年的，没有主旋律的基调。
这三十年来，经济方面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而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则是有喜有忧。
文学由精英艺术变成了大众狂欢，这种从神坛走向民间的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不能永远高高在上，应该剥离掉本不属于它的沉重，应该回归本位和自然，成为普通的大众消费品。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文学的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与商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浅阅读”、“读图时代”、“快餐文化”……真正的文化被无情地湮没，只留下了一堆堆文化泡沫，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尽管如此，我个人对文学前景仍然抱有乐观态度，因为网络出版的便利性以及文学的多元化，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自由、开放、广阔的文学图景。而且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也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大背景。
电影方面，从黄土地开始走向了世界，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我们看不到几部真正反映大时代的大制作，大多数的影片都只是在古代和魔幻之间游走，以当今中国为时代背景的重量级作品严重缺失，这应该是中国电影在艺术上的重要失败。
电视方面，依然没有走出固有的体制框架，一大群没有个性的电视台整天唱着同一首歌，报道着同样的新闻内容，这是电视资源的重大浪费。只有凤凰卫视与湖南卫视算是比较成功的，它们有了一点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对湖南卫视如何的非议，但它毕竟剥离了沉重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逐步走向大众，并慢慢玩出了它自己的个性。
三十年来，京剧、相声等传统艺术基本上是走向了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娱乐形式的增多，一方面则是传统艺术本身不能与时俱进，再有就是缺乏资金扶持，自我创新以及后继人才的培养受阻。值得深思的是，相声在1980年代一度很受欢迎，相声作品中对社会的反思以及对各种不良现象的鞭挞，使得老百姓听起来既好笑又过瘾。但到了后来，相声慢慢就沦落成歌功颂德的工具了，老百姓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将它抛弃。
我觉得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之后，经济繁荣了，应该反哺一下文化，扶持一下文化产业，毕竟一个经济强大、文化衰败的社会不应该是我们改革的结果之一。
价值中国网：你出版的年代系列丛书，是一个见证和表现，几乎囊括了所有关于年代的文化系列的东西。请谈谈它的酝酿过程、最初构想、联络以及最终的出版。
旷晨：关于《年代怀旧系列丛书》，我在2000年左右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因为那时我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人习惯了慢腾腾的生活状态，突然一下子社会变得瞬息万变、日新月益，很多人很不适应，都会忍不住回头望。
我也是一个很念旧的人，喜欢懒散的生活，怀念小时候摇着蒲扇乘凉赏月时那种悠然自得的心境，怀念骑在牛背上缓缓走向炊烟袅袅的村庄时那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我那时在网络或杂志上看到过一些怀旧性的文字，但这些文字是零散的，我觉得要是有个完整的东西就好了。首先介绍时代大背景，然后分别从文学、电影、电视、记忆碎片等诸方面来阐述一个时代，让大家能清晰地看到过去的那些岁月，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后来就着手开始写了。
其实，这套书的内容是割裂的，很多中老年的读者会偏爱前面的“岁月再现”，即大小历史事件的历年回放。而“七零后”或是“八零后”的读者大都偏爱后面的文化记忆和生活碎片部分。
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套书的最初想法与框架是非常好的，只是由于当时我年龄、阅历、知识以及资料方面的欠缺，并没有很完整地表达出我最初的意图，文字也显得很稚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套书最初联络到的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审稿时间很漫长，有将近一两年的时间，图书出版之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江淳受到了一些压力，系列丛书后来就辗转到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并最终惹出了被禁的风波。
价值中国网：书出版后被禁了哪些？给你的最鲜明的感受是什么？
旷晨：其实当时这套丛书中被禁的只有《我们的1960年代》，可能是牵涉到一些敏感区域，出版社没有上报审批，违了规。
是一个在南方教书的大学老师告诉我《南华早报》上有我的名字，我才知道了图书被禁的事情，这位老师是看我好久没上网了，以为我因为书被禁而很生气或是遭到了审查。其实我那时还蒙在鼓里，直到后来出版社要我提供身份资料和个人履历，说是要查，我这才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我当时觉得很滑稽，因为丛书编撰过程中所参考的资料都是历年出版过的，而且图书的编审过程中已经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删减，一些敏感时段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可以说书面世时完全是“冰清玉洁”的面目。当时令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时代在倒退。因为过去能出版的东西，现在居然还会遭到禁止，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我觉得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其实，如果对“文革”这场浩劫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很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但我们对待过去的错误，总是一味地遮掩，一味地忘却，缺乏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这样一来，很难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
确实，稳定压倒一切，但有关部门面对百姓的积怨和压抑的精神困扰，不是采取有效的疏导，而是一味粗暴地予以围追堵截，这不亚于一场新的“文革”，而由此带来的不稳定也会像洪水一样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脆弱的堤坝。
价值中国网：你拍了多少纪录片？
旷晨：很遗憾，我还没有拍过一部纪录片，但我一直有一种纪录片情结。
想拍纪录片最初的冲动源于纪录片《最后的马帮》。其中有一个镜头是马帮在皑皑白雪的山谷间前行，万籁俱寂，只听得到人与马匹剧烈的喘息，以及人和马踏到雪地里发出的沙沙声。没有解说词，也没有任何背景音乐，但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
我一直把记录当成自己的使命，纵向地记录历史，横向地记录身边的俗世百态。笔和镜头是两种不同的记录工具，二者的叙事方式各有优劣。相比而言，镜头语言的记录比较客观，文字的记录则主观性很强，更加彰显个性。
2005年，我在贵州黔东南地区办电脑学校的时候，曾经想拍一个大山里的孩子，他是一个县政协主席的儿子，有很多梦想，听说我不久后就要去北京，硬是要录拍一盒他唱歌的带子，要我亲手交给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栏目组。我当时就特别想拍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记录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名字就叫《大山里想飞的少年》，只是当时人力、财力、能力都不够，所以没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曾经和朋友一起去拍过长沙桥底下的露天理发师，但最终因为摄像机出了故障而不了了之。
拍纪录片也许是我以后要走的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更优雅的生活姿态。
价值中国网：“信仰”，“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人民服务”，这些词代表着什么？或者说象征了什么？
旷晨：如果问这些词代表着什么？象征了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看到它们之后，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就好像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一些老朋友。
这些词汇和我柜子里尘封的黄布挎包、手抄歌本以及明星贴画一样，只是代表了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岁月。如同一些老歌，承载着一些曾经的记忆，只要歌声重新响起，往事便会历历在目。这些词汇也一样，记录着我们当年的生活。再次见到它们，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理想满满的光辉岁月。
价值中国网：现在很多青少年会感到茫然，孤单感也越来越强。随着贫富等等的差距的拉大，这种情况越来也强烈。你有这种感觉吗？你的少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旷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大都个性很独立，但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多被大人们所设计。正如他们所玩的游戏一样，无论游戏机还是电脑游戏，都是成年人设计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真正内心自发的游戏。我们小时候的游戏往往是就地取材，一团泥巴、一根木棍、一条绳子、几粒小石子，都可以被我们发挥想象，成为游戏的道具。那时的游戏是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玩乐，而现在的孩子，游戏多是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自娱自乐，难免会产生封闭的心态和强烈的孤独感。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天放学之后，无论是放牛、打猪草，还是做游戏，都是与伙伴们在一起，很少会有孤独的感觉。那时即使看电视也都是成群结队，因为电视机少，常常要去别人家里看，一群人围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感觉很好，可以边看边讨论，大家一起惊呼，一起叹息，或一起开怀大笑。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了，即使农村里的小孩子一到家也是各自闷在家里独自看节目，城里的孩子则常常化身为一个个孤独的ID在网络里漫无边际地游走。
商品经济时代，富有便是成功者的标志，炫富的心态也开始蔓延到了如今的校园，这势必会让那些弱势或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产生自卑感，进而引起他们对富家子弟的仇视以及对社会不公的诸多困惑，孩子们会因此相互排斥而彼此孤立，更加重他们的孤独感。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集体活动，应该更多地组织他们一起游戏和玩乐，让他们学会平等相处，懂得彼此分享和共同协作。
这些天长沙限电，小区里停电的晚上，看到很多小孩子在一起互相追逐玩耍，大人们则摇着扇子坐在楼下乘凉、拉家常，我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熟悉的场景。人与人之间正需要这种目光的交汇、话语的交流、肢体间的触碰，才能感受到彼此的温情和友爱。彼此隔绝只会使这个社会人情味越来越淡，孩子们会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孤单。
价值中国网：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甚至九十年代人，这样的一种划分实际上是有一个文化背景在里面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人们对文化的认同更倾向强势。比如九十年代生的孩子，看美国大片可能会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待不同年代人在文化认同上的不同？
旷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社会的变迁，我觉得这些年来两个最大的时代主题就是告别与分化。告别是显而易见的，从社会制度到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告别无处不在。群体的分化有不同的原因，地区差异、贫富差距、职业以及年龄代际方面的差异，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而你说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引起的分化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七十年代生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讲求的是集体观，团结互助，劳动最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生人则身处个性化的时代，他们接受的西方价值观居多，又常常被大人们教唆要如何如何防范他人，讲求的是个人主义：我的地盘我做主。
比较而言，七十年代生人从曾经缺衣少食的集体年代里一路走过来，虽然已经摆脱了物资匮乏的困扰，但这种经历使他们养成了从众、节俭与奋斗的个性。当然，七十年代生人在前行的路上也总是瞻前顾后，而且在消费方面、理财方面也显得过于保守，缺少冒险精神。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生人则完全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身上没有太多政治和历史上的负累，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基本上和国际接轨，他们的视野更开阔，更懂得享受物质生活，眼睛总是向前看，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
我觉得阶层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毕竟偌大一个中国，改革进程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同步前行，社会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尤其是随着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我们每一个在多元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多元化的印记。这种多元化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并不可怕，毕竟我们已经彻底告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靠一个脑袋思想的时代。
如何面对不同群体在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我觉得首先彼此需要一种宽容的兼容并蓄的心态，不能相互鄙薄。再有就是我们一定要重建一个公共的文化传统以及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说要有一片公共的土壤，在共同的文化根基上来维系不同的个体，让他们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有了这片公共的土壤，又不限制每个人的个性，大家和谐共存，社会才不会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
价值中国网：既然说到七十年代，就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他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您觉得改革开放对个人的影响怎么体现出来？
旷晨：我觉得改革开放对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分为肉体解放和思想解放。
在农村，集体化的年代里，村里的工匠出去干活，劳动所得都归生产队所有，只是在生产队计工分，所以那时手艺人即使有本事也挣不到属于自己的钱，因为他是属于集体的，不属于他自己。在城市，每一个个体都被牢牢束缚在工厂或各个单位里，即使结婚也要向组织打报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人身自由。改革开放不仅把农民从集体里解散开来，还可以让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迁徙，农民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城市的居民也慢慢与单位只是维系了工资待遇关系，工作之外便互不相干，人身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所以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对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松绑的过程。
思想的解放也是有目共睹，个人崇拜的年代里，每个人的思想都被捆绑在了一起，只允许有一种思想。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但可以自由地独立思考，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至少在私人领域中的一些过激言论不会再害怕被人检举而遭到批斗了。当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价值中国网：1992年后计划体制社会向市场社会的快速、激烈转型，对你们这个时期有什么影响？
旷晨：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他们在观念上既有六十年代的遗留也有八十年代人的新潮，在他们身上特别地具有传统计划社会和现代市场社会的碰撞。
社会的剧烈转型，感觉就像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艘大船上缓缓前行，却突然间被驱散并赶下船来，每个人被迫驾驶着一叶叶小舟，在大海里拼命划行，却茫茫然找不到方向。对我们这代人最主要的感受还是理想主义的幻灭，内心里面曾经构筑起来的价值体系瞬间坍塌，令人很失落。但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残酷的现实，不像我们的前辈们，固守着曾经的伤痕整天悲悲戚戚，也不像80后或是90后，在市场经济构筑起来的物欲世界里纸醉金迷，我们这代人一方面被物质生活深深迷醉，一方面又经受着来自精神方面的困扰，套一句流行语就是：痛并快乐着。
特殊的成长历程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愤世嫉俗，我们关心政治，但同时又痛恨政治。举个例子，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我们的父辈一代总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个节目一成不变的风格是他们过去生活的延续。而80后一代基本上是不会看这档节目的，只有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生人则是既不痴迷，也不排斥，偶尔看看，也会带有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理想主义的幻灭、价值体系的崩坍，使得我们这代人的骨子里充满了怀疑和反思。我们崇尚真实，渴望真诚，不相信自以为是的权威，鄙夷不切实际的崇高，反对一切虚幻的政治口号和“假大空”的话语体系。
价值中国网：现代社会的物欲横行、商品拜物风气严重，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该如何“生活”？或者说是生活还是生存？
旷晨：你提到生活和生存，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都只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因为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姿态，但我现在所看到的人往往不是为了生存而拼命苦干，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而焦头烂额。无论是权贵富豪还是平民百姓，大家都被金钱这根魔棒搅得团团转，觉得钱怎么挣都不够化，挣钱和生存成了很多人活着的唯一使命。
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虽然不像六十年代生人那样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很多人还是有过“缺吃少穿”的切身体验。面对今天的生活，我觉得应该抱有一种知足的心态。生存的问题一旦解决之后，我们还是要多化点心思去想一想如何来享受生活。
我有个朋友，湖南卫视原来《新青年》栏目的编导丰哥，也是“七十年代生人”，很有理想的小伙子，他化了很多钱去买摄影装备，工作之余便去大街小巷拍摄长沙的俗世百态，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我觉得抛却了功利的心态，有这样一份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生活会显得更加有滋有味、多姿多彩。
我和丰哥认识之初一起聊到了纪录片，谈得很投机，彼此都说只要挣够了钱就一定会扛着摄像机去玩纪录片。我们就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在优雅的生活和无奈的生存之间不断地徘徊。
七十年代生人曾经是很有理想的一代人，只不过现实的碰撞磨砺掉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和锐气，但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追逐自己曾经的梦想。
